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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不可多得的明代省志 发布时间：2007-2-2 0:00:00 作者：张沛

　　明嘉靖间知名学者马理、吕楠主持编纂的《陕西通志》，近期经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邵国秀先生在《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序言中，通过对明代三部陕西省级志书——成化《陕西志》(已佚)、嘉靖《雍大记》和《陕西通志》的比较，认为“嘉靖《陕西通志》，无论体例之严谨，或记事之详确，远在前二志之上”，“此书保存了陕甘两省大量的明代及其以前的史料，实为陕西明代最有价值的一部省志”。由于嘉靖《陕西通志》极为罕见，此次整理出版，无疑是一件盛事，值得推荐。综览此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范围涵盖西北大部地区，不限于今之陕西。
　　成书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陕西通志》，所记的“陕西”为明代中期的陕西省，其辖境含今陕西、甘肃二省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境，以及青海省青海湖以东河湟流域，基本包括了我国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从所记述的范围而言，本书不是狭义的陕西省志，而是一部涵盖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大陕西”志书，对研究古代特别是明代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保存了很多珍贵资料。?
　　全书共40卷，分土地、文献、民物、政事四纲，下列28目，包括星野、山川、封建、疆域、建置沿革、古迹、经籍、艺文、户口、田赋、物产、仙释、职官、水利、兵防、马政、风俗、灾祥、鉴戒及各类人物等，近200万言，堪称“上下古今，括囊殆尽”。与其后编纂的几部清代《陕西通志》及《甘肃通志》相比，其中保存的很多资料极为珍贵。如以当时民户而言，地处省垣的咸宁县和位于晋陕交通要冲的朝邑县均超过1.2万户，而临洮府一府之大，仅有1.1万户。全省大部分州县为1000—5000户左右，5000户以上的州县寥寥无几，1000户以下的州县为数不少，其中汉中府宁羌州和略阳县，巩昌府文县及延安府葭州等，其境均不满500户，民户最少的巩昌府漳县仅197户、750口，一县民户，竟不如关中一个大的村镇多；再以一年所缴“商税课程钞”为例，折算白银，有的县(如三原、韩城)达100两以上，朝邑县最多，高达197.57两，大部分州县为一、二十两，不少州县仅区区数两，而商州境内的镇安、山阳、商南等县，一县一年尚不足一两，其中最少的商南县只有三钱一分。如此悬殊民户和商税数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西北地区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本书不仅重视经济资料，还很重视地方文献，如书中全文收录了长达5000余字的蓝田《吕氏乡约》。这份保存至今最为完整的宋代乡规民约，充分体现了自宋代以来陕西民间崇尚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标准，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书中还绘制了有关天文、地理、山川、城池、物产等图200余幅，这些图形象、直观地再现了当时陕西各地的自然和人文风貌，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三、专卷记述了当时已不隶属陕西及明朝的“河套”和“西域”地区，反映了编者的卓越史识。?
　　明初国势强盛，在北部边境，曾经领有河套地区，但经“土木之变”后，“北元”势力开始南侵，自景泰末年进入河套地区，成化以后长期驻牧河套以及套西甘、凉境外，明朝只得不断于长城以北增筑“边墙”以加强防御。在西北地区，明初一度领有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哈密一带。15世纪中叶以后，西北形势变化，哈密卫为吐鲁番所并，赤金蒙古卫亦被迫内迁，其他罕东、沙州等卫，或被吐鲁番所并，或为蒙古入青海时所破，明朝西北部屏障全失，被迫放弃了这些地区，退守至嘉峪关。对于当时已经不隶属陕西及明朝的“河套”、“西域”地区，本书编者明确表示：“(河套)自古帝王及皇明皆保有其地”；“西域自古内属之国也”。基于此认识，书中于《土地》第十特撰了《河套•西域》专卷，下列《河套地沿革》、《河环套地序略》、《河套地广袤略》、《河套山川》、《河套古迹》、《河套物产》及《西域土地内属略》、《西域土地人物略》等专章，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河套、西域的山川风物以及自古以来和内地的密切关系与建置沿革。卷内还配合文字绘制了长达8页的《河套图》，详细标明了自宁夏城至黄甫川堡河套地区的山川、古城及当时的“大边”(明长城)、“二边”(边墙)、镇、营、堡、驿等军事和驿传设施；同时绘制了长达20页的《西域土地人物图》，不仅依次标有嘉峪关外至哈失哈力(今喀什市)以远的数十座城郭、关隘及山川位置，还描绘了不少服饰、形态各异的土著人物，可以称得上是一幅难得的古代西域风物长卷。本书编者为当时已不隶属陕西及明朝的“河套”、“西域”设置专卷，既体现了地方志“资治”、“存史”的功能，更反映了编者的卓越史识。?
　　由于本书编纂历时不足两年，时间相对较短，加之编纂期间人事变动及刻印中校改不精，其中错讹衍倒之处不少。如原书中将唐代诗人“朱庆馀”误作“宋馀庆’、并将其《凤翔西池与贾岛纳凉》诗误系于沔县“东池”条内；原书中以金朝高陵县令张翱“字子翔”误作“字子翱”等，均依据相关文献及现存碑石作了改正。
　　此次整理中还尽可能地吸取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如原书记述唐昭陵陪葬名目时错误较多，遂根据新出版的《昭陵碑石》作校记加以补正；原书在记述蒲类海时谓“蒲类海一名盐泽……汉班超将兵击伊吾于蒲类海是也。《水经》云河水一源出于阗国南山下，水北流，与葱岭河合，又东注于蒲昌海，即蒲类也”。经查今本《水经》及《水经注》，均无此记载，遂根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出校记指出：“蒲类海一名盐泽，蒲昌海即蒲类，疑误。”同时说明“蒲昌海又名盐泽，即今罗布泊；蒲类海(泽)明代称巴儿海子，即今巴里坤湖，二者非为一也。”又原书据《宋?史•?地理志》以宋永兴军高陵县为“高阳县”，整理时亦根据今人研究结果，在校记中指出了《宋史》之误，并纠正了原书之错。整理中还对照《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及相关地方志，对原书所列诸多明清进士的姓名、籍贯及科年作了校补，从而使原书的资料更为详实和准确。全书在整理过程中共出各类校勘记计3360余条。相信本书的整理出版，必将受到广大史学和地方志工作者的欢迎。 ?

(来源：转自《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