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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 千古文章
发布时间：2007-4-5 0:00:00 作者：曹明纲
对于今天的学术界来说，任半塘先生的名字也许并不陌生。因为从１９５８年出版唐代戏曲的研究专著《唐戏弄》以来，他有关唐代音乐文艺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唐声诗》、《敦煌歌辞总编》等，都署以此名；而他作为中国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一代宗师的学术成就，也是由这些专著奠定的。然而任先生的学术生涯却是从研究词曲开始的，他一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开拓词曲学和创立唐代音乐文艺学两个方面。
任半塘（１８９７－１９９１）本名任讷，字中敏，扬州人。他１９２０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执教于扬州中学、上海大学、南方大学、复旦大学、广东大学、四川大学和扬州师范学院。教学之余，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因前期研治北宋词和北曲，自号“二北”；后来进而从事隋唐五代音乐文艺的探索，故谦称“半塘”（即寓“半个唐代”的意思）。他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得到词曲大师吴梅的赏识，专攻词曲；毕业后又曾寓居苏州吴梅先生家，尽读奢摩他室词曲珍本，学识大增。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任先生从编辑校订曲目、曲选、曲话入手，先后出版了《新曲苑》（３４种）、《散曲丛刊》（１５种），元曲四大家、乔吉、张可久等名家集，《元曲三百首》、《荡气回肠曲》等散曲选本，汇集曲苑佚事和考订、品曲资料的《曲谐》，从而大大推动了散曲研究的进程。同时，他又在专著《词曲通论》中，提出词曲合并研究的思路，从源流、体制、牌调、音谱、意境、性质、派别等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由此奠定了近代散曲研究的基础；他对词律、词乐以及词源、曲源的探讨，直接质疑了宋词源于唐诗、元曲源于宋词的传统观点。这些成就，使任先生在当时即获得了“曲学大师”的称号，与吴梅的另一高足卢前并称“南任北卢”，蜚声中外。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先生由词曲的音乐性质上溯源流，结果发现了唐代音乐文艺这个前人未曾涉足的“大花园”，欣喜之余，大加开拓。在制订的“唐艺发微”八种研究著作中，他首选笺订具有唐代音乐文学纲领性著作《教坊记》，作为开展这项系统工程的突破口。他在书中全面考察了所录曲名反映的史实、源流以及与敦煌曲、声诗、长短句、大曲、歌舞、戏剧等多种文艺形式的关系。接着任先生出版了系统研究唐代戏剧的９０万字的力作《唐戏弄》，他用大量史料考察了唐代戏剧兴盛的社会文化环境，并从剧目、道具、表演程式等方面，具体论证了唐代歌舞戏和科白戏，尤其是以科白为主要特征的参军戏已趋成熟，真正的戏剧不仅已经形成，而且经过初、盛、中、晚唐和五代的积累发展，内容和形式都有长足的进步。书中所展示的唐代戏剧全貌，为中国戏剧史连接周代“戏礼”、汉代“戏象”和宋元“戏曲”提供了全新的认识。这一研究成果，极大地撼动了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得出的宋以前是“中国戏剧的胚胎期”、“不具备真正的戏剧形式”的结论，因而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的这一成果在日本汉学界得到了岸边成雄等人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现代对“中国文化人类学”作出的最大贡献。此后，任先生又在他的另一部力作《唐声诗》中，一改前人研究唐诗只重文词不讲声乐的偏颇，对唐代诗歌入乐的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考辨，不仅建立了唐诗入乐的有关理论，追溯了唐代声诗与汉魏六朝乐府的历史渊源，而且分别考订了１５４个诗调的异同，探明了唐代朝野歌诗的真相，沟通了唐前乐府与宋元词曲在音乐方面的联系和传承，填补了中国文学艺术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空白。而以后相继问世的《敦煌歌辞总编》以收录广泛（共１３００余首，前人仅１５３首）、辨体严明著称，由学生、助手最后整理、协助完成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唐箸辞》等，也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唐代文艺的多样性，为唐代文艺学的最终建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任先生以自己的毕生精力完成了他作为中国散曲学开创者、奠基人和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一代宗师的学术研究，尽管人已远去，但留给后人和学界的丰硕成果将与世长存。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任半塘文集》为名，重印了他的《唐戏弄》、《唐声诗》和《敦煌歌辞总编》，无疑是嘉惠学林的一件好事。据此，人们也完全有理由期待他的其他多部著作能相继重印，期待尚未正式出版的论文汇编《回甘集》早日问世。
(来源：转自《古籍新书报》第54期)
任半塘（１８９７－１９９１）本名任讷，字中敏，扬州人。他１９２０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执教于扬州中学、上海大学、南方大学、复旦大学、广东大学、四川大学和扬州师范学院。教学之余，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因前期研治北宋词和北曲，自号“二北”；后来进而从事隋唐五代音乐文艺的探索，故谦称“半塘”（即寓“半个唐代”的意思）。他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得到词曲大师吴梅的赏识，专攻词曲；毕业后又曾寓居苏州吴梅先生家，尽读奢摩他室词曲珍本，学识大增。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任先生从编辑校订曲目、曲选、曲话入手，先后出版了《新曲苑》（３４种）、《散曲丛刊》（１５种），元曲四大家、乔吉、张可久等名家集，《元曲三百首》、《荡气回肠曲》等散曲选本，汇集曲苑佚事和考订、品曲资料的《曲谐》，从而大大推动了散曲研究的进程。同时，他又在专著《词曲通论》中，提出词曲合并研究的思路，从源流、体制、牌调、音谱、意境、性质、派别等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由此奠定了近代散曲研究的基础；他对词律、词乐以及词源、曲源的探讨，直接质疑了宋词源于唐诗、元曲源于宋词的传统观点。这些成就，使任先生在当时即获得了“曲学大师”的称号，与吴梅的另一高足卢前并称“南任北卢”，蜚声中外。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先生由词曲的音乐性质上溯源流，结果发现了唐代音乐文艺这个前人未曾涉足的“大花园”，欣喜之余，大加开拓。在制订的“唐艺发微”八种研究著作中，他首选笺订具有唐代音乐文学纲领性著作《教坊记》，作为开展这项系统工程的突破口。他在书中全面考察了所录曲名反映的史实、源流以及与敦煌曲、声诗、长短句、大曲、歌舞、戏剧等多种文艺形式的关系。接着任先生出版了系统研究唐代戏剧的９０万字的力作《唐戏弄》，他用大量史料考察了唐代戏剧兴盛的社会文化环境，并从剧目、道具、表演程式等方面，具体论证了唐代歌舞戏和科白戏，尤其是以科白为主要特征的参军戏已趋成熟，真正的戏剧不仅已经形成，而且经过初、盛、中、晚唐和五代的积累发展，内容和形式都有长足的进步。书中所展示的唐代戏剧全貌，为中国戏剧史连接周代“戏礼”、汉代“戏象”和宋元“戏曲”提供了全新的认识。这一研究成果，极大地撼动了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得出的宋以前是“中国戏剧的胚胎期”、“不具备真正的戏剧形式”的结论，因而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的这一成果在日本汉学界得到了岸边成雄等人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现代对“中国文化人类学”作出的最大贡献。此后，任先生又在他的另一部力作《唐声诗》中，一改前人研究唐诗只重文词不讲声乐的偏颇，对唐代诗歌入乐的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考辨，不仅建立了唐诗入乐的有关理论，追溯了唐代声诗与汉魏六朝乐府的历史渊源，而且分别考订了１５４个诗调的异同，探明了唐代朝野歌诗的真相，沟通了唐前乐府与宋元词曲在音乐方面的联系和传承，填补了中国文学艺术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空白。而以后相继问世的《敦煌歌辞总编》以收录广泛（共１３００余首，前人仅１５３首）、辨体严明著称，由学生、助手最后整理、协助完成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唐箸辞》等，也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唐代文艺的多样性，为唐代文艺学的最终建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任先生以自己的毕生精力完成了他作为中国散曲学开创者、奠基人和唐代音乐文艺研究一代宗师的学术研究，尽管人已远去，但留给后人和学界的丰硕成果将与世长存。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任半塘文集》为名，重印了他的《唐戏弄》、《唐声诗》和《敦煌歌辞总编》，无疑是嘉惠学林的一件好事。据此，人们也完全有理由期待他的其他多部著作能相继重印，期待尚未正式出版的论文汇编《回甘集》早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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