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会馆是明清时期各地商人在客居地建立的一种自治组织，也是他们捐资建设的共同聚会、娱乐、议事的场所。最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外学者就开始了对商人会馆的研究，最初只是简单梳理明清时期商业行会的形式和类别，后来逐渐深化和拓展到地域商帮的经营活动以及商人组织的发展变化，研究视野从经济层面逐渐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有关商人会馆碑刻资料的整理出版虽始于1975年，但主要集中在东部较大的城市，内陆地区的资料一直未被关注。对商人会馆碑刻资料进行分地域、较系统的收集和整理长期以来一直是个空白，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则弥补了这一学术研究上的缺憾。

　　（一）

　　整理者许檀教授长期致力于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城镇的研究。借助大量的方志、档案资料、官书、商书、文集、笔记小说中保留的有价值的信息，许檀教授曾将明清时期山东的农业、渔业、手工业、矿业的生产发展做了详尽的描述，并对各类商品的流通状况和环节进行了分析，从而描绘出山东经济的发展轨迹。当她想深入研究商业城镇的发展程度和规模及分布状况的时候，却苦于资料的严重匮乏。这一方面是因为城镇非国家税关所在，无税收档案可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地方文献多由官宦士绅撰写，经济发展非关注的重点，故而传统文献中有关商人经营和市场活动的记载极少，在北方尤其突出。

　　一次偶然的机会，许檀教授在商人会馆遗存调查的时候，发现了碑文中蕴含的丰富的商业信息，为其开启了一扇探究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及城乡市场体系构成的大门。从1991年第一次发现、抄录、搜集会馆碑刻资料至今，已经有二十几个年头了。最初，没有科研经费的资助，每次抄录碑文都是借助出去开会的机会。1991年6月，借去郑州参加中国社会经济史会议之便，去开封、洛阳抄录了三个会馆的碑文；1994年暑假，借助去山东泰安培训的机会，在抄录泰安山西会馆的碑文之余，还利用空闲时间，乘早班车到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抄录碑文，晚上再乘末班车返回泰安……后来，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之后，调查的范围得以扩大，除了周口、赊旗、北舞渡、禹县、朱仙镇等华北各地外，还远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约有几十个县、市、镇，收集会馆碑刻数百通。碑刻资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反映明清时期市场状况、特别是基层市场实态的最具价值的资料。这些碑刻资料打开了许檀教授研究明清时期的山东、河南等省商品经济的突破口。研究中许檀教授通过解读捐款明细中蕴含的商业信息描绘了各地商业城镇的不同特点，进而勾勒出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发展脉络、商业构成、商业规模和腹地范围，在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可谓独树一帜。

　　在抄录、整理、研究这批碑文的过程中，许檀教授发现碑文蕴含多学科、多领域的价值。秉持“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作者不计时间成本地将抄录在册的碑文进行整理、录入、核校，历经十几年的辛劳，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之下，终于公诸学界。

　　（二）

　　本书收入的碑文共一百五十七通（其中四通为铁旗杆底座的铭文），以河南、山东居多，另收了天津和祁州的部分碑文。此外，山西解州关帝庙和代州雁门关以及锦州大广济寺的碑铭虽非会馆碑文，因与商业关系密切，并有特殊价值，另编为附录。为了保持资料的完整性，碑文按地域、会馆的顺序编排，同一会馆的碑文则依时间顺序排列。

　　河南碑文收录了开封山陕会馆碑文四通，朱仙镇山陕会馆碑文六通，河东街小关帝庙碑文三通，洛阳路泽会馆碑文四通、山陕会馆碑文五通，周口山陕会馆碑文九通另附铁旗杆铭文一篇、其他碑文四通，赊旗山陕会馆碑文七通另附铁旗杆底座铭文一篇，舞阳县北舞渡山陕会馆九通、其他碑文一通，淅川荆子关山陕会馆碑文五通、其他碑文一通，怀庆府清化镇大王庙碑文八通、其他碑文三通；山东碑文辑录了济南山陕会馆的碑文一通，周村碑文两通，聊城山陕会馆碑文十六通、其他碑文一通，泰安盐当会馆碑文十通，蓬莱阁碑文两通；直隶碑文辑录了天津碑文和祁州药王庙碑文，天津碑文辑录了粮店街山西会馆碑文五通，郭店街山西会馆碑文三通，广东会馆碑文一通，其他碑文八通，祁州药王庙碑文九通，另附铁旗杆铭文一篇；附录中辑录了解州关帝庙碑文九通，代州雁门关碑文九通，锦州天后宫碑文五通，铁钟铭文一篇，锦州广济寺碑文一篇，火神庙碑文两通。

　　辑录的碑文的时间主要以清代为主，较早的有明代隆庆、嘉靖年间的，晚一些的有民国年间的。

　　在这些碑刻中，碑阳主要用于记载会馆创建、重修的缘起和经过；会馆的经费来源、财务管理方式和收支状况；买地的契约；会馆的庆典活动、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会馆的商业活动、行业规范等内容。

　　碑阴以捐款明细、开支明细为主。捐款的明细有的是具体的捐款人名字或是捐款店铺名字，有些捐款的明细是按照地域的商帮来排列，有些则是按店铺的类别来排列，如周口会馆道光十八年（1838）《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记录的捐输厘金的顺序是按杂货行、麻行、油行、布行、京货行、西烟行、白米行、果行、山货行、鱼米行、竹木行、药材行、皮行、骡行来排列的，基本上是按照捐款数额由多到少的顺序来排列。捐银的数额从上千两到几分、几钱，均无遗漏，体现出对捐款人的尊重和工作的严谨性。

　　行会的规定则十分具体，如赊旗山陕会馆中的乾隆五十年（1785）《公议杂货行规碑记》中载：“落下货本月内不得跌价，违者罚银五十两”、“有新开行者，必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如有旧店换人名者，先交出官银三十两会行友，违者不得开行”、“不得在门口拦路会客，任客投主，如违者罚银五十两”、“结账不得私让分文，如违者罚银五十两”等。这些规定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经营方式和状况。

　　开支的明细则涉及材料、人工及杂费。材料明细包括树木、沙土、砖瓦、石灰、石头、铁器等；人工费用的支出有木匠、泥水匠、石匠、画匠及对诸匠的犒劳；杂费有开光费、买旗杆并水脚盘费等项目。

　　碑阴的捐款明细，很少有人去关注。曾经出版的碑刻资料集注重的是碑的形状，碑阳的书法和雕刻的纹饰，忽略了碑阴的捐款信息。许檀教授在抄录碑阴捐款明细的时候，有些碑还要动用不少人力翻过来才能看到。沉睡了几百年的石碑，终于被唤醒了。

　　（三）

　　通过考察商人会馆创建、重修、扩建的经过，可以体现该帮商人经济实力的增长过程，从而能够描绘出该会馆所在地的商业发展脉络。许檀教授是以周口山陕会馆为例进行分析的：该会馆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创建至咸丰二年（1852）完工，时间持续近一百七十年之久，其间重建和扩建了十余次。从乾隆中叶开始，工程规模明显增大，特别是嘉道年间每次开支浩繁，如此频繁的重修、扩建过程，显示了山陕商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也反映出周口商业在这一百数十年间的持续发展。会馆的修建工程费用从最初的一二百两，到上千两，再到几万两，会馆修建规模的梯级增长既反映了各地商帮经济实力的增长过程，也大致勾勒出明清华北各地商业城镇的发展脉络。

　　会馆的创建、重修是由商人集资而成，集资金额以及参与集资的商号数量、行业可从不同角度反映出该商帮以及城镇的商业规模和特色，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的地域分布可大体反映出各商业城镇的腹地范围。不同行业的捐款比例，可大致反映出该商帮乃至该城镇的商业结构与特色。所有这一切的蛛丝马迹都隐藏在捐款明细的字里行间中，需要有心人去发现、挖掘。

　　此外，通过碑文记载的内容，读者还可以了解到商人组织的内部管理、行业自律、纠纷调解、对外交涉等各方面情况；不同商帮间的竞争与合作，商人与所在地官民的矛盾冲突与相互融合以及商帮所从事的公益事业等。其间内容的丰富可能会超乎读者的想象。

　　“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愿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中挖掘出不同的宝藏，也不枉碑文整理者的一番辛劳和期盼。

　　（《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定价：1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