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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帙浩瀚博大精深 发布时间：2010-10-12 0:00:00 作者：彭伟

　　一般认为，由于清政府的高压政策，清代诗歌普遍向内转，重说理，重思想，具有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的特点。近些年来，这一认识不断受到学术界的挑战，但苦于资料的匮乏，对清诗特质的认识至今还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严迪昌在《清诗的价值和认识的克服》中说：“清诗研究所以滞缓的原因很多，例如：这本属一项面广量大的系统工程，但迄今尚无一部汇辑整合的总集，因而连清人诗究竟有多少，几乎谁也说不出比较准确的数字。”为了帮助学术界冲破研究的困境，上海古籍出版社历数重之难关，毕数年之心血，编纂并出版了《清代诗文集汇编》。这部大型文献集成性图书，收录了自明末清初到民国前期的绝大部分重要作家的诗文集。收录的作家历史跨度大，从钱谦益、柳如是到宋教仁、刘师培；作家身份庞杂，作品题材广泛，上有天子、皇族、文臣、武将，下有学者、僧侣、画家、商贾，另外还包括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和女性作家。《清代诗文集汇编》共收录作家三千四百余名，作品四千余种，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断代诗文集，是深入研究清代诗歌不可或缺的大型资料性图书。　　《清代诗文集汇编》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对当前学术研究各个方面的原始资料进行了极为精当的汇编。首先，对近年来清诗研究者高度重视的八旗诗人群、闺阁诗人群、地域文学流派的诗人群体，《清代诗文集汇编》作了大量的收录。八旗诗人群主要由皇室贵胄、皇子贝勒以及由此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八旗子弟诗人群构成。清代十一位皇帝，除溥仪外，都有着数量可观的“御制诗”，尤其是乾隆皇帝，其御制诗共四百三十四卷，收诗四万一千八百首，规模相当惊人。在八旗诗人中，比较优秀的诗人及其作品，《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的有弘瞻的《鸣盛集》、英廉的《梦堂诗稿》、国梁的《澄悦堂诗集》、顾太清与奕绘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宝廷的《偶斋诗草》等。值得红学家注意的，是敦敏的《懋斋诗钞》与敦诚的《四松堂集》。前者保存了许多与曹雪芹诗酒唱和的作品，而后者则较多涉及曹雪芹本人的事迹，是红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另外，明义的《绿烟琐窗集》中的《题红楼梦》组诗二十首，也是有关《红楼梦》早期文献之一，值得红学家特别关意。　　闺阁诗人的作品，《清代诗文集汇编》共收录四十六部，比较有名的，有柳如是的《河东君诗集》、王端淑的《吟红集》、梁兰漪的《畹香楼诗稿》、席佩兰（袁枚女弟子）的《长春阁集》、孔璐华（孔子第七十三代长孙女）的《唐宋旧经楼诗稿》、袁绶（袁枚孙女）的《自然好学斋诗钞》等，其中席佩兰的《长春阁集》备受袁枚称赞，袁枚称其诗“字字出于性灵，不拾古人牙慧而能天机清妙”。　　清代的地域诗人群也十分活跃，《清代诗文集汇编》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吴中二冯”（冯班、冯舒）、“云间三子”（李雯、陈子龙、宋征舆）、“岭南三大家”（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的作品基本都予以收录。另外，《清代诗文集汇编》还收集了“高密三李”（李怀民、李宪曰高、李宪乔）代表人物之一李宪乔的《少鹤诗钞》、“娄东十子”（黄与坚、周肇、顾伊人、许九日、王异公、王虹友、王惟夏、王端士、王怿民、王次谷）代表人物黄与坚的《忍庵集》、周肇的《东岗诗文钞》，“西泠十子”（毛先舒、柴绍炳、陆圻、丁澎、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陈廷会）中毛先舒的《东苑诗钞》、柴绍炳的《省轩集》、沈谦的《东江集钞》、丁澎的《扶荔堂诗文集》以及河朔诗派申涵光的《聪山集》等诸多诗人作品。地域文学一直是被遮蔽的文学景观。就某一个具体作家而言，在深度上可能比不上钱谦益、王士等人，但在广度上，却能在整体规模上给研究者以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另外，由于地域文学较少地受到官方机构的监视，其土生土长的民间精神，或多或少算是对主流文化的反抗。比如清初活跃在扬州、泰州地区的布衣诗人群。因此，《清代诗文集汇编》对这些地域诗人群体的集体出版，必然引起人们对地域文化的研究热潮，同时为清诗研究在广阔的多元文化视域里提供丰厚的文献资源。　　其次，清代诗歌的选材上，《清代诗文集汇编》尽量避免被某种文学理念所支配，尤其是没有纠缠在清诗是宗唐还是宗宋这一问题上。严迪昌在《清诗的价值和认识的突破》里就说：“虚悬一个‘唐诗’或‘宋诗’的标杆来绳衡清诗，乃是削足适履之举。至于以之来贬抑一代清诗的价值，更是对事物‘因’‘变’规律的悖背。”不可否认，清诗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以韩、欧、苏、黄为宗师的宋诗派风格，譬如从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沈德潜的《归愚诗钞》，翁方纲的《复初斋集外诗》，浦起龙的《不是集》，厉鹗的《樊榭山房全集》，到同光宣时期出现的易顺鼎的《出都诗全录》以及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别集》等作品，都明显表现出宋诗派诗歌的载道意识与形式美学的倾向。　　但是，清诗之所以为清诗，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大量叙事性长诗的出现。唐诗、宋词、元曲、清代叙事性长诗，不仅形成了中国韵体文发展的四座高峰，也清晰地勾勒出诗歌向民间性话语靠拢的趋势。明清时期，随着抒情时代的终结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叙事话语与市民意识逐渐渗入传统诗歌的肌体，叙事性特征逐渐发展成清诗最为突出的特点。钱仲联先生在《清诗纪事•前言》指出：“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色，也是所谓‘超元越明，上追唐宋’的关键所在。”蒋寅在《清代文学的特征、分期及历史地位——〈清代文学通论〉引言》也认为：“相对于历来的文学传统，清代的文学创作首先表现为叙事文学的繁荣。在传统文学形式中，诗歌的叙事性最引人瞩目。”《清代诗文集汇编》在选材上紧扣学术发展动态，大量选录了以叙事见长的诗文。比如释函可的《再变记》将亲见清兵屠城诸事见诸于诗文，并以私史的形式流传，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据其居滇、黔所闻所见记录了南明王朝及吴三桂等人诸多史实，彭士望的《耻躬堂诗文钞》中所记事迹则多涉晚明史事，吴伟业的《绥寇纪略》、《梅村家藏稿》则是一轴明清易代时期人物坎坷命运的巨幅画卷，而朱紫贵的《枫江草堂集》则记录了鸦片战争及英军攻定海等史实，于桓的《金坛围城纪事诗》记载太平军围攻金坛的惨痛经历，胡克敬的《漱六斋集》叙述了其在乡先后与太平军及西捻军作战的事实，杨光仪的《碧琅王干馆诗钞》、《碧琅王干馆诗续钞》则多记天津咸丰三年（1853）以后事变，被时人目为诗史，而延清的《庚子都门纪事诗》记录了外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事实。另外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因多反映近代史实，被曾重伯、梁启超称为诗史。梁氏称其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正是在这些丰富的叙事文学话语背景下，描写家国巨变的叙事性长诗不断涌现，成为了清诗不可磨灭的显著特征。蒋寅在《清代文学的特征、分期及历史地位——〈清代文学通论〉引言》中说：“从吴梅村《永和宫词》、《圆圆曲》、胡天游《烈女李三行》到王门岂运《圆明园词》、刘师培《癸丑纪行六百八十八韵》、王国维《颐和园诗》，这类叙事性的长篇巨制已同人们对清诗的联想联系在一起，成为清诗标志性的特点。”另外，值得学界注意的是，《清代诗文集汇编》在选材上，还突破了先前的以人论诗的观念，大胆选录了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有争议的作家或“坏人”的作品。如龚鼎孳，其人先降李自成，后降清军，人品为士大夫所不齿，但他的《定山堂诗集》，吴梅村却认为“其侧坦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又如奕，其人在与英法联军交战中力主妥协，并代表清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后又勾结慈禧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但其《乐道堂诗钞》却是一部不可简单忽略的作品，柯愈春在《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对其诗文集的价值评价是“从中可见清末贵族于官场得失进退之情景”。《清代诗文集汇编》是一部资料汇编性作品，它在选材上表现出明显的“去政治化”特色。因为在编纂者看来，一部作品除了其明显的社会政治性外，还有诸如民族的宗教的审美的科学的甚至文献性的特征。对于此，《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者可谓深得个中三昧，而这些文献资料的出版也会为读者多元地、立体化地呈现民族文化中最为精要的部分。　　虽然《清代诗文集汇编》距“全清诗”或“全清文”还很远，但它基本涵盖了当代研究著作中提及的所有重要作家的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诗文集汇编》还搜集了许多坊间比较罕见的稿本、抄本或孤本、珍本，诸如蒲松龄《聊斋遗集》，洪日升《啸月楼集》、《稗畦集》，吴大《客心斋文稿》等，都是收藏家与研究者梦寐以求的稿抄本。因此，作为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断代诗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的编纂与出版不仅是出版史上的盛事，也必然在文学研究层面衍生或提升出一系列具有争议性或前瞻性的课题。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0年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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