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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穗者的追求——我的《诗品集注》
发布时间:2010-3-17 0:00:00 作者:
半个多世纪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许多精品好书,《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则是精品中的精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看家”的、长青的品牌书。在《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已出的100种中,我的《诗品集注》忝为其中的一种,占百分之一份额。而且,在《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作者中,当时我是最年轻的,现在也不算老。杜甫《壮游》诗说:“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就是我成为这套丛书作者之一的感觉。
《诗品集注》问世以来,虽然受到一些好评,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学术月刊》、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会报》等十几家报刊杂志上有长篇评论,引用率也很高,但仍然不能掩盖其中存在的一些瑕疵和错误。令我欣慰的是,读者和同行的好评或批评,都出于善意的维护,因为他们已经把这本书看成是“公共的学术财产”,代表了新时期《诗品》研究人皆可以利用的平台。正是由于这份“公共学术财产”产生的责任,使我在再版的时候,不得不对它进行全面、认真的修订,诚惶诚恐的心情,就像当初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写出来一样。
由于集注必须引用他人的成果,转述前人的观点和材料,其中涉及文字的理解、人物的评价,摘句褒贬,颇为繁复。有的引文资料残缺不全,有的本身鱼鲁虎帝,包含了错误。且古人引用,往往凭记忆,多有记错的地方。原来集注的宗旨是照录,不加改正,反正是前人或古人说的,错误当由古人和前人负责,甚至标点符号也不改正。但是,为了对本书的读者负责,其实是应该改正的,这次都改正了。我的按语,均加“旭按”注明,以清条贯。
再版的《诗品集注》改正了原书中的错误,如原来《中品•谢朓》条的“颇在不伦”,根据萧华荣兄的意见,作了新的符合原文的解释。一些原来生卒年不详的诗人,通过今人王法国兄的考证,作了补充。有的利用了学术界的新成果,如在域外汉学中对毛伯成资料的发现。以前注释都以为毛伯成的诗已经佚去,但今人又从德藏吐鲁番北朝写本魏晋杂诗残卷中,发现了他的诗歌,虽然有点残缺,但也是珍贵的。因为可以让我们看看这位自称自己的诗有“奇气”,要读者抓住,不然便飞去的诗歌,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
“参考”部分,除了引用历代评论,还充分引用同时代,甚至在钟嵘以前诗人的作品,如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颜延之的《五君咏》、沈约追悼朋友的诗,广义上都是评论,甚至是比一般评论更重要的评论。特别是《杂体诗三十首》,以拟代评,是齐梁时代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诗学评论数据。它不仅在沈约、钟嵘、刘勰以前,就圈定了哪些诗人最重要、各擅长什么题材、各有什么风貌,还基本上展现了自汉至齐梁的诗歌美学。揭示了由于时代、地域、诗人性格的不同,带来诗歌风貌的不同。譬如,最早给陶渊明诗歌地位的,不是沈约,不是刘勰,也不是钟嵘,而是江淹的拟诗。所以,这次修订“参考”,将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作为“参考”内容,让读者看到当时最早的评论,并认识中国古代诗学评论样式的精彩纷呈。 经过增订和全面优化,呈现给读者的,已是涅槃过的《诗品集注》。因为它已不是原来流传五十多种版本中的一种,而是集注者在大量不同系统版本和宋代类书、笔记、诗话校勘基础上产生的《诗品》“新本”。“新本”最大程度地恢复了《诗品》原本文字的面貌。在“原本文字”的基础上,集古今中外研究者包括自己的研究成果于一帙。这就像——在学术的田野里秋收,有人开的是收割机,我却是个跟在收割机后面拾麦穗的孩子。一年一年、一点一滴地将研究成果的“麦穗”积攒下来,朝着“一加一大于二”的阐释学方向颗粒归仓—这是新版《集注》的意义,也是我进行专书研究的理想和追求。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09年08月)
《诗品集注》问世以来,虽然受到一些好评,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学术月刊》、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会报》等十几家报刊杂志上有长篇评论,引用率也很高,但仍然不能掩盖其中存在的一些瑕疵和错误。令我欣慰的是,读者和同行的好评或批评,都出于善意的维护,因为他们已经把这本书看成是“公共的学术财产”,代表了新时期《诗品》研究人皆可以利用的平台。正是由于这份“公共学术财产”产生的责任,使我在再版的时候,不得不对它进行全面、认真的修订,诚惶诚恐的心情,就像当初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写出来一样。
由于集注必须引用他人的成果,转述前人的观点和材料,其中涉及文字的理解、人物的评价,摘句褒贬,颇为繁复。有的引文资料残缺不全,有的本身鱼鲁虎帝,包含了错误。且古人引用,往往凭记忆,多有记错的地方。原来集注的宗旨是照录,不加改正,反正是前人或古人说的,错误当由古人和前人负责,甚至标点符号也不改正。但是,为了对本书的读者负责,其实是应该改正的,这次都改正了。我的按语,均加“旭按”注明,以清条贯。
再版的《诗品集注》改正了原书中的错误,如原来《中品•谢朓》条的“颇在不伦”,根据萧华荣兄的意见,作了新的符合原文的解释。一些原来生卒年不详的诗人,通过今人王法国兄的考证,作了补充。有的利用了学术界的新成果,如在域外汉学中对毛伯成资料的发现。以前注释都以为毛伯成的诗已经佚去,但今人又从德藏吐鲁番北朝写本魏晋杂诗残卷中,发现了他的诗歌,虽然有点残缺,但也是珍贵的。因为可以让我们看看这位自称自己的诗有“奇气”,要读者抓住,不然便飞去的诗歌,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
“参考”部分,除了引用历代评论,还充分引用同时代,甚至在钟嵘以前诗人的作品,如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颜延之的《五君咏》、沈约追悼朋友的诗,广义上都是评论,甚至是比一般评论更重要的评论。特别是《杂体诗三十首》,以拟代评,是齐梁时代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诗学评论数据。它不仅在沈约、钟嵘、刘勰以前,就圈定了哪些诗人最重要、各擅长什么题材、各有什么风貌,还基本上展现了自汉至齐梁的诗歌美学。揭示了由于时代、地域、诗人性格的不同,带来诗歌风貌的不同。譬如,最早给陶渊明诗歌地位的,不是沈约,不是刘勰,也不是钟嵘,而是江淹的拟诗。所以,这次修订“参考”,将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作为“参考”内容,让读者看到当时最早的评论,并认识中国古代诗学评论样式的精彩纷呈。 经过增订和全面优化,呈现给读者的,已是涅槃过的《诗品集注》。因为它已不是原来流传五十多种版本中的一种,而是集注者在大量不同系统版本和宋代类书、笔记、诗话校勘基础上产生的《诗品》“新本”。“新本”最大程度地恢复了《诗品》原本文字的面貌。在“原本文字”的基础上,集古今中外研究者包括自己的研究成果于一帙。这就像——在学术的田野里秋收,有人开的是收割机,我却是个跟在收割机后面拾麦穗的孩子。一年一年、一点一滴地将研究成果的“麦穗”积攒下来,朝着“一加一大于二”的阐释学方向颗粒归仓—这是新版《集注》的意义,也是我进行专书研究的理想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