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是个被说得太过热闹的时代，奇人畸士迭出，世俗社会兴起，其种种新象异象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学者则不断制造出“思想解放”、“资本主义萌芽”、“前近代中国”等宏大叙事加诸这个时代。不可否认，对晚明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研究可谓茧丝牛毛，目前已积累了丰富而细密的研究成果，但就晚明人的精神世界而言，尽管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进入的研究也很不少，我们却似乎长期缺失一个重要的观察维度：经学。“经”为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具权威性和涵容性的思想资源，一时代之经学风尚往往即为其精神风尚之反映，一时代之经学诠释往往即为其主流世界观之缩影。然而学者或受清人“明人治学粗疏”、“明代为经学积衰时代”诸说的影响，迄今专研明代经学的著作甚少，而诸经之中，《孝经》尤甚，盖因“孝”被看作无须申说的基本伦理，《孝经》亦因篇幅短小而被视为义理浅薄的“小经”甚至训蒙之书，无甚研究价值。因此，刘增光博士的《晚明孝经学研究》一书，可谓是选择了一个冷僻的角度去观照晚明。“孝”仅仅是我们所习知的家庭伦理，还是会因时代风会不同而获得新的意蕴？晚明人的《孝经》诠释是否可帮助我们窥探晚明浮华世象深处的一些暗潮潜流？在该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该书可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绪论”）中，作者对此前的晚明《孝经》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陈述了本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取径。第二部分（第一、二章）则是对晚明之前的《孝经》学史的简要梳理，而尤以先前罕有研究的明代前期《孝经》学为重点。第三部分（第三、四、五、六章）为本书主体部分，从晚明《孝经》学对朱熹《孝经》学范式的回应、阳明学及“三教合一”思潮与晚明《孝经》学的关系、晚明《孝经》学与明代政治的互动、晚明《孝经》学的海外流衍等角度对晚明《孝经》学进行了正面论述。

　　从本书章节设置中我们已可看出，与那些倚重于共时性的概念推演和义理分析的哲学研究著作不同，作者特别重视“史”的维度，既努力探寻《孝经》学史自身的发展逻辑，也没有忘记外部之史即社会政治情境变迁对《孝经》学的影响。就前者而言，本书对宋元《孝经》学（尤其是朱熹《孝经》学）与晚明《孝经》学的关系的梳理堪称一次突破。此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多停留在较为宏观的论述上，如吕妙芬虽已指出，宋代以降一方面“孝”的教化向下层社会推移，另一方面在士大夫群体中《孝经》的重要性明显下降，几乎沦为蒙书，而在明代尤其是晚明士人那里出现了对上述趋势的反动，他们相信《孝经》承载着圣人“孝治天下”之道，而非单纯的教人事亲之书，因此不满于《孝经》地位的沦落，然而吕氏的论述缺乏细密的文本分析。本书作者则注意到晚明士人对宋元《孝经》学既有反动，也有继承，更为吊诡的是，反动往往即寓于继承之中。譬如晚明士人沿袭了宋元人通过改动章节次序等方式来制作《孝经》“改本”之举，然而通过对朱鸿、沈淮、虞淳熙等晚明士人的《孝经》改本的细读，作者发现，他们已不再执着于前人所热衷的对《孝经》今古文问题的讨论，而均是根据自己对“孝治天下”这个大旨的理解来对《孝经》进行修改，这已经类似于一种创作活动，而非如前人一样旨在追求对《孝经》历史文本原貌的恢复。这一现象无疑反映出经学史发展的某种复杂性，用单纯的“反动”或“沿袭”这样非此即彼的话语来描述它也许是危险的。就外部之史而言，作者注意到现实的社会政治情境与《孝经》学的互动关系。譬如，不少晚明士人都着力推阐《孝经·五刑章》，主张用国家刑法来规制不孝之行，作者指出，这一方面是继承了自隋代刘炫以来的对《五刑章》的一种解释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对明代自太祖以来的“重典治国”国策的一种呼应，并举出有些明代学者直接引用《大明律》注释《孝经》的事例为证。以上这些例子均体现出作者要将经学史发展的内部逻辑与外在的社会历史情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努力，而这种努力为我们观察晚明《孝经》学提供了一个更为恢弘的视野。

　　而在本书第四、五、六三章中，作者则把《孝经》学置于晚明的几大流行思潮之中来进行观照。就阳明学而言，作者梳理出了一条以“孝”为中心的义理发展线索，即阳明后学中自聂豹处发端，由以“孝”为工夫之本演变为以“孝”为良知本体（罗汝芳“孝弟慈”之学）乃至以“孝”为宇宙万物之本体（虞淳熙《全孝图》）与道统论之判准（虞淳熙《宗传图》），“孝”之意蕴由此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因此，作者最后的结论“（晚明《孝经》学士人）似乎扬弃了朱熹的《孝经》学范式而回复到了汉唐时期的《孝经》学范式，但这一回复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经过反思和推阐后的螺旋式发展”，诚为的论。就“三教合一”思潮而言，作者重点考察了虞淳熙和杨起元两个个案，挖掘出了他们富于宗教性意涵的《孝经》著述与诵读《孝经》时的礼仪性操作背后所潜藏的来自佛、道二教的思想资源，以及出身儒家的士大夫在利用这些资源时隐微的心态。实际上，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孝经》学的认识，也提示我们，阳明学在王阳明之后的走向，不仅仅有纵情恣肆的“王学末流”，还有欲以宗教化的“礼”和“孝弟”实践来收束人心、整顿世道的一派士人。只不过，他们的声音在后来清代朱子学复兴和朴学兴起的历史大潮中被湮没了。

　　当然，该书亦犹有未发之覆存焉。比如，作者注意到了晚明的《孝经》改本，而实际上，不仅仅是《孝经》，晚明人改经甚至制作伪经蔚然成风（最著者如王阳明《大学》古本），如能将《孝经》改本放在这一改经风潮中来观察，可能会获得关于明代经学的更具普遍性的认识。再如，由家庭伦理而引发的政治事件在明代在在多有，直接由“孝”引起的则有嘉靖帝的“大礼议”和张居正“夺情”事件，其对明代社会影响之大毋庸赘述，而该书虽然注意到了《孝经》学与明代政治的关联，但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仍难称具体，实为憾事。尽管如此，该书无疑已经取得了对晚明《孝经》学和“孝”之义理研究的突破，尤其是作者兼顾学术史逻辑推演与历史文献考证的研究方法，以及他对文本细读的重视，都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晚明孝经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7 月出版，定价：9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