点校本《宋会要辑稿》甫问世，即有学术界朋友问：此书号称极难整理，你们是怎么做的？这里就说说校勘中的一些问题。

　　除了一般文字的校勘，我们特别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即：年月日之纠正，非《会要》文之鉴别，错简之移正，行款之改正。

　　第一，年月日之纠正

　　历史数据最重要的是必须准确，而其中的第一要素就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时间错了，史料的准确性就失去了前提。《宋会要辑稿》在辑录、转抄的过程中，年月日的错乱极其严重，因而我们将纠正年月日的错误作为校勘的重点之一，尽可能逐条核对斟酌，错者改之。约计全书共改正年月日的错误（含连带的错误）二千八百余条（处）。

　　此类年月日之误，究其造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及徐松手下书吏抄写之误。这类字误有时只牵涉一条，有时则可能连累以下多条。例如食货六一之一二四淳熙“二年三月四日”条，“二”讹为“七”，于是以下七条都由淳熙二年误成了淳熙七年。但此类单纯为书吏抄写之误者，其年代次序未乱。又有因书吏之字误而被《大典》编者移至他处以致错乱者。如职官一七之三三有绍圣事六条，因“绍圣”讹作“绍兴”，《大典》遂编入绍兴间。

　　二是《大典》在将《会要》条文纳入《大典》各字韵的过程中由于年号或年月脱漏而误编。从《辑稿》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典》编者如果是将《宋会要》整门、整块地辑录，则年代的错误很少。但因《大典》是按字韵编，《会要》是按事类编，二者的门目不完全一致，因而《大典》编者往往将《会要》某门中的某一或某些条文剪下插入《大典》另一门；或将《会要》之文打散，剪下来重编；或对《会要》之条文有所删节。在此类情况下就很容易出错。因为《宋会要》之记时系按照通行体例，假设首条为“熙宁三年四月七日”，下条若也为熙宁，则省去“熙宁”二字；若下条也为熙宁三年，则省去“熙宁三年”四字；若下条也为熙宁三年四月，则更省去“熙宁三年四月”六字。而《大典》编者令书吏剪下此类条文之后，忘了将剪下的条文补上原有的年号、年份、月份；当编者将此种条文插入他处时，因为不知年号与年月，又没有经过考证，便想当然地胡乱插入某处；而前面的条文并不是熙宁、或不是熙宁三年、或不是熙宁三年四月，那么这些插入的条文的年月日便错了，而后面的条文也很可能跟着错了。

　　在《辑稿》中此类例子极多，兹举数例：《辑稿》职官六四之三七柳植降官条，据《长编》卷一四八，乃庆历四年三月事，而《大典》误编入景祐四年三月。这显然是此条剪下时脱去了“庆历”年号，编者误以为景祐。

　　与此类似，《大典》编者有时对《宋会要》之条文有所删节，或将其中一些条文移至他处，删后、移后所存之文，其年号、年月承接上文，而编者未即补上，也会造成年月之脱误。如食货六二“诸州仓库”门，其淳熙以前之部分乃删节食货五四同一门之文而成。其中食货六二之五六“仁宗天圣二年九月”条后删去三条，其末条为天圣七年七月，下一条为“九月”，即天圣七年九月；而编者未在“九月”前补上“七年”二字，以致承前成了天圣二年九月，年份大错。

　　三是因行款之误而致年月错乱。主要是分条之误。由此而造成的年月混乱在《辑稿》中很多，我们在下文还要专门讨论，这里不赘述。

　　四是因错简而致年月错乱。例如职官六四之四八至五〇共四百余字错简，造成其中三条本为庆历四年，而误为庆历五年；食货四一之三至四一之九约二千七百余字错简，造成乾道之二十一条误为淳熙。

　　五是因整理者删去年号、年份而造成错乱。广雅书局与嘉业堂整理者在将徐松原稿打乱按年代顺序重编时，因其前已有某年号或年份，遂将原稿后面条文相同之年号或年份删去，因而造成年代错乱。如刑法二之一五三“（绍兴）二十六年二月二日”条，原稿本有“二十六年”四字，被整理者圈除，以致不但此条承前误为二十五年，以下十条本为二十六年事，亦连带全误为二十五年。

　　《辑稿》一书中的年月错误，情况非常复杂。本书除了改正所见到的错误而外，也尽可能在校记中分析其致误的原因。

　　第二，非《会要》文之鉴别

　　在《辑稿》中有很多非《宋会要》之文，其中除少数《大典》已标出书名，为徐松手下书吏误抄外，其余大多数标为《宋会要》而实非《宋会要》或疑非《宋会要》之文，或者未标明出自何书而亦非《宋会要》之文。此类文字据我们现在已经考知者约有六百余处，主要是抄自《玉海》、《宋史》、《文献通考》、《群书考索》、《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尤以《玉海》最多。有的是整门（目）都不是出自《会要》，如礼一七之四“时飨”门二万余字都是抄自《文献通考》，舆服六之一四“鼎”目十一条乃是抄自《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仪制一〇之一〇“勋臣封赠”门二十人的小传全是节录《宋史》列传；但更多的、也更难辨别的是在《宋会要》的条文中夹杂他书之文。

　　我们此次校点，花了很多精力用在鉴别此类非《会要》之文上面。鉴别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看纪日是用数字还是用干支。中国古代的史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干支纪日，宋代也不例外。即今所知纪录宋代史料的主要史书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太宗皇帝实录》、《东都事略》、《两朝编年纲目》、《宋史全文》等等无不如此。用数字纪日的则只有《靖康要录》、《南宋馆阁录》等寥寥数种。《宋会要》继承了《唐会要》的体例，也是用数字纪日，这一点从《宋会要辑稿》和《宋会要辑稿补编》可以清楚地看到。

　　也许有人会举出反证说，《玉海》引《宋会要》也有用干支纪日的。的确如此。根据我们的统计，《玉海》共引用《宋会要》一百五十七处。其中用数字纪日者三十八处，用数字加干支纪日者十处，纯用干支纪日者十一处，无日份者九十八处。就是说，共有二十一处用干支纪日。但经查证，都有其原因。试以纯用干支的十一处来进行分析，除二处为今《辑稿》及《补编》所无、无从核对之外，其中四处，今《辑稿》中之同条只有月而无日，显然其干支为《玉海》所添。例如《玉海》卷八引《会要》：“景德二年八月丙戌，诏（刘）承珪所定权衡法附《编敕》而不颁下。”《辑稿》食货四一之三〇、食货六九之四皆有此条，并无“丙戌”二字。另外五处，今《辑稿》之同条乃是用数字纪日，显然是《玉海》引用时改数字为干支。例如《玉海》卷二八：“（天禧）五年二月戊戌，（天章）阁成。”注引《会要》：“二月毕功，癸酉上梁，临幸。”《辑稿》此条作“（二月）二十八日”，《玉海》改“二十八日”为“癸酉”。这就说明，《玉海》中引《会要》有用干支纪日者，乃是王应麟所添所改，并非《会要》原本如此。《玉海》引《唐会要》，也有类似例子。

　　不可否认，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宋会要》确有参用干支纪日者，例如《辑稿》运历二“节候”门记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历年之节候，孝、光二朝都仍以数字纪日，独宁宗朝则改以数字加干支。如云“绍熙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甲寅，其日秋分”之类。瑞异二之一九记宁宗朝雷震之异，其纪日亦如是。盖太史所记如此，《宁宗会要》照录档案，李心传抄录《宁宗会要》，亦保留原文，未加统一。此属特例，并不能否定《宋会要》以数字纪日之体例。

　　而这一特点就成了鉴别是不是《宋会要》文的一个最重要也最明显的标志，凡遇用干支纪日者，即可初步判断这些条文可疑，再根据其他方面进行分析，就可以确定此类条文是否《大典》抄自他书或增添干支。

　　《辑稿》中凡以干支纪日之条文都应作如是观。我们使用这条标准去核对了《辑稿》中所有以干支纪日之条文，结果除极少数条文之外，都找到了其抄录的来源。

　　二是看记事的体裁与风格。《宋会要》之一般记事系按时间顺序逐条叙事，大体太祖至英宗多只记至年、月而无日份，神宗以后则除了极少数条文，均记至日份。又，除各门之序文而外，一般不采用综合叙述与论说。掌握了这一体裁，就可以鉴别出许多非《会要》之文。例如舆服四之九“大中祥符二年”句至舆服四之一〇“淳熙二年”条一千五百余字夹杂于《宋会要》条文之中，其记事只记年份而无月日，这就与《会要》之体例完全不同，经查，实抄自《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文献通考》之叙事也同于《宋史》，只记年、月，极少记日，《辑稿》中所抄《通考》，也可以此甄别。

　　三是看所记之时代与地域。《永乐大典》所录《宋会要》，其记事起太祖建隆，止宁宗嘉定，《辑稿》中有所记之事在宋以前者，更有记理宗以下三朝事约四十条，甚至有记元朝人与事者，除因涉及宁宗而事在理宗朝的个别条文外，皆非《宋会要》之文。又有所记地域不在宋朝版图之内者，亦非《宋会要》之文。此类条文，绝大多数都能找到其所抄的出处。

　　四是看抄录他书之其他痕迹。用以上三条鉴别标准，有时还不能断定抄自他书，还须寻找其抄书的其他疑点。如：某条之文字全同于某书，而又不可能是该书抄袭《宋会要》；某条之文字同于某书，而反与本书他处所录《会要》记载同一事之条文不同；不但一般文字同于某书，误字误文也照抄某书；不但照抄某书记事之文，而且照抄该书著者之注文（如《长编》李焘注、《玉海》王应麟注之类）或该书著者之评论；不止一条同于某书，而是多条之文字与次序皆同于某书；误读某书，因而抄录不当；节抄某书，而又节略不当，文义不明，或致错误；文字同于某书，而与前后之条文重复，或插入不当，次序不合；等等。如有以上种种疑点，则更有助于判断此类条文非《会要》之文，而是抄自他书。此类疑点在《辑稿》中都有对应的例证，这里只举一例：礼一九之一八至二〇“黄帝坛”、“先农坛”、“先蚕坛”、“四望坛”四目之文，《辑稿》皆标《宋会要》，但其实是抄自《玉海》卷一〇一，而非《会要》之文。其一，其文除一二误字外，全同于《玉海》，甚至错误之字亦同。其二，文中之记日，或用干支，或用数字，与《会要》之纪日纯用数字不同。其三，此四目所记之事，大部分在今《辑稿》与《补编》中尚有记述同一事之条文，而其文字与此处之文字大异。如“先农坛”之前三段以数字纪日者，《补编》中也有，但文字远为详备，盖《玉海》节录《会要》；其后二段以干支纪日者，《补编》均以数字纪日，文字亦不同，则是《玉海》抄自他书。“四望坛”一段，本书礼二一之一“四镇”门亦辑录有《宋会要》记载同一事之文，虽有脱漏，但所存大段文字与此处不同。凡此皆可证明，此四坛之文乃抄自《玉海》，而误题为《宋会要》。

　　第三，错简之移正

　　在中国现存的古籍中，恐怕没有一部书的错简像《宋会要辑稿》那样严重。迄今我们发现并移正的已有五十九处，少者十余字，多者三千余字，总字数达三万余字。

　　究其错简之原因，有无心之错简，也有人为之错简。细言之：

　　一是《大典》所据底本之误。如食货六五之八七与食货六六之八〇两处复文之错简情况完全相同，这应当是其底本已如此，而不是《大典》所造成。但仅见此一例。

　　二是《大典》编者之误。如崇儒三之二二“八年赴学事司类试”以下约一千五百余字本是崇儒三之二〇政和五年“八月二十日”条之一部分，盖《大典》编者见有“八年”字，误以为以下为政和八年事，遂将此块割移于崇儒三之二一政和“八年十月七日”条后，造成人为错简。

　　三是《大典》或辑稿抄者之误。如今存《永乐大典》卷二六〇七“御史台”门引《中兴会要》、《续国朝会要》“御史台”之文后，别有“三京留司御史台”一子目，其下录《国朝会要》一段、《续国朝会要》一段及其他文字。辑稿误将《国朝会要》一段与其上“御史台”文连抄，而将《续国朝会要》及以下之文另页抄录。此为不明上下文之分合而误。但更多的则是因书叶或纸条次序错乱而误抄，这也是错简之中数量最多者，此不具举。

　　四是后来整理者之误。如蕃夷五之六八至蕃夷五之一〇四“南蛮”门，此门之文原在《大典》卷四二二九、四二三〇、四二三一“蛮”字韵“南蛮传”目，《大典》之编序本不误，而嘉业堂整理者误将卷四二三一之文（其中《宋会要》所载为宁宗嘉定事）置于前，卷四二二九、四二三〇之文（其中《宋会要》所载为太祖开宝至宁宗嘉泰事）反在后，今嘉业堂誊清本即如此。其后北平图书馆影印《宋会要辑稿》，亦沿袭其误。

　　五是剪贴之误。整理者将某一片原稿剪下，本欲插于某处，但后来被打乱，或签条脱落，影印者遂胡乱置于另一处，如职官六之六四是。也有原稿某门之末叶余少量文字，整理者误将其贴于另一处，如乐八之八是。六是装订之误。北平图书馆影印本装订时前后两页互倒，如食货四之二三与二四、食货六六之三四与三五即是。

　　第四，行款之改正

　　此书中行款之错误比比皆是，有《大典》本身之误，有徐松手下抄书者之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条之不当，正文注文之互混，标题之混乱。关于后者，这里不再细说，只说前两者，因为其影响最大。

　　先说分条之不当。徐松原稿沿袭《大典》，于《会要》记事分条之处，一般空一字，但又时时不空，有不当分条处而却分条，有当分条处而不分条，异常混乱。从表面看来，文字并无讹误，似乎并不影响文意；而实际上，它常常会造成文意不清，甚至文意改变。就中危害最甚者乃是带来年代错乱，其恶果远大于一般的文字讹误。因为如上所说，《宋会要》之记事，按年号与年月日次序编排，次条之年号、年月日即承接上条开头的年号、年月日。但史家在叙述一事之时，往往连带追述前事或续叙后事。在此种情况下，同一条中就会有多个年号或年月日，或者说，除主条之外还有一个或多个小条。而下一主条之年号、年月日并非承接此条之最后一个小条的年号、年月日，而是仍然承接此条中主条的年号、年月日。如果不当分条而却分条，即将小条误立为主条，则极有可能造成下条甚至以下多条年代之错误与年月次序之舛乱。反之，当分条而不分条，即将主条误作上条之小条，也会造成年代错乱。读者在读《辑稿》时，经常会因为年月先后颠倒而疑惑，实际上这当中不少是由于分条不当所造成，并非文字或编次有误。

　　不当分条而分条。例如兵一二之一八政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条之后有“宣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事，原稿另作一条，则似从此条起以下九条皆记宣和事；实则“宣和元年”云云乃是接上文续叙后事，并非另一条，下条“十二月十日”起仍为政和事。

　　当分条而不分条。例如食货四九之三开宝“五年八月六日”条中有“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二月”、“四年九月”三小条乃连叙后事，本是一条，原稿连书，是也；但其后之“十一月”条乃承上条之主条为开宝五年之十一月，应当分条，而原稿亦误连书，遂成太平兴国四年之十一月。

　　此类分条错乱造成年代错乱的例子在《辑稿》中不胜枚举。其后嘉业堂本不但沿袭原稿之错误，而且原稿本不误者又随意分合，大体上是凡见年月日即另分为一条，以致错乱更甚。我们此次校点，吸取其教训，尽力逐条考究斟酌，务求分条正确。

　　次说正文注文之互混。这在《辑稿》中也是数以百计。其结果一是造成文意改变，二是引起年月错乱，三是使他书之文变成《会要》之文，《会要》之文变成他书之文。例如：食货二六之二八载盐官推赏条格：“今将广、惠、潮、南恩、郁林、廉州盐仓递年支发过钞盐数目……参照立定下项：一万硕以上至五万硕仓减半年磨勘；惠州盐仓、南恩州盐仓、潮州盐仓。五万硕以上至十万硕仓减一年磨勘；郁林州都盐仓、廉州石康仓。一十万硕以上仓减一年半磨勘。”上段文中之小字原稿均误作正文大字，则当属下读，这一来必致文意大变，似乎广州钞盐数反少于惠州等五仓。

　　（《宋会要辑稿》（全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定价：32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