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先生所编的《明代刊工姓名全录》（以下简称《全录》），最近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全录》16 开精装两大册，乃皇皇巨著，堪称竭泽而渔，规范系统。李先生长期从事古籍刊工（又名刻工）研究，成果丰硕，《全录》可以视为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全录》是在编者原有的《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以下简称《索引》）之基础上，经过大规模全面而系统的增补编成。就篇幅而言，《全录》共计350 万字，是《索引》81.3 万字的四倍多；就所收录的明刻本而言，《全录》高达3500 多部，是《索引》1132 部的三倍有余；就所收录的明代刊工人数而言，《全录》多达15000 余人，是《索引》5000 余人的三倍。《全录》所用资料堪称十分完备，几乎做到了竭泽而渔，一些极为冷僻、仅刊刻过一两部书的刊工姓名，都能在《全录》中查到。如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志编纂小组编辑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志·经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 年）第12 页“淮海易谈四卷四册，明隆庆间（1567-1572）刊本”条等条目中，著录有不少明代刻工，笔者尚未发现有溢出《全录》者，足见其收录之全，由此也可以体会到编者多年来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全录》注意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如沈津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编、陈先行主编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组编的《“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杜泽逊的《四库存目标注》，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和《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等。尤其是《“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不仅总体质量甚高，绝大多数资料对大陆学者而言十分珍贵，而且录有大量的刊工姓名，《全录》于明代刊工著录无遗。就这一点而言，《全录》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版本目录学界的交流颇有助益。

　　当体例统一与资料完备无法兼顾时，《全录》首先考虑资料完备，力求收录尽可能多的对读者有用的信息。对于同一部书，同一版本，由于著录刊工内容详略不同，或多一刊工，或多一单字刊工，或一刊工不同，等等，为反映一书全貌，《全录》兼收之。如《全录》之《明代刊工及其刊工题名录》第2748、2749、2750、2751 条所涉及的均为明隆庆元年（1567）刻本《文苑英华》，其中第2748 条的标题是“文苑英华，明隆庆胡维新、戚继光福建刻本”，全文照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第531页中的相关内容；第2749 条的标题是“文苑英华一千卷，隆庆元年（1567）刻本”，乃编者依据天津图书馆藏本编写而成；第2750条的标题是“文苑英华一千卷，明隆庆元年（1567）胡维新、戚继光刻隆庆六年、万历六年、万历三十六年递修本”，全文照录《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第325 页中的相关内容；第2751 条的标题是“文苑英华一千卷一百一册，明隆庆元年（1567）胡维新等福建刊本”，全文照录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集部三》第307 页中的相关内容。上述四个条目中都有详细的刊工姓名，但刊工人数、具体姓名及排列顺序等均存在不少差异。也许会有读者对这样的著录方式提出质疑，但笔者认为在现实条件下是合理的。因为除了编者所供职的天津图书馆之藏本外，其他三个藏本都在美国或台湾，编者在难以一一目验的情况下，将所有相关资料完整收录，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提供了有用信息。虽然这种利用二次文献加以著录的方式，有时也会存在以讹传讹之类的疏误，但如果编者在无法查阅原书的情况下，将上述四个藏本中的刊工姓名加以整合，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回避了一些问题，实际上反而会丢失富有价值的信息，其结果应该是弊大于利。

　　又如，《全录》之《明代刊工及其刊工题名录》第1019、1020 条的标题分别为“广文选六十卷二十册，明嘉靖十六年（1537）陈蕙扬州书院刊本”、“广文选六十卷二十四册，明嘉靖十六年（1537）陈蕙扬州书院刊本配补十二年（1533）扬州知府侯秩刊本”，全文照录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集部三》第340-341 页中的相关内容。后一种书志中有云：“此本刻工多出前部者有：大、太、晏仁（或作晏）、胡之等。”笔者注意到，杜泽逊的《四库存目标注》第3426 页有“广文选六十卷，旧本题明刘节编”条，内中提及首都图书馆藏有该版本，其版心下的刻工包括晏仁和胡之。《明代刊工及其刊工题名录》第1017条，乃编者依据天津图书馆藏本编写而成，其中提到的刻工包括晏。由此可见，刻工姓名晏仁（或作晏）、胡之并不一定见于所配补的明嘉靖十二年扬州知府侯秩刊本。类似这样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并深入考究。因此，《全录》为进一步研究明代刻工及相关问题提供了大量资料，这也是其重要价值的一个方面。同时，覆刻本（翻刻本）之刊工与原本有同也有不同，《全录》采用并存之处理方式。如《全录》之《明代刊工及其刊工题名录》第613、614 条的标题分别为“范文正公集十二卷附录七卷十六册，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1608）松江府推官毛一鹭刊二范全集本”、“范文正公集十二卷附录七卷十六册，覆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1608）松江府推官毛一鹭刊二范全集本”，全文照录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集部一》第197 页中的相关内容。从这两则书志可以获悉，覆刊本与原刊本的版式行款、字体均极为相似，惟断版、刻工不同，由此也可以说明刻工对于鉴定覆刊本之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全录》还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如编排合理、著录准确、校对仔细等等。占《全录》约一半篇幅的《明代刊工及其刊工题名录》，大大增强了该书的学术性，并且其全文照录（包括撰稿人姓名）的方式，可以使《全录》的利用者一编在手，如指诸掌，给广大读者提供了极大便利。总之，这是一部集大成、高质量的工具书，已被评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度优秀图书。

　　《全录》的重要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现，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就近期而言，《全录》可以作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全国性古籍普查的重要工具书。另一方面，古籍普查中新发现的刊工资料又可以补《全录》之缺。浙江省在古籍普查中要求著录的普查项目信息，比其他省区市更多、更细，开始阶段的普查著录项目包括刻工，后来由于时间紧张、任务繁重等原因，不再要求著录刻工。这样虽然可以加快普查进度，但对于古籍刻工的搜集和研究而言，总是一大遗憾！

　　（《明代刊工姓名全录》（全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11 月出版，定价：88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