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文系为每位荣休的博导出版纪念文集，徐志啸的《楚辞研究与中外比较》即是其中之一。文集中收录的三十三篇文章（附录中另有九篇其他人的评说文章）可以看成是他治学生涯的回顾与总结。他的研究生涯始于古典文学，之后跨越到比较文学，最后再到古典与比较相结合的研究领域，换言之，他是从点到线，再到面，由此织就了一张独具个人特色的学术之网。

　　这部荣休文集的“楚辞研究编”从多个角度对楚辞和屈原进行了深入辨析。这些文章显示了徐志啸楚辞研究的一些特点：一是注重史料，决不断章取义，尽力做到引证资料“全而不散”；二是注重从历史文化背景与屈原及楚辞的相互关系方面进行分析。

　　徐志啸本科是历史系，因此史学研究中特别注重史料的特点，在徐志啸的研究中体现的很突出。文集中，翔实的资料，广博的援引随处可见。且不说必须依托众多文献资料才能成文的《现代楚辞研究八大家论著述评》，仅《论楚骚诗学》一文中，为了阐述清楚以屈原和宋玉为代表的楚国诗人所创立的诗学理论，徐志啸就前后旁征博引了14部文学与史学著作及篇章。这种做法不是为了卖弄学问，就像钱钟书先生一样，引用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给作者自己的论述提供有权威性的支持，或者提供对话或者争辩、批评的对象。”然而，文献资料引述太多容易使文章变得散乱，徐志啸却避免了这一问题，他总能抓住评论对象的主要特点展开论述。如《论明代诗话〈诗薮〉之品评楚骚》一文，虽然《诗薮》内容庞杂，涉及了明以前历代诗歌的作品，但徐志啸紧紧抓住作者胡应麟的著作主旨—“体以代变”、“格以代降”、“以古为尚”来分析胡应麟对楚骚的评价，令观点突出明确，行文紧凑清楚。

　　立足历史文化背景研究楚辞和屈原是另一个显著特点。楚辞中涉及的历史概念和诗学意象很多，只有结合时代背景和作者自身的经历，才能更好揣摩出作者的创作本意。如“香草”、“美人”等意象，如果不结合屈原自身的经历，则会很难看出是屈原的自喻。反过来，借由这些作品又可反观历史文化，今人对致歉声明古代社会的了解和描绘主要就是通过史料和文学作品的诠释来实现的。如《从屈原、陶渊明看中国传统文化》一文通过分析屈原和陶渊明的生平经历及其作品，总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特点：崇尚统一、注重伦理道德、追求和谐、讲究实用。这些研究引领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作深层次的探讨与认识。

　　“中外比较编”充分展示了徐志啸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以及他立足于古典文学和海外汉学切合交融的研究立场。翻阅徐志啸的学术成果，他的比较研究都无一例外地聚焦古典文学，如论文《比较文学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著《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自选集《古典与比较》，以及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在欧洲》等著作就是证据。国学大师季羡林作比较文学研究时也是如此，他以自己熟悉的古印度文学为切入点，研究中印文学与文化关系。

　　在海外汉学这部分，徐志啸比较偏重“研究的研究”，亦即对海外汉学的研究进行归纳分析，并与中国的同类研究进行比较。《日本楚辞研究论纲》《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北美学者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等专著对重要的海外汉学及汉学家进行了剖析。文集中的相关文章则具体地阐述了为什么要研究海外学者的成果。各国的学术环境和传统的不同使得中国与外国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也不尽相同，日本在楚辞研究方面虽受到中国的影响，但依然存在不同的地方，比如“历史上到底有无屈原其人”，“楚辞作品的作者到底是谁”等论题均是日本的研究热点，他们的诠解显然有着与中国学者不一致的地方。学术研究中遇到的壁垒，与其冥思苦想，不如借鉴海外的研究，即便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对我们的研究多少会有所启发。

　　文集的第三部分收录了一些徐志啸感兴趣的研究论题，有对中国文学史的宏微观思考，有对古典文献诗学价值的探讨，也有对中国现代文学若干现象的考辨。其中《对中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以中外三部文学史著作为例》一文值得一提。该文中，徐志啸选取了《剑桥中国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和《汉语新文学史》三部文学史进行分析。他的选择标准是著作是否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特点。“《剑桥中国文学史》与一般中国文学史不同之处在于，打破了历来中国文学史按历史朝代顺序分段的格局”。而另外两部文学史在全书架构和内容观点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特色。徐志啸肯定这三部作品，可以看出他本人对文学史的总体认识倾向，他认为，研究文学史应回归文学自身，同时联系文学史的相关历史结点，注重各个时代之间的关联和先后历史的影响和继承。对文学史阶段的划分，本质上应摒除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干扰，要依据文学自身的发展特点来梳理脉络。徐志啸的这些思考，值得肯定和推崇。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与文学自身的演进，文学史也应该推陈出新，从而以全新的、更贴近原貌的面目出现。笔者在这里特别分析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因为该文视野独特，更是因为可从中看出徐志啸是一位具有整体文学史观的研究者，这对于文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研究如果仅针对文学个体（作家或作品），则很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在研究中极易出现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等问题。具备了整体的文学史观，在做研究时不仅可以尽量避免误读，还可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层面认识研究对象与多种文学现象的关系，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同时也可使自己的研究不局限于某个局部的具体部分，从而拓展研究的视野与范围，增强研究的科学性。

　　这部荣休文集的学术性很强，无论专业类学术文章，还是与海内外学者的学术对话，都充满了深入的思考与哲理性争鸣，它不仅展示了徐志啸本人的学术建树，也体现了他的治学态度和特色，这是他沿着追求真理的道路，几十年踏实前行，慢慢织就的独具个人特色和魅力的学术之网，这张网的织成，是对徐志啸本人学术生涯的回顾与肯定，也会对其他研究者和读者有所启迪。

　　（《楚辞研究与中外比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3 月出版，定价： 4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