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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两大项目 发布时间：2004-9-16 0:00:00 作者：白化文

一

    我们探讨这一问题，主要是从解放前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大出版单位竞争的角度来观察。这是因为，一则，史实就是如此。二则，通过比较与参照，极能说明问题。且说，中华书局从它诞生之日，即1912年1月1日起，或者再提前一点来说，从它预测革命必将很快成功，因而在地下编纂共和国教科书，以便夺取商务印书馆在宣统年间几乎独占的教科书市场起①，这两家多方面的竞争就开始了。头一次竞争，即这次教科书的竞争，中华抢先，商务慢了好几步，大吃其亏。可见，预见并能顺应新潮流，十分重要。这种靠预见性取得巨大成功的范例，当代的出版社领导者似乎应该好好地学习呢!

    可是，商务的历届领导人都很精明，业务人员干练者甚多。商务的底子又远比中华要厚。所以，商务很快从这次打击中苏醒过来，取得经验教训。此后，商务领导出版界新潮流的高招可就层见叠出，把中华给比下去了。表现在选题策划等方面，中华往往是跟在商务后面跑。商务出台一项新措施，一种新选题，中华就跟着人家开出的道路走，显得总是慢几拍的样子。解放前，商务是中国出版界的老大，比起老二中华、老三世界书局等，总体实力高出一大截。除去经济实力等因素，商务领导的经营头脑灵活，决策层高级知识分子多而又不冬烘，常常想出好点子，又有魄力下大本钱付诸实践，未尝不是他们能坐稳头把交椅的一个原因。这一点，似乎也可供当代出版者作为一条经验来参考。

    可是，中华的领导也不是笨蛋。他们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在学习对方的选题规划和经营策略时，不照猫画虎，避免雷同，总要在同类选题内搞出点不一样的花样来。而且，力争“后出转精”，要比商务出得早的同类出版物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更美，更高”的面貌来。当代的一些出版商，文化水平低，没有长久打算，往往一窝蜂，奔一种能捞钱的选题去掘金。结果常常适得其反。这一条经验教训虽然已经近于老生常谈，但却是很值得所有的出版家汲取的。

二

    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先生主持下，从20世纪10年代起，即致力于古籍影印事业。特点之一是规模大，气魄雄，以大套丛书行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所载王绍曾先生所作《记张元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办的几件事》一文有概略记载。请参阅，不具引。王先生举出十部影印本大丛书。可以补充的是，《丛书集成初编》的一部分和《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中的一小部分，也是洋装缩印影印本。还有那原附属于《万有文库》的影印本《十通》、《佩文韵府》(此二书均加有新编索引)呢!

    现在，但就《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来作比较。崔文印先生在 2002年第1期的《书品》杂志上，写有《近代最有影响的两部丛书》一文，精简扼要。李鼎霞女士曾在《文史知识》杂志1982年第3期上发表过《<四部丛刊>与<四部备要>》一文，是首先就此两书作比较性探讨的专文。以上两篇文章讲到的，我们就少说几句。

    首先要说的是，这两套大丛书是商务与中华商业竞争的产物。崔文印先生誉为“商业竞争的良好典范，……不是取巧，而是在产品质量上下了真功夫”。这话不假，还可以进一步分析的是：在当时“整理国粹”呼声形成合唱的大环境中，在新旧各派学者对整理古籍都表现出兴趣的气氛笼罩下，中华当然会想到分商务这一杯羹。大部头丛书便于各种图书馆一次扩容，如新开办的各级学校图书馆、省市图书馆。即便是库容很大的大馆老馆，购入这么一大套书，在当时也算不上珍稀之物，如果开架阅览，也省得总是入库找书，还省得动善本。于那时附庸风雅的有钱的人，有这么一大套摆在客厅或书房，也很壮观呢！再说，整套打折预订后，分批出书时一般总得多印不少，拆零售卖。因此，出古籍丛书固然本钱下的大，回报必然可观。中华步商务的后尘，往这上面打主意，就是必然的了!

    中华一没有涵芬楼那样的善本图书室，二缺张元济先生与南北内外藏书家、图书馆的交往，三则当时重要的善本已被商务各丛书影印得差不多了——虽然那时有许多书籍商务还没有影印出来，但至少是在策划中——所以只能自辟蹊径。 1920年6月，中华购进丁辅之兄弟新造的“聚珍仿宋”系统活字并经过补充后，1921年就开始辑印《四部备要》。这是中华聪明之处。因为这种字特别适合印古籍线装本，古雅大方，当时中华独一份。这就甩掉了影印方面无法取胜的包袱或说无法克服的弱点——那是非影印善本不可的——排印则主要看内容有无价值，底本不是主要的考虑对象。

    影印善本受底本的限制大，在丛书中按目录的要求组成良好的整体不太容易。好比募兵，哪能班班齐呐 !从《四部丛刊》的“经部”就可看出，费了挺大劲，还是得进许多宋本以后的本子才凑齐。如《仪礼》用明徐氏翻宋本，《大戴礼记》用明袁氏嘉趣堂本，即是。商务后来在二次印时又作补苴替换，如《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初印本全用述古堂影宋抄本，二次印则卷三十至四十改用宋本，即是。清刻本当时尚多，一般说是不宜影印的，这就限制了许多清代优秀著作，特别是为前人著作所作的注疏等，被划在《四部丛刊》之外了，而那些著作却正好是从事古籍整理的读者十分需要的。自《书目答问》之后，梁任公、胡适之等先生对清代学者整理旧籍的总成绩估价很高，还有人不断开书单子。中华得以凭借参考的这种推荐目录很有几种，排印的天地又极为自由宽广，因而，单纯从那时的学术角度来看，《四部备要》收书的系统性要比《四部丛刊》强。例如，拿崔文印先生举出的“经部”来说，“十三经”就有“十三经古注”、“十三经注疏”、“清十三经注疏”三整套；“经义” ?尊主编的《经义考》，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小学”有通用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等。总之，研究经学的主要书籍基本齐备。不像《四部丛刊》那样，似乎是请来一大批高士，可是经世致用的人才不全，需要时还得另行外请。“史部”呢，商务大约眼光太高，用多年时间准备出《百衲本二十四史》。可是，即以《旧五代史》而言，因为“终望金南京路转运司刊本尚在人间”，“展转追寻，历有年所。迷离惝恍，莫可究诘。今诸史均将竣事，不得已，惟有仍用刘氏《大典》本(按，即刘氏嘉业堂本)，以观厥成”。(张元济先生《涉园序跋集录》中“旧五代史”条)按商务原意，是用这套“二十四史”来配《四部丛刊》的，所以，《四部丛刊》“史部”打头的“正史”就全部缺员。而《百衲本二十四史》由于主要是找好的版本来配合，直到1930年才开印，1936年才勉强完成。这就使早在1919年就出版的《四部丛刊·初编》，如多兵种作战时一个主要兵种严重残缺(如炮兵之缺少重炮队)，有点不尽如人意啦!相对来说，《备要》就像程不识的部队，严谨整饬，整体看来很有精神。

    《四部丛刊·初编》发行后，很快就遇到出来竞争的《四部备要》。从当时流行的“推荐目录”、“导读书籍”中，从与《四部备要》收书在目录方面的对比中，聪明的商务领导马上认识到这部大丛书结构上的缺点。他们补救的办法却是继续搜集善本并影印《续编》、《三编》。这两编因为是《初编》的补充，同时也受到找寻善本的限制，因而，从目录角度看，更加散漫，有如飞将军李广的营伍。似乎是为了补救《初编》中大部头的书较少的缺陷，《续编》中影印了《大清一统志》五百六十卷（还附有新编的索引，这是商务的长技)，《三编》中影印了《太平御览》一千卷，这都是大手笔。可是，综览这三编全局，终不如《备要》整齐严饬也。

    拙见是，从古籍丛书书目结构的角度看，《备要》堪称组织得最好，收书最全面的，实用性最强的一套丛书。《〈四部备要〉改印洋装缘起》?②一文中透露，《四部备要》是以《四库全书荟要》为目录和全书规模方面的主要参照物的：“……《四库全书》凡三千四百馀种，七万七千馀卷。因全书卷帙浩繁，阅览不便，乃于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阅七载而成书，凡四百七十三种，一万一千馀卷。”“乃仿《四库全书荟要》办法，而有《四部备要》之辑印。十四年来，成书三百五十一种，计一万一千馀卷。分量与《荟要》略相等，所选之书亦三分之二相同。”以下叙述其不同之处，请有兴趣的读者自行观览，不赘引。希望达到的目标，则是：“现在研究国学者，得此一万馀卷之《四部备要》，可以无俟他求矣 !”总之，从一起手就注意有组织地按目录配书，也就是较严格地执行由目索书配套再印行，这是一。找到一部一般读古籍的人得之“无俟他求”的体量接近的参照物，并从收书范围方面根据时代发展加以取舍，这是二。这是个聪明的办法，除了已成为古董不合时代要求，当时更没有印本的《荟要》，按此设想，为读者着想而编印出这样一部大丛书者，前无古人，至今也得算后无来者。《备要》留给我们的经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可以说，即使到了我们的时代，一位钻研古籍的学者，若是按照《备要》的目录来为自己的书房配置书籍——但不是买《备要》——主要的必备的用书就接近完备了。图书馆置备与补充书籍，亦足资参考。

    返观《丛刊》，编纂的想法虽然与《荟要》、《备要》相似，都是要编出一大套“四部”必备用书。可是执行的结果，是印出一大套至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套缩印影印善本丛书来。单纯从目录结构来看，可议之处就多了。与《备要》对比，就会明显地看出来。例如，唐人别集，编入《备要》的全是大家名家，多采清人整理本、注释本为底本。《丛刊》则从稀见名贵版本角度，收录名震江南的“上元邓氏群碧楼”藏《李群玉诗集》、《碧云集》、《披沙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甲乙集》等。仅仅从目录结构来看，如果排印，决不会优先考虑这些别集的。从影印名贵版本来看，那可是至今令学者赞叹的了。

    《备要》于1926年发售全书预约，好比全部演员出台，客观上隐隐地影响了《丛刊》的《续编》、《三编》选书。例如，《备要》的“词曲”部分，“词”的要籍基本收纳齐备，殿以大部头的四种《词综》(共一百三十卷)和《宋六十名家词》。这就足敷一般使用了。20世纪30年代，“曲学”早已进入大学课堂，《备要》只以《元曲选》充数，可显露出有点保守的样子。《丛刊》的三编则采用几种那时稀见的中小型本子，如《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九卷、《雍熙乐府》二十卷、《吴骚合编》四卷、《梨园按试乐府新声》三卷等，当时必然使人耳目一新。商务还不甘心，在《国学基本丛书》中缩印影印了《宋六十名家词》，同样可以零售，报纸本售价较低。从而觇见商务与中华之间真是处处竞争啊!

三

    《丛刊》是影印本，编辑重点与难点在底片拍摄 (与原三书书品优劣极有关系)及描润(描润优缺点另议)，不需考虑标点。《备要》是排印本，就得进行校点。早期出版的《备要》，中华本来是不加圈点，就照原本排印的。后来，大约还是出于争胜，从便于读者阅读着眼这一点以广招徕，也对一部分重点书进行校点了。但是，限于种种条件，只能采用旧式圈点，“无论正文、注释，概加句点”。据《备要》的“改印洋装缘起”中的“办法”第五条载，重点书有“经部之《四书集注》及《十三经》古注，史部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国语》、《国策》，子部之周秦诸子四十种以及浅近之性理书，集部之《楚辞》、诗文词总集等”。点句者，除使用本书局的专家外，外请清代翰林等遗老。后者也有壮声威出宣传效果之意罢。可是，执行起来效果并不见佳。拿翰林们来说，阅读校点古籍的能力是否超群，就难打保票，何况他们又老又有许多外务，多半由门生故吏来代行呢(美其名曰分给他们点钱花)。倒是本书局及外请的一部分“国学耆宿”堪称专家，出色当行(一部分专家在“缘起”中列名)。时移世易，到了我们新时代，整理古籍理应校点，使用标点符号，出校勘记。新一代青年人读《备要》那样的圈点，也十分费劲。因此，《备要》虽出版仅七八十年，可就显出老态龙钟，早就跟不上时代要求啦！作为一种能够引用的“版本”，限于上述条件，《备要》恐怕不够格。您看见学术书籍与论文的注释中，有引《备要》本的么？青年人有首选阅读《备要》本的某一种典籍的么？附带说一下，已经有人指出，《备要》采用的底本颇多可议，禁不住细心的学者比对。③这也是《备要》难以长期行世的一块定时炸弹类型的硬伤。我们就不再就此讨论了。

    作为影印本，《丛刊》的价值却是越来越高。特别在经过战乱的七八十年之后，至今古籍善本已经很难借阅的现实情况下，研究、阅读古籍的学者早已把影印本看成下真迹一等的虎贲中郎矣 !作为一种能够引用的版本，“丛刊本”却是常见于学术著作中的了。

    《丛刊》属于缩印式影印本，优点之一是整套丛书开本可保持一律。再一个优点是，其底板缩放随意使用，出版大小开本任凭尊便。商务就尽可能地利用了这一点。例如，先在《续古逸丛书》中出大开本，然后收入《丛刊》。如《孟子》、《尔雅疏》、《窦氏联珠集》、《清波杂志》、《续幽怪录》等，莫不如此。再如，《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宋·袁州本)在《续古逸丛书》、《丛刊》(线装、洋装两种)、《万有文库》(缩印洋装)中连续推出，一菜三吃，生财有道。惟影印方能有此本领，中华望尘莫及矣。

    风物常宜放眼量 !从而我们应该悟出：要像下围棋，着眼在几十着之后。我们并不是盲目提倡影印古籍，而是认为，对于专家来说，优秀的影印本极为有用，其津逮学人，不仅几代。而古籍整理本，最好一次到位，也就是说，要校点好。不宜落后于时代。中华编印《备要》时，掌握新式标点的专家尚不多，观夫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对某些标点本讹误的揭露，便可看出兹事大难。解放后中华组织校点《资治通鉴》来作试点，那样多的优秀专家参与，书局上下各部门兢兢业业，尚且让人找出上千的错误来。至今，揭示各种古籍校点讹误的文章不断出现。可见，此等事不能苛责先辈，不可怪罪《备要》。但是，客观地看，《备要》终究在历史上成为昙花一现的一种入不了古籍版本之林的丛书。这就是《备要》留给作古籍整理工作的后人的最大的教训。

四

    中华也想要和商务在影印方面一比高低。最大的一次试探性进军，就是影印《古今图书集成》。时在 1934年。运筹经营情况，详见陆费逵先生《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缘起》?④一文。“分典发行”是从《备要》、《丛刊》发行中可以零售脱化而出的一种增加营业额的新办法。商务针锋相对，1935—1937年推出影印本《十通》与《佩文韵府》。清代乾隆十二年(1747)武英殿刊《三通》；光绪年间，浙江书局刊《九通》，后有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图书集成局排印本，二十八年(1902)上海鸿宝书局石印本。说明在那时此种工具书还是有相当大的市场需求的。《佩文韵府》旧有清康熙五十年(1711)扬州诗局刻本，清季翻印石印缩印本，均为线装，卷帙繁重。商务把它们影印缩印并洋装，编入《万有文库》，作为订购全套《文库》的附带赠送礼品书。这礼品颇为富丽堂皇，显得出手大方，很能勾起那些图书设备不足的新设立的图书馆和小型图书室管理人的胃口，促使他们下定决心订购全套《文库》。肯下这种大诱饵，足显商务的魄力。同时，《十通》、《佩文韵府》当然可以单独出售。多财善贾，长袖善舞，于此见之。

    这次竞争，虽然是各出各的书，各不相扰。但是，除了影印以外，商务还加上新的一着：新编索引 !特别是《佩文韵府》的索引，将按韵排字的《佩文韵府》改为按首字排列，结果，索引本身变成一部新编的《骈字类编》，比专收双音词的《骈字类编》收的词语还多（有三音、四音词语，双音词也多些）。这就把原刊本、道光年间海山仙馆本、光绪十二年(1886) 上海同文书局影印本全给比下去了。缺点是索引得字迹太小，好在还清楚，凑合着拿着放大镜查阅罢。索引可是排印得挺清晰的。《十通·索引》的优点可以类推。可见，即使单纯影印一部书，也得想着添点什么有用的东西。中华在这方面又输给商务了。平心静气地说，中华为影印《古今图书集成》，花在印刷技术方面的心思不少，为此，我们可以称此本为“中华缩印本”。它为解放后的重印本打下很好的基础。可是，索引还是解放后新印本所附的新编。不论这部新编的索引优缺点如何，它究竟显示出新编的姿态。可见，影印古籍，如果仅仅只着眼于印刷等技术方面，绝不能充分表现出我们整理古籍的水平。这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经验教训罢！

五

    《丛刊》和《备要》的竞争，属于同一种选题而在选择底本和印刷手段方面各有千秋的竞争中华出影印本来抢占商务的一部分市场，印刷手段相同，具体的图书选题则不同。我们举出此二种竞争方式说明，出版界在出版业务方面竞争的主要方式大致就是这两项。其主要得失，前面我们已经提出自己的见解，仅供讨论而已。

    解放后一大段时间内，中华与商务各有专攻，此种竞争似已成为历史。改革开放后，各地各种出版社不断涌现，光是专业古籍出版社就有二十多家。竞争更趋激烈。中华占有近五十年的老大哥优势，比解放前大不相同。由靠边的老二成了不折不扣的老大。商务受分工的限制，早就不跟中华在古籍整理方面竞争了。商务的许多遗产反倒归了中华。我看，中华靠“中华”二字，就显示出必然是整理古籍的专门家的样子，把整理古籍贡献比中华大得多的商务给挤到一边，专干出版与外国有关的书籍的营生去了。这是时代的赐予，深望中华珍重这一赐予，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作出更大的成绩才是。

    经过上个世纪近五十年的积累，中华已经出版了许多校点排印得极好的书籍，并形成若干丛书类型系列。我们建议，在此基础上，逐渐有意识地向集成一大套《新四部备要》发展。此外，影印书最好多加上一些显示出经过整理的给读者以方便的附加新材料，例如索引，带研究性质的前言后语，附录些重要的相关文章，等等。

    本文得到梁静波女士提供资料等帮助，在此致谢。

(来源：摘自《“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