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为“文房四宝”之一，历来为中国文人所重。被誉为“明代墨谱双璧”的《程氏墨苑》《方氏墨谱》，堪称中国制墨史上墨书之典范。此次上海书画出版社影印出版这两种珍稀墨谱，采用的是国家图书馆特藏明万历年间初版，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与史料价值。其中《程氏墨苑》为万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年）彩色印本，尤为珍贵，郑振铎先生在《劫中得书记》中赞叹：“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

　　明代中期，我国的制墨业发展迅猛，后人称“墨之在万历，犹诗之有盛唐”。尤其徽州一带，良工辈出，墨商云集，成为此一时期制墨中心。至晚明，徽州墨商方于鲁、程君房分别编印《方氏墨谱》《程氏墨苑》，以图书的方式展示了明代徽墨的风采。方、程二人先后根据自己多年累积制墨经验，聘画工收集绘制各类墨样，并邀文人名士为墨样题诗作跋，而后再以徽州版刻精工刻制而成，为我国绘画史、制墨史、版刻史留下了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方于鲁，歙县严镇人。明利瓦伊桢《大泌山房集》卷八十七载李氏为方于鲁所作《方外史墓志铭》中说：“建元名大滶，字于鲁，后于鲁墨入大内，因以字名，更字建元。卒万历戊申（一六〇八年），生嘉靖辛丑（一五一四年）。”由此可见，方氏所制之墨进贡内廷，受到万历皇帝的嘉赏，因而把用于墨上署款的字当成了正式的名，其制墨之名盛于当世。

　　程君房，原名大约，字幼博，别字君房，号筱野，别号众多，据《程氏墨苑》墨图上的名款和印款来看，常用者有守玄居士、玄玄子、玄玄氏、鸿蒙氏、墨隐道人、紫宸近侍、独醒客、鄣山放民、鄣郡放臣。安徽歙县严镇人，太学生，善古文，曾仕鸿胪寺序班，著有《程幼博集》六卷。程氏是徽州的制墨名家，既好蓄墨，又精墨法，并有墨坊“还朴斋”贩制其墨，所制墨曾贡入宫中。

　　据王重民先生《程大约传》考证：“方于鲁幼贫，客于大约习制墨，后与大约相牾，独张墨业，辑《方氏墨谱》六卷。”而程君房对方于鲁另立门户、独自经营本已不满，对其经营成果渐渐超过自己，又出《墨谱》，更是愤怒，于是不惜工本，延请当时著名画家绘图，名刻工梓刻，辑刻《程氏墨苑》，欲超过《方氏墨谱》的规模与档次。后世史料中关于《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的出版缘由，普遍采用这种说法，而关于二人之间的商业竞争，孰是孰非，终无定论。但这两部墨谱却是从另一侧面体现方、程二人有一共同特质—其时古歙墨商已经对提高自身素质有着明显的要求，不仅仅只追求制墨的技艺，而同时注重墨样的内容、画工，更注重提升墨之文人情趣，于诗文之间寻墨之文化精神所在，以此摆脱商人低俗的社会地位和形象，跻身文人士族之列。程君房、方于鲁皆为万历年间徽州严镇制墨名家，两人均有墨品实物、墨谱著作和诗文集流传于世，都与当时文人名士有着密切的来往。在这种社会背景加上程、方的个人条件下，注重画工、注重文辞、注重镌刻的《方氏墨谱》《程氏墨苑》应运而生。

　　《方氏墨谱》，初版成于明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年），共八卷，其中序跋铭赞两卷，图六卷，分别为国宝、国华、博古、博物、法宝、鸿宝，内容涉及人物、动物、神话、传说、历史等等，共三百八十五式。初版成时，明人方宇评曰：“建元墨谱始成，远近争购之。谓如三百全经，兴观多识，又如南都赋图，匪妄劳思，无宁藻缋工妍耀目而已。”其时梅守箕在《方建元集》中言：“建元方逃名而之于墨，乃用谱而悬通都，一时为之纸贵。”此二人之语足可见《方氏墨谱》在当时大受消费者和文人欢迎的程度。《方氏墨谱》出版后不久，方于鲁因以次充好，在墨的制作上出现信誉问题，被迫于一五九〇年离开歙县。然而，方氏虽离开歙县，时人对《方氏墨谱》的兴趣却丝毫未减，故而一五九六、一六〇八、一六二〇、一六二九年又分别出现了搜集拼凑的版本以及以初版原样摹刻后重新付梓的版本。有日本静嘉堂文库本《方氏墨谱》中方宇之说为证：“顷之，主人流寓京国，此版亦遂散落人家，好事者翻梓行之，不无袭声优孟。心赏之士，意未满也。兹借二三知友，调摄其间，谱书遂得复行于世。虽建元未遽完赵，此版业已为完璧矣。览者无问，易辨其真赝，不易易云。”可见《方氏墨谱》在当时影响之深远。上海书画出版社此次影印便是采用国图藏万历十六年“美荫堂”初刻本，丁云鹏、吴左千、俞仲康等明代名家绘制，法度严谨，形状必肖；黄德时、黄德懋等徽州名刻手雕版，刀法流畅，线条圆润灵动，堪称“形文毕陈，图咏并载”。

　　《程氏墨苑》，初版成于明万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年），新安程氏“滋兰堂”刻彩色印本。全书分为图十二卷，依次为玄工、舆图、人官、物华、儒藏、缁黄六类，每类两卷，名墨图案共五百二十式，其中彩色图版五十幅，另附“人文爵里”八卷。明代著名画家丁云鹏、吴廷羽等绘，黄应泰、黄应道、黄一彬著名刻工镌刻墨模而成，墨样绘制形态生动、线条雕刻细若胎毛、柔如绢丝，曲尽其妙。

　　据程君房在《程氏墨苑》中自述：“嘻！墨，物也。治墨，工也。余方耻之，奚事于竞。今日之役，第伪人穷吾术而忘其源，延虚名以诡遇。将胥天下而聋瞽之，故不得不挽其颓而使墨失真于天下。”此段自述实际作于万历甲午（一五九四年），与他在万历甲辰（一六〇四年）《墨苑人文爵里序》中所写“辛勤十年，今始裒辑成编”甚为吻合。程氏历经十年，以五年时间精心收集各类墨样图案，并参以当时类书之编辑方法，分为十二卷，后又再历五年约请当时名士如董其昌、王锡爵等不下百人题诗作词以充实八卷“人文爵里”，使《程氏墨苑》成为一部划时代的墨法巨制。本书所用万历三十三年初版“滋兰堂”彩色印本《程氏墨苑》，现仅存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馆，有彩色墨样五十六幅，尤为珍贵，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彩色印刷图书的真实面貌，刻工精细，色彩素雅，实为明末饾版印刷之前身。更为意外的是，《程氏墨苑》的墨样中还有四幅西洋版画，内容与基督教有关，相关研究证明其中一幅为利玛窦赠送程君房之作，这是明中后期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则重要数据。

　　《方氏墨谱》《程氏墨苑》之意义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两书的墨样于玉器、瓷器、漆器以及徽州当地的砖雕、木雕、石雕多有吸取，形式各异、绘画生动，虽为墨样图谱，实则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各种装饰工艺的审美取向、绘画素养以及明代工艺装饰风格的转变；二、两书中都有文人题跋赋诗，《方氏墨谱》之辑刻者方于鲁因被其时名流汪道昆招入丰干社，故以汪道昆为首的丰干社和白榆社中，有超过半数的成员都曾撰文称赞方氏墨品，在八卷中有篇幅不小的文人诗词；而后来居上的《程氏墨苑》之主程君房更是不遗余力地主动寻求文人的支持，收罗了上百位名公的诗文题赞，汇编成“人文爵里”。这是此二书出版之前关于墨法的典籍中未曾出现之新貌，无论墨商、文人都不再把制墨只视为单独技艺或营生手段，而是将墨的方方面面纳入文人雅玩之中，从中也可窥探晚明文人的清玩风尚，探索晚明文人的审美趣味；三、《方氏墨谱》《程氏墨苑》两书的成功出版，不仅有方于鲁、程君房的开创之功，有百余文人的盛情参与，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即当时画工、刻工之精良，得以最终济成厥美。故而，此二墨谱虽为墨谱，却不仅仅是文房史中重要典籍，更是中国印刷史、版刻史、绘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此次上海书画出版社将国家图书馆特藏明万历初版《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合二为一，命名为“明代墨谱双璧”，将五百年前两个因为商业竞争而出现的国宝级典籍汇辑一函，使读者可以将两者互为比较，想象当年风云际会之竞争，怀念辑刻者呕心沥血之付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初版原样为首次原色影印面世。以往海内外研究专家对此二谱的研究可谓深入而广泛，惜多未得见初版原貌，尤其是明万历三十三年“滋兰堂”刻彩色印本《程氏墨苑》。此次印行，庶可弥补诸专家学者之憾，亦为喜爱文房、研究版刻、墨样之读者贡献绵薄之力。图书整理中容有未当之处，敬俟方家批评指正。

　　（《明刊墨谱双璧》，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精美本定价：680.00 元，典藏本定价：9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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