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一书，本是八十年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资料集，在1931年至1934年间陆续推出了九辑，深受读书界欢迎。1934年鲁迅先生作著名的学术随笔《隔膜》一文，就是对其中第八辑所收之《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的分析，在该文中鲁迅还说：“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

　　这九辑《清代文字狱档》后来也不大容易看到了，要找全就更难。正是有鉴于此，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86年5月推出了影印本的《清代文字狱档》，平装上下两册，将先前已陆续面世的九辑完全收入，一共包括清代文字狱档案六十五起；当初印了3000部，数量好像也不算少了，而一举售罄。

　　原本及影印本《清代文字狱档》繁体字竖排，无标点，读起来不大方便；有关方面后来又陆续公布了若干文字狱的档案，因为相当分散，找起来也不容易；正是有鉴于此，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07年6月重新推出经过增补的标点排印本《清代文字狱档》，精装一册。该本中除原先九辑的全部内容之外，增加了一个“补辑”，内收五份档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王锡侯〈字贯〉案》、《王沅〈爱竹轩诗〉案》、《戎英献书案》和《伪孙嘉淦奏稿案》。同时又做了深入的编辑加工，其中包括：其一，订正原本及影印本中的错字。按原本《编辑略例》的第六条说：“军机处存档系当时移录之副本，字句每有讹夺，兹为慎重起见，姑仍其旧，不擅加改订，遇有虫蚀残缺之处则以□符代之。”凡此等处排印本均尽可能地加以校正订补，其《出版说明》中有一条道：“凡在整理中发现的讹夺字句，将改补的字加［］随注其后。”这样既尊重底本，未尝妄改，同时又后来居上，更为负责。其二，将原件根据内容略加分段，全部加上通用的标点符号，读起来更为疏朗流畅。其三，将原来各辑的目录加以修订整理，逐一标明日期，置于全书之首；案内各件的顺序偶有调整，完全按时间先后排列。其四，书末安排了一份乾隆朝有关各案的《编年索引》，以便读者检索。这样用起来就更为方便了。我读此本后曾作一书评（《读新版标点整理本〈清代文字狱档〉》，《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9期），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就书中校勘和标点的可疑之处提出了一些商榷的意见，供编者和读者参考。

　　最近更高兴地看到，上海书店出版社又于2011年1月推出了《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精装一厚册。此本中“增”的方面是新加入了清代文字狱档案二十起（其中康熙朝一起，雍正朝三起，乾隆朝十六起），列于“补辑”之末，全书由957页增加到1151页——资料被集中起来之后，自能产生巨大的聚变能量；“订”的方面是改正了上一版中若干编校讹误，并且又重编了书末的乾隆朝各案编年索引。

　　在二十五年间先后推出三种版本的《清代文字狱档》，编辑含量一次比一次更多，学术水平一次比一次更高，真所谓精益求精，与时俱进。在粗制滥造的垃圾书层出不穷的今天，这种负责任的精神和水平，实在令人感佩。

　　二

　　文字狱古已有之，清代尤甚，研究清代文字狱一向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早一点的有清史大师孟森先生，晚一点的有散文名家黄裳先生，都有丰富的成果。近年来出版的周宗奇先生的《清代文字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内容尤为丰富，而且深入浅出。不过分析文字狱的文章，大约仍以鲁迅先生的《隔膜》、《买〈小学大全〉记》以及《病后杂谈》等篇给人印象最深。这不仅因为他思想最深刻、文字最高明，也因为他本人就生活在文字狱仍然盛行的时代，他骨头很硬，不为所动，却能洞察幽微。鲁迅为文时利用的资料，固然有相关的禁书，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提供的档案也非常之重要。

　　《清代文字狱档》内容丰富多彩，从中可以看出很多奥妙，读出很多趣味。

　　例如第九辑中的《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涉及雍正朝的一件惊天大案。雍正皇帝本人狠抓这个案子，不仅要求一网打尽全部人犯，而且亲自撰文反驳对他本人以及清王朝的攻击；其时现行案犯曾静、张熙等作了彻底交代，其记录稿及有关文件在雍正直接指导下编为《大义觉迷录》，刻印成书，颁行全国，要求全体知识分子必读。更出人意外的是，雍正下令将曾静、张熙释放，派往各地宣讲自己的滔天大罪，歌颂今上的德政；早已死去的主犯吕留良被戮尸枭首，但其著作被作为反面教材留存，以供批判之用。这些莫测高深的举措显得很大度，富于启发性。《大义觉迷录》一书经过深度加工，而其原始材料全在《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档案中，把这两份材料放在一起来读，深感意味悠长，发人深思。雍正驾崩以后，新上台的乾隆皇帝迅即重新逮捕曾静、张熙，凌迟处死，又将《大义觉迷录》一书彻底禁毁。至于他为什么不照先前已有的方针办，尤其值得深思和研究。

　　又如第二辑中的蔡显《闲渔闲闲录》案，此案是发生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留下来的档案篇幅也最少，而读起来却让人惊心动魄。

　　当年三月，华亭县（原属江苏，今为上海市松江区）有位七十一岁的老举人蔡显（字笠夫，号闲渔），把自己的杂著编印成一部《闲渔闲闲录》，分送学生和友人。这无非是老来不甘寂寞罢了，本可以算是盛世的点缀；不料当地有人“投贴无名字帖欲行公举”；蔡老先生很不服气，遂于五月初九带了一部《闲渔闲闲录》到府里去“呈首”，主动交出著作请求审查，以便消弭诽谤。不料松江府知府钟光豫审查以后认为“书内所载多有不法之语”，于是逐层上报给江苏巡抚明德和两江总督高晋，两位高官更目光敏锐地查出“其中诡诈悖逆语句甚多”，于是立即采取严厉措施，将蔡显“提解到省，并于该犯家中搜查不法书籍，并究明有无党羽，及其家属逐一押解来省”（《高晋等奏查蔡显呈首审拟折》），参与校字的门生、写序的朋友也都一并抓来。五月二十一日，由高晋领衔明德同署，将有关情况写成奏章呈报给乾隆皇帝本人。那时将“不法”著作上报的时候，要用浮签标明有问题的字句和段落，指出是什么问题，其时的术语谓之“粘签”——这就是给加上批判性的按语，供上级官员以至皇帝本人过目。高晋将《闲渔闲闲录》以及批判材料一道恭呈上去，请予批示；竟很快被乾隆一棍子打了下来，六月初五的上谕严厉地指出：“蔡显身系举人，辄敢造作书词恣行怨诽，情罪重大，实为天理国法所难容，但阅原书内签出各条，多属侘傺无聊、失职怨愤之语，朕方以该犯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其情与叛逆犹去一间，或可原情酌减，及细检各处，如……等句，则是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而册内转不签出，明系该督等自以文义未精，竟委之一二幕友代为披检，而幕友等从来锢习，每遇用兵之事及以文字获罪者辄一切讳匿不言，是以略摭无关紧要之文巧为塞责，而于吃紧关键不肯复加指摘，高晋等使若辈得售其术，朕则岂能依样葫芦漫然不为审视乎？”

　　皇帝陛下精通文义，上纲上线的水平也最高；而威严和宽大又都令人莫测高深。地方官本以为已经十足卖劲，不料结果没有抓住要害，有假批判的嫌疑。鲁迅先生藏有《闲渔闲闲录》一书，他说曾把该书“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清代文字狱的奥妙之一，正应在此等处细心领悟之。

　　三

　　上海书店出版社最新增订本中更有重要的材料，均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中关系最大的是康熙朝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的有关档案（先已发表于《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本书有所增补）。此案发生比较早，牵涉的人员相当多，康熙的处理办法既有很强的力度，又讲究面子上的行政章法和区别对待，为他的子孙树立了典范。周宗奇《清代文字狱》一书有《恨满南山》一篇（第72 —105页）详述此案，但其中大量篇幅乃是戴名世早年文章的白话译文，以及方苞《狱中杂记》的白话译文，而关于此案的吃紧关键却写得比较简单，似乎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档案材料；如果详参康熙五十年（1711）的《哈山等审拟戴名世〈南山集〉案题本》以及雍正元年（1723）的《佛格请将〈南山集〉案涉案人犯免罪释放回籍事题本》，事情便能讲得更加清晰、完整些。

　　（《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定价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