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李煦是与《红楼梦》、曹雪芹相关的重要人物。昌邑市博物馆青年学者王伟波先生经过十余年的不懈求索，在李煦祖籍山东省昌邑市等地陆续发现了收录李煦书启文稿320篇的《虚白斋尺牍》，李煦参与修纂的《姜氏世谱》、《昌邑姜氏族谱》，李煦画像、《李煦射猎图》、《李煦春游晚归图》、《李煦四季行乐图》等一大批珍贵文献、文物，这是继《李煦奏折》之后，关于李煦资料的最大一次集中发现。为便于广大研究者参考利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特推出王伟波先生《虚白斋尺牍校释》，其他相关文献、文物则在校释本附录中予以介绍，以期使读者得以了解这批珍贵资料的全貌。

　　关于李煦李煦（1655—1729），字旭东，又字莱嵩，号竹村，原籍山东省莱州府昌邑县（今昌邑市奎聚街道东隅村），隶汉军正白旗。其父李士桢（1619—1695），字毅可，本姓姜，明崇祯十五年（1642），昌邑“壬午兵燹”被清军俘虏，过继汉军正白旗佐领李西泉为子，改姓李氏。清朝定鼎北京后，历官至江西、广东巡抚，是清初知名疆臣。康熙九年（1670），李煦以父荫入国子监读书。康熙十三年（1974），授内阁中书，步入仕途。康熙十七年（1678），补授广东韶州府知府。康熙二十一年（1682），调浙江宁波府知府。康熙二十七年（1688），返京任畅春园总管。由于他“卫直禁陛，扈从出入，积节不懈，办事敏干”，受到康熙帝赏识。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一月，曹雪芹祖父曹寅由苏州织造调任江宁织造，李煦以内务府员外郎出任苏州织造，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卸任，前后整三十年。凭借与康熙帝的特殊关系，李煦与曹寅先后四次办理南巡接驾事宜，并特命轮流担任两淮巡盐御史。康熙四十四年（1705），李煦因办理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加大理寺卿衔。康熙五十六年（1717），又因“补完盐课亏欠”，加户部右侍郎衔，后以覃恩封光禄大夫。雍正二年（1742），因亏空公款三十八万两被革职抄家。雍正五年（1727），因曾为雍正帝政敌胤禩等购买苏州女子，定为“奸党”，发配打牲乌拉（吉林省吉林市北），雍正七年（1729）冻饿而死。

　　李煦与曹寅身份特殊，不仅长期共事，而且还有葭莩之谊，关系密切。故李煦不但是研究康熙朝政治、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而且“姑苏李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逐渐成为了《红楼梦》及曹雪芹研究的新领域。但长期以来，对李煦及其家族的研究，主要依靠《李煦奏折》及后来陆续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查弼纳奏报查抄李煦家产及审讯其家人史料》、《李煦获罪档案补遗》及其他零星资料，使这一领域很难再有新的突破。因此，《虚白斋尺牍》作为《李煦奏折》之后发现的最大一宗与李煦有直接关系的新资料，其意义不言而喻。

　　关于《虚白斋尺牍》

　　《虚白斋尺牍》是1996年在李煦祖籍昌邑发现的。1996年，昌邑县北孟乡（今昌邑市北孟镇）池子村村民姜乃涛拆除祖屋，翻盖新房，于墙壁夹层发现一长条木盒，中有《李士桢暨配王氏影像》、《李煦生母文氏行乐图》、《李煦射猎图》、《李煦春游晚归图》、《李煦暨配韩氏詹氏影像》、《姜焯暨配陈氏行乐图》各一轴，成达可抄本《虚白斋尺牍》两册，《广东琼州府崖州感恩县知县姜焯父士楧母黄氏敕命》、《江南徐州知州加一级姜焯父士楧母黄氏诰命》、《广东琼州府崖州感恩县知县姜焯并妻孙氏继妻陈氏敕命》、《江南徐州知州加一级姜焯并妻孙氏继妻陈氏诰命》、《山东兖州府曲阜县教谕姜培寅并妻孙氏敕命》、《江南苏州卫前帮领运千总姜鐈祖父姜焞祖母宋氏敕命》、《江南苏州卫前帮领运千总姜鐈父姜培中母陈氏继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作者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感召下，发表了他的论述，尽管浅薄，但是已尽其力。当有一天作者的骸骨和这篇著述化为乌有的时候，风儿还依然在松间沙沙作响，小溪也依然在生满青苔的石上潺潺流淌。那时我们或许终于可以说，作者写作本书的唯一目的便是向世人昭示，古琴音乐最朴素的本质就是奏出大自然不朽的音响。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学者林有麟出版了一部关于石头的著作。一年后，他又撰写了一部关于古琴的著述，在绪论中他写道：“余先梓《石谱》四卷，烟霞一洗尘俗。《琴雅》继出，盖丝与石原自作合，每当山石璘彬，疏松月上，奏瑶琴一曲于其间，飘飘欲仙矣。故有《石谱》，似不可无《琴雅》。”1938年，本书作者出版了一篇关于中国砚台的论文。现在，1939年，他又冒昧地推出这部关于古琴的论著。尽管本书还有诸多缺陷，但是作者还是感到了些许的安慰；因为至少他遵循了先贤的古训：“踏着先人的足迹而来”。（《琴道》，中西书局2013年9月出版，定价45.00元）母李氏敕命》、《广东高州府化州知州姜培柱并妻黄氏继妻宁氏诰命》八件，尚有“姜泽永印”、“甦斋”印章两枚及《（四刻）昌邑姜氏族谱》一套。

　　令人遗憾的是，这批文物现世不久，随即流散。多年后，机缘眷顾，使作者访得部分照片和《虚白斋尺牍》的复印本。

　　《虚白斋尺牍》的价值

　　李煦的职务并非中枢之职，但因为他与康熙帝的特殊关系及所肩负的特殊任务，所以在康熙朝的政治地位就显得比较特别。虽然《虚白斋尺牍》仅仅是李煦尺牍的一小部分，但其诸多内容均能与《李煦奏折》、《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资料》等资料对读，有利于我们明了有关政治经济事件的原委。

　　《虚白斋尺牍》发现之前，李果所撰《前光禄大夫户部右侍郎管理苏州织造李公行状》（下简称《行状》）是我们了解李煦一生的重要依据。但《行状》过简，《虚白斋尺牍》中的许多内容成为《行状》的详细注脚。

　　再，《虚白斋尺牍》中涉及李煦诸多亲族，除去其北京、昌邑本族外，还有北京的马桑额家族、龙氏家族，江南的贺家、唐家，昌邑的张志栋家族、黄在中家族、韩名汉家族，潍县陈献悃家族，寿光的杨选裔家族，平度的张应翼家族等，这也为研究工作开辟了新的领域。

　　当然，《虚白斋尺牍》也为《红楼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1975年，赵岗、陈钟毅先生在他们合著的《红楼梦研究新编》中“红楼的素材”一节中，明确地提出了《红楼梦》创作中将大量姑苏李煦家的事迹穿插于书中一说。1979年，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人物考”一节，1980年，徐恭时先生在《那无一个解思君——李煦史料新探》一文中也多有论及。1996年，丁淦先生《脂砚斋辩》一文中，指出“脂砚斋”极有可能是苏州织造府李家的子弟。对此，台湾学者皮述民先生为其作了肯定。皮述民先生在其《苏州李家与红楼梦》一书中，不但提出了《红楼梦》的史事素材在取自于江宁织造曹家的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取自于苏州织造李家，还提出了“脂砚斋应是李鼎”这一命题，并结合有关资料进行了论证。后一观点，动摇了曹雪芹作为小说唯一作者的论述。而《虚白斋尺牍》也为以上观点提供了新的重要证据，读者寻绎便知，兹不多论。

　　（《虚白斋尺牍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定价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