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手稿比之古代的手稿情况更加复杂。其原因：一是社会环境不同和出版模式的差异，二是现存的手稿形式和文本数量更为丰富。20世纪以来，新闻出版承载了特殊的使命。编辑与审稿作为职业和权力，在从“手稿”到“铅字”的流程中具有文稿刊印定型的决定权。除了常规的编辑加工外，有些删改往往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致使作者的创作意图不能得到完整的体现，其中不乏社会和政治因素。对于后者，我们认为这是文化的发展和出版的普及所造成的。出版能力和印刷技术不断进步的驱动下，图书出版与日俱增，报纸杂志层出不穷，出版形式的多元性为作者极大地拓展了创作的舞台，使作者的社会身份与数量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此外，创作行为结果之一的“名利”也促使了创作数量的增长。再则，书写方式的多样性也使得作品撰写形态面目各异。所以，适应出版要求而出现的文本形态也就更加多样化了，各类手稿自然就比以往有更多的存世量，可供分析研究的样本也更为丰富。

　　古今手稿的基本类型大致相当，主要为初稿、修改稿和定稿。以下结合本馆所藏手稿文本，略述现当代手稿的特点。

　　初稿又可称之为草稿、底稿、第一稿，是作者首次撰写的文章或图书的原始文本。这类手稿在页面上往往勾划涂改的笔迹较多，或有前后更换剪贴之状，有时书写用纸前后不一，有时在纸页边标注准备修改的意图。因初稿是创作的初始阶段，作者往往有踟蹰凝笔之状，字迹前后工草不一。如本馆藏有三份曹辛之诗稿《致苦雨庵主》的手稿，初稿勾划涂改较多，并写有大字“要改写”的字样。

　　修改稿是作品完成过程中不断完善的产物，作者往往数易其稿，多次修改。于是有第二、三等不同次数的修改稿。修改稿是情况最为复杂的手稿类型，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历次修改稿得以完整保存的状况较少见，这对后人研究作品的创作史带来难以还原的遗憾。修改稿是后人考察作品修改过程和作者思维轨迹的主要依据。如剧作家陈白尘先生在“文革”后创作了影响广泛的历史剧《大风歌》。此剧初稿完成于1977 年9 月，之后作者在一年时间里六易其稿，从题名到场次均有较大调整。以本馆所藏手稿与正式发表稿相比较，可见其中的许多变化。征求意见稿也是一种修改稿。除将原稿奉友朋审读求正外，有些会以刊印（含打印、复写）的形式印刷若干，希望得到指谬批评。如历史学家黎澍在研究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史事时，针对这一众说纷纭的历史之谜，他将论文打印成稿，寄给国内的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多位专家在打印稿上直接作了修改补充，既有文字的修订，也有整段的论述补充，成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多作者修改稿。除外，还有作者亲属协助改稿的情况。如评剧艺术家新凤霞所著回忆录在定稿的过程中，由丈夫吴祖光执笔作了修改，在稿纸下留下了蓝色的笔迹，成为夫妻合作的结晶。

　　定稿是指作者最终修改完成的文本，又称为誊清稿。这类定稿一般采用格子文稿纸抄写，有时还采用复写纸同时产生数份复本。例如方平为岭南美术出版社《曹辛之装帧艺术》而写的《如饮芳茗余香满口——谈曹辛之的装帧艺术》一文定稿时采用复写方式复制了多份，其中一份寄给了曹辛之。这类手稿是作者创作意图的最终体现，是发表作品的依据，也是我们进行手稿与刊印稿校勘研究的主要底本，并可从中看到由于社会、政治因素对作品的语言和观点进行加工、过滤的状况。

　　作者书写的定稿进入出版过程后，则会出现清样校改稿和样书修订稿，这两种文本也属于手稿的范围。清样校改稿是作者对作品付印前的修改稿，这是对定稿作最后修订补充的机会，作者除精心校改排字错误外，还字斟句酌、增补最近的思考成果与发现的资料。如本馆所藏我国早期世界语推广者、翻译家劳荣先生的《世界语和中国新文学关系管窥》手稿，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二期发表前的清样稿由作者再次作了认真的修订。这类文本是手稿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具有收藏和研究价值。

　　样书修订稿是在图书上直接进行修订增补，以待重版改正。这种文本是手稿中的一种类型，是作者创作意图进一步深化的反映。如历史学家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自1957年7月出版问世之后，多次重版，1978年出版修订版，1993年再次出版修订版。在1978年版的样书上，作者亲笔作了修改，成为1993年版的组成部分。因此样书修订稿也可视为作者的另一种定稿。与此状况相同的还有作者在把发表于报刊上的作品编入文集出版前，将刊印稿作为底本修订后交付出版。如巴金的《随想录》曾连载于香港《大公报》上，结集出版时，作者在部分发表稿剪报上直接作了修订。

　　作品出版之后还会出现一种作者的抄录稿。这类手稿是作者应某种需要而亲自抄写的手迹稿，一是为了作品的重版或收录文集而抄录，如曹辛之为出版诗集《最初的蜜》重抄了往年创作的部分诗作；二是为了赠送友人和读者，如辛笛的《封题寄远》是为了满足喜爱他诗作的读者而手书的诗歌手稿，其中抄录了他的17首代表作。这类手稿往往是作者特别钟爱的作品。

　　对已出版的作品若干年后进行再次增订重写的手稿是一种新创作的著作稿，在版本学上称之为第二版或增订版，是区别于前一版本的文本。这类手稿与原刊本的文字差异程度不等，有些作品虽然同名，但已是一部全新的著作。如邵祖平的《中国观人论》自1933年出版后，1950年又重新增订改写，成为一部新的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未刊稿。增订稿的状态较为多样，除经过修改之后的誊清稿外，还有手写稿与前一版刊印稿交错剪贴的情景，如本馆所藏冯至先生的名著《论歌德》的增订稿是在1948年正中书局版《歌德论述》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将前后两个时期研究歌德的成果综合在一起，手写稿、发表稿的复印件等穿插其中，组成了一部新著作稿。

　　从创作实践来看，现存手稿的类型不止于上文所叙述的情形，从初稿到修改稿、定稿的成稿过程也不全是按固定的程式进行，实际状况往往因稿而异，情况颇为复杂，同时又由于现当代手稿创作环境与物质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也造成了手稿的丰富性与特殊性。从创作类型来看，著述稿变易现象较多，书信、日记和读书笔记类手稿较为稳定，撰稿中修改次数很少，往往一次性完稿。

　　因此，手稿在文献学中的价值和作用与其他文本相比，其独特性应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我们既要珍视古代手稿，也要重视与我们同时代的手稿。20世纪30年代，刘半农在影印《初期白话诗稿》时曾感叹岁月的“渺茫”使人忘记了许多近在眼前的事，“印这一部诗稿”也“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前言》，北京星云堂1933年出版）。可见，保存和保护现当代手稿已是我们的历史职责，尤其在书写与我们渐行渐远的当下，这是具有严肃的学术和文化意义的抢救性工作。

　　现当代手稿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是有目共睹，毋庸赘言的。虽然现代印刷技术使作品的传播更加行远及广，印数超越古代不知凡几，但在特定的印刷文字之下，作品内外的丰富内涵仍未能完整体现，而手稿作为一个原生态的文本，既可还原印本之缺，又能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信息，探寻作者的心路历程。一些重要作者的未刊稿更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整理发表。目前，手稿在学术史和文学史中的研究价值已受到学者的日益关注，成果不断涌现，影印出版的近人手稿也已蔚为可观。就手稿的文物价值而言，稀缺的名家手稿已是珍贵文献中的重要文本类型，成为传世的新善本。

　　在国际上，图书馆是手稿的主要收藏机构，欧美国家的不少图书馆有专设的手稿收藏部门专司手稿的征集与管理。本馆是国内较早开展手稿专项收藏的单位，目前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藏品。近年来我们以积淀文化、致力于卓越的知识服务为理念，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手稿文献宣传与服务，以抢救手稿文献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积极开展手稿的征集和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本书所刊手稿选自本馆历年藏品，包括初稿、修改稿、定稿、清样校改稿、样书修订稿、未刊稿、作者抄录稿。作品类型有小说、诗歌、散文、剧本、译作、论著、评论、传记、回忆录、讲话稿、序言、报告，其中既有皇皇大著，也有零篇断章，其书写形式工草不一，字迹有毛笔、钢笔、圆珠笔、铅笔等。全书试图展示现当代手稿的类型概貌，从名家的笔底波澜中，感知其生命的气脉与潜流、创作的氛围和甘苦，纵览名家名作的纸上春秋。

　　（《上海图书馆藏中国文化名人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定价5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