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对日本汉学界有所了解的学者，不会不知晓吉川幸次郎其人其学。吉川幸次郎（1904 —1980），字善之，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花隈町的一户商人家庭。当时，神户是中国人的一个聚居地，因此吉川幸次郎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国古代文学，读高中时便对唐诗尤其是杜甫诗歌产生了极大的阅读热情并为之痴迷。1923年，他考取京都帝国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教授研修中国古代文学。此后，“这位长期住在京都的日本学者，继承了中国学的伟大传统”（保罗·德米耶法尔《国际性的研究者》），孳孳矻矻，最终成为此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日本学界对吉川幸次郎学术成就评价甚高，与其同时代的桑原武夫赞誉其学术功绩称：“文运隆盛，本乎时势。然而特定个人的极大推动，会给人以象征感。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历史上，吉川幸次郎正是占有着这样的地位。”（《纪念碑的大业绩》）

　　吉川幸次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广泛，从先秦到明清，经学、汉赋、唐诗、宋诗和话本、元杂剧、明清诗，无不涉猎，而对杜甫的研究几乎贯穿了其学术生命的整个过程。在吉川看来，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与他同时并称的李白相比，杜甫的诗展现了尽美尽善的诗歌形态。“杜甫创作了各种形式的诗歌。他是一个天生的神经质的人，每一首诗都常常流淌着尖锐的忧愁。常称‘杜甫一生忧’，一方面忧愁是基调，另一方面以各种诗歌形式歌唱各种事件。他的文集内容丰富多彩，从这一点也可以说，他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日本文学中纯粹性常易于成为价值的中心，即使线条细小，也易于新生纯粹的东西。可是中国文学不是如此，多样性和丰富性总是文学价值的重要基础。在丰富性和多样性方面，杜甫也是‘诗圣’。”（《关于杜甫》，《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二卷）吉川对杜甫及其诗歌的这种认识和理解，在《读杜札记》一书中有具体而充分的反映。

　　《读杜札记》（日本汉字书名为《杜甫私记》）全书分为正编、续编两部分，正编包括《先天元年》、《家系》、《壮游》、《长安》、《七言歌行》、《胡马画鹰》、《夜宴左氏庄》、《何将军山林》、《胡尘》、《奉先》、《白水》共11 篇文章。正编刊行于1950 年，吉川曾谦逊地表示：“该书出版后，既有来自读者的支持鼓励，也有来自读者的批评建议。”（第246 页）但是，这种以诗歌分析为主而彰显出“大诗人杜少陵犹如浮雕般的形象”的手法，与一般史料排比式的传记不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读者对其撰写续编始终满怀期待之情。然而直到15 年后，吉川才濡墨挥翰，续成10篇新论。从“乙巳（1965年）六月二十二日”发表第一篇《慈恩寺塔》开始，每月一篇，连续发表《金虾蟆》、《崔翁高斋》、《天宝遗事》、《先帝贵妃》、《骥子》、《贼中》、《元日》、《宦者》，直到“丙午（1966 年）三月二十日”发表最后一篇《悲陈陶》。创作如此高效的原因，主要是退休得闲后，重新审视、琢磨杜诗及其产生的历史环境，往日的积蓄终于喷薄而出。

　　总体来看，如三好达治所言，吉川此书是其“在鉴赏杜诗时，传达杜甫的声音，表现杜甫的历史生活环境，再现时代风俗的一大精华”（第248页）。具体而言，在正编中，吉川从考察杜甫的生年和家世开始，进而对“壮年时期的杜甫”加以突出的关注，他认为“从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十年京华岁月，寄食于友人的杜甫终究没有能实现他的愿望，成为了一个焦虑而失望的人”（第56页），但是在诗歌创作方面，杜甫“给人的感觉是觉醒着的”，“对前代诗人没有写到的题材，做了认真的挖掘。无论是旧题目，还是没有涉及的题材，杜甫都尝试着进行新的探索”（第72页）。饶有趣味的是，1944年吉川“与大山定一、西谷启治、谷友幸等举办沈德潜《杜诗偶评》读书会”，且发表了关于杜甫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当年他41岁，正是壮年，或许这也是他能够对杜甫产生“了解之同情”、深刻之认识的一个注脚吧。晚年杜甫的诗歌风格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诗歌技法提高的同时，“开始以诗歌来记录自己的人生”（第140页）。所以，吉川在《自序》中所言，他在对杜甫的诗歌进行分析时，“就像为他做传记一样，按照年龄的顺序，来解释他的诗歌。进而在诗歌的背后，来展示杜甫的生活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第3 页）。

　　尽管吉川自言正编中11篇短小却独具特色的小文章是他“不经意间写下的”，但他总能“以独特的眼光，来审视杜诗的外部世界”，“从杜诗众多的精华作品中，选出一首典型的诗歌，通过从语言表现上的细致分析，进而探讨诗歌与人的关系。由汉诗汉文有限的空间，来展现一个大的旧时代社会背景，从而给读者一个更大的时空世界”（第247页）。这一特点在续编中得到了加强。关于续编的内容侧重，读者仔细翻阅后可以发现，10篇文章主要是围绕“安史之乱”展开论述的。在杜甫诗中，安禄山叛象初萌、玄宗仓皇出逃、马嵬坡军士哗变、杨氏兄妹见杀以及前后过程中出现的宦官擅权、权相钩心斗角等问题一一遭到了或隐或现的揭露和批判。吉川正是通过对相关诗歌和现存史料的深入分析，指出：“对唐王朝各种危机的明确喻示，不仅是诗人直观产生的感觉，也是作为思想家的杜甫对政治理性的参与。”（第144页）他的分析和结论就更贴近千余年前杜甫的现实生活和真切心态，令读者信服，可谓杜氏的异国知己。

　　近年来，日本汉学家关于中国文史研究的著作已有不少通过翻译绍介到了国内，为相关学者提供了研究的借鉴和参考。但是由于语言差异与研究兴趣的隔膜，从事这方面的翻译是极其困难的。本书译者李寅生教授出于对吉川学术的仰慕，以“一种虔诚、恭敬的态度来进行”（第272页）翻译，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尽管可能存在疏误，但此书仍可作为治杜诗者案头常备之书。

　　（《读杜札记》，［日］吉川幸次郎著，李寅生译，凤凰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