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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书评
又伤利器未逢时
发布时间:2006-3-28 0:00:00 作者:杨万里
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又字镜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1875)。1878起兼任中国驻法使馆翻译,开始步入外交界。1891年因私债问题被召回国。陈季同作为外交人员派驻欧洲前后达十三年。?
近年来,学人注意陈季同者渐夥。研究者所依据的资料,不出陈季同法文著作、发表于中文报纸的译稿以及与之交游者的记录三项。据记载,陈季同中文著作有《西行日记》四卷,《卢沟吟》一卷,《三乘槎客诗文集》十卷,《黔游集》一卷。前三种今人皆未有见之者。旅美学者、美国莱斯大学钱南秀教授2001年元月在上海图书馆发现陈季同诗稿《学贾吟》手抄本一册,经研究,《学贾吟》应即《黔游集》定稿后的名称。现该手稿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陈季同在欧洲的外交活动以及他以法文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情况,学者们已有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回国后的陈季同,特别是1891年到1898年这段时间,陈季同身同感受如何?他是如何从一位晚清外交家转向维新活跃分子的?作为一位蜚声法国文坛的中国作家,他的中文创作实绩如何?陈季同迄今为止唯一可见的中文著作《学贾吟》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一片愚诚佐自强——陈季同湘黔之行?
1896年端午节过后,陈季同一行前往湘黔考察矿务。他先溯江而上到汉口,买舟经洞庭湖入沅江,经桃源、界首、北溶、辰溪入贵州,再经晃州、镇远到达青溪矿局(青溪铁厂)。以青溪为中心考察三月余。十月初起,一路考察前往贵阳,十月中旬到达贵阳,考察至此结束。勾留十余天后,从贵州西北进重庆。在重庆稍事逗留后解缆东下。1897年元旦后回到汉口,1月底或2月初回上海(陈季同弟陈寿彭于1897年元月18日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下月初家哥可到沪。”《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2031页)。与陈季同一起前往的还有两位洋矿师,即奥国人戴马陀和法国人巨郎。一路有官府接待,似为专门安排者。所到之处皆有诗纪行,以《汉皋即事》始,以《汉皋怀古》结束。不过,《学贾吟》收诗不限于此次纪行之作,《汉皋怀古》后尚有23首诗,其中写作时间最早的是作于1895年的《吊台湾》四首,其他大部分作于1897至1898年。全部诗作共354首。?
陈季同此行的直接起因,据其自道是与“曾衡甫太守有约在先,不敢因其死遽萌异议”(《晃州道上》“敢因生死竟渝盟”句注,第15页)。曾衡甫即青溪铁厂的筹办者曾彦铨。1890年7月铁厂开炉。不幸的是,开工一月余,督办潘露积劳病逝。因无人督理,大炉只得停工,最后全部工厂也于1893年停工(《洋务运动史》,第284—285页)。从上文“遽萌异议”一句来看,陈季同是曾衡甫死后不久来贵州的。青溪铁厂向法国银行借钱时,陈正在法国,或许亦参与青溪铁厂向法借款之事,陈、曾两人于此时结下友谊。陈与曾的约定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陈季同此次携两洋矿师一起前往,大概是应约帮助解决铁厂的用煤问题。青溪铁厂用煤要从几百里外的地方运来,在当时山路崎岖的贵州,成本实在太高,这也是青溪铁厂一直不能振作的主要原因。《读洋矿师说帖有感戏改古诗》中写道:“有炉无铁技难神,有铁无煤又恼人。今日近山虽有铁,寻煤当待几多春。”(第37页)湘人排斥洋人著名当时,陈季同带两洋人前往湖南、贵州,沪上亲友纷纷劝止,恐有奇祸(《晃州道上》,第12页),但陈不为所动,故我推测事情恐怕又不仅仅是践约那样简单。陈季同所说的两洋矿师,其中之一奥人戴马陀是商人,1897年,陈季同介绍湘人欧阳东屏、朱静斋委员将湖南水口铅矿卖与戴马陀。陈季同湘黔之行或为此作铺垫。青溪铁厂停工后,所借巨额外债也是需要处理的问题,这次携法人巨郎一同前往,亟可注意。因此,践约和商业,是陈季同湘黔之行的两大直接动因。?
弱国无外交,没有谁比外交官更能体会国富民强的重要意义。“铁鞋已破征衫敝,一片愚诚佐自强”(硃砂矿》,第29页)。陈季同湘黔之行的根本动力还是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强国梦。李鸿章于此年3月起出使欧美,没有招深谙欧洲外交事务的陈季同一起前往,可见陈季同已被清廷完全弃用。但陈季同没有失去报国信念,“行行且向湘黔去,倘许桑榆晚景收”(《汉口即事》第一首,第2页)陈季同对此行的结果还是挺乐观的:“毕竟苦心天不负,请看大器晚终成。”(《到青溪矿局》,第14页)?
但陈季同最终还是失望而归。首先,原先约好在青溪见面的几位重要官员迟迟不来,《期家吉甫观察潘子宜太字不至》诗注:“原订同行,乃余到黔两月有奇而二公尚迟迟不至,致事多掣肘。”由于官方缺席,陈季同在黔的行动不是很顺。“宝山依旧归空手,金台何年贮阿娇。蹭蹬功名蹭蹬路,一肩行李叹萧萧。”(《途中即事》,第31页)其次,时人对陈季同的行为多不理解,甚至颇遭猜忌:“为欲借材为晋用,翻疑故事效荆州。”(《吉甫惠诗口以和》,第44页)。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洋人探矿山,焉知不是引狼入室?“楚材晋用”谁将信之?季同弟妇薛绍徽《敬如兄公五十寿辰征诗启》云:“别开斧凿,黔矿之弊政忽清。”与事实或有出入。?
两字亢卑浑不解,边氛后此正汹汹——对时局的看法
“才上山来又下山,山途应与世途看”(《登山》,第10页)。陈季同此行,纵横五千里,历时大半年,在无穷无尽的山程水泽中,陈季同可以暂时远离名利场,比较冷静而从容地对自己出洋以来的行事进行反思。当然,这种反思是极度痛苦的:“世路何崎岖,世人何狡狯。只手挽狂澜,七年求病艾。抱此杞人忧,否极何曾泰。”(《旅怀》,第30页)从1891年被劾回国至此时1896年,正好7年。一腔报国热忱,换来了7年“病艾”——蹭蹬功名蹭蹬路。“身世年来类转蓬,怀才不遇亦遭逢”(《肴珍阁午饭后别潘子宜陈哲甫闵逸溪》第一首,第72页)。?
陈季同自伤之余,对时局更是深怀殷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多次见欺欧洲列强,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清朝政府每有大事,举动失措确为重要因素。中法越战,中国甚至出现了军事上胜利而外交上失败的奇怪局面。向法宣战时失之亢,签订条约时又失之卑。甲午中日海战后,割地赔款,同样也是亢卑失度,“怜他鳌戴偏无力,待到狼吞又取容。两字亢卑浑不解,边氛后此正汹汹。”(《吊台湾》第一首,第151页)割让台湾,完全是统治者的无识所致,清政府中掌握重权的满族大臣以辽东为发家之处,而台湾及其附近列岛不过是化外不毛之地,弃之无足轻重,完全看不到台湾在中国国防及国际空间中的重要地位,“金钱卅兆买辽回,一岛居然付劫灰。强谓弹丸等瓯脱,忍将锁钥委尘埃。伤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门因揖盗开。”(《吊台湾》第二首,第151页)竟将狭隘的民族利益置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丧权辱国亦其宜矣。?
陈季同是学法律出身的外交官,在处理国家关系时,自然是每每从国际法及国际大势出发,不卑不亢,有理有利有节,追求外交上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亢(盲目自大)与卑(畏洋如虎,如制台见洋人之类)都可能导致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1898年他在《求是报》第十一期提到:“可与争,而不与之争;不可争者,必舌蔽唇焦哓哓不已。不亢不卑谓之何?……”清政府的无知正表现在分不清“可争”与“不可争”。“杯中见影弓难辨,城下书盟墨尚新。樽俎折冲吾岂敢,且将旨酒劳嘉宾。”(《感事七叠前韵》,第19页)“折冲樽俎”是陈季同每每提到的词(如第70页《寄赠贵阳守严绍光太尊》:“折冲樽俎善怀柔。”)。“不亢不卑、折冲樽俎”正是当时中国外交所缺少的。?
更深层次上,强国之道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密切相关。开矿也好,经商也好,坚船利炮也好,都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朝野纷纷讲富强,亦知国本在经商。皮毛新法开风气,痛痒民情先两暘。何必乘轺工改辙,未曾入室也升堂。前年渤澥争资敌,铁舰坚精器械良。”(《即事》其二,第96页)坚船利炮挡不住国家衰落之势,仅仅“师夷长技”并不能“制夷”。单纯追求西方技术无异于刻舟求剑:“亡羊牢破何时补?归燕巢空不可留。斫地王郎原有剑,而今莫再刻舟求。”(《吉甫惠诗口占以和》第44页)“他山自昔能攻错,何事殷勤问主宾”(《步镇远府全太守韵寄青溪饶大令星帆》第三首,第17页),西方长技固然要学,然则,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何尝又不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中体西用”云云,实乃分宾主之论,其结果不是缘木求鱼就是刻舟求剑。1897年起,陈季同的全部精力转向了兴办女学、创办维新报纸《求是报》、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向国人介绍西方法律及社会制度。这种转变,与他对时局的深沉思考息息相关。 ?
贾生不作长沙哭,镇日行吟手一篇——《学贾吟》抄本简介
“学贾吟”一名,直接裁取《袁翔甫大令以诗稿见赠率成一律以谢之》诗中成句:“贾生不作长沙哭,镇日行吟手一篇。”(第157页)隐含作者自比汉代贾谊怀才不遇之意。袁翔甫(一作祥甫)即袁祖志(1827—1900前后在世),袁枚的孙子曾与陈季同在德国柏林吟诗唱和。《学贾吟》抄本署“三乘槎客陈敬书手著”,扉页上书篆体“学贾吟”三字。“学贾吟”三字底下有“己酉暮春振金谨注”数字。内封有一段题记文字:“天津吏部孙师郑名士。前年已为之刊登孙难所集之《四朝诗史》上,藉传不朽。后学振金谨注。辛亥元旦志于河南偃师首阳山下汴济工次。”振金为谁待考(1893秋年至1894年6月,陈季同与弟寿彭在永定河测水势,振金或为当时随从得与陈季同交往,故能收藏其手稿)。孙雄(1867—1935),原名同康,字师郑(服汉儒郑康成之意),室名师郑堂、诗史阁等。江苏常熟人。辑有《道咸同光四朝诗史》,见于《晨风阁丛书第一集》和《续修四库全书》,然书内不见陈季同之名。扉页中两次出现“振金谨注”字样,殊为费解。详诗中所注事实,非当事人不能知,决非“后学”振金所能注释者。因此,我的看法是,振金不可能注《学贾吟》,他只是题过封面及题记(其字体风格与抄本正文很不一样)。“己酉暮春”(1909)和辛亥元旦(1911),分是振金封面题字及作题记的时间。当然,他对保存此稿有贡献。不少专家认为,诗稿出自陈季同本人亲笔。 ?
(来源:转自《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第2期)
近年来,学人注意陈季同者渐夥。研究者所依据的资料,不出陈季同法文著作、发表于中文报纸的译稿以及与之交游者的记录三项。据记载,陈季同中文著作有《西行日记》四卷,《卢沟吟》一卷,《三乘槎客诗文集》十卷,《黔游集》一卷。前三种今人皆未有见之者。旅美学者、美国莱斯大学钱南秀教授2001年元月在上海图书馆发现陈季同诗稿《学贾吟》手抄本一册,经研究,《学贾吟》应即《黔游集》定稿后的名称。现该手稿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陈季同在欧洲的外交活动以及他以法文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情况,学者们已有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回国后的陈季同,特别是1891年到1898年这段时间,陈季同身同感受如何?他是如何从一位晚清外交家转向维新活跃分子的?作为一位蜚声法国文坛的中国作家,他的中文创作实绩如何?陈季同迄今为止唯一可见的中文著作《学贾吟》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一片愚诚佐自强——陈季同湘黔之行?
1896年端午节过后,陈季同一行前往湘黔考察矿务。他先溯江而上到汉口,买舟经洞庭湖入沅江,经桃源、界首、北溶、辰溪入贵州,再经晃州、镇远到达青溪矿局(青溪铁厂)。以青溪为中心考察三月余。十月初起,一路考察前往贵阳,十月中旬到达贵阳,考察至此结束。勾留十余天后,从贵州西北进重庆。在重庆稍事逗留后解缆东下。1897年元旦后回到汉口,1月底或2月初回上海(陈季同弟陈寿彭于1897年元月18日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下月初家哥可到沪。”《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2031页)。与陈季同一起前往的还有两位洋矿师,即奥国人戴马陀和法国人巨郎。一路有官府接待,似为专门安排者。所到之处皆有诗纪行,以《汉皋即事》始,以《汉皋怀古》结束。不过,《学贾吟》收诗不限于此次纪行之作,《汉皋怀古》后尚有23首诗,其中写作时间最早的是作于1895年的《吊台湾》四首,其他大部分作于1897至1898年。全部诗作共354首。?
陈季同此行的直接起因,据其自道是与“曾衡甫太守有约在先,不敢因其死遽萌异议”(《晃州道上》“敢因生死竟渝盟”句注,第15页)。曾衡甫即青溪铁厂的筹办者曾彦铨。1890年7月铁厂开炉。不幸的是,开工一月余,督办潘露积劳病逝。因无人督理,大炉只得停工,最后全部工厂也于1893年停工(《洋务运动史》,第284—285页)。从上文“遽萌异议”一句来看,陈季同是曾衡甫死后不久来贵州的。青溪铁厂向法国银行借钱时,陈正在法国,或许亦参与青溪铁厂向法借款之事,陈、曾两人于此时结下友谊。陈与曾的约定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陈季同此次携两洋矿师一起前往,大概是应约帮助解决铁厂的用煤问题。青溪铁厂用煤要从几百里外的地方运来,在当时山路崎岖的贵州,成本实在太高,这也是青溪铁厂一直不能振作的主要原因。《读洋矿师说帖有感戏改古诗》中写道:“有炉无铁技难神,有铁无煤又恼人。今日近山虽有铁,寻煤当待几多春。”(第37页)湘人排斥洋人著名当时,陈季同带两洋人前往湖南、贵州,沪上亲友纷纷劝止,恐有奇祸(《晃州道上》,第12页),但陈不为所动,故我推测事情恐怕又不仅仅是践约那样简单。陈季同所说的两洋矿师,其中之一奥人戴马陀是商人,1897年,陈季同介绍湘人欧阳东屏、朱静斋委员将湖南水口铅矿卖与戴马陀。陈季同湘黔之行或为此作铺垫。青溪铁厂停工后,所借巨额外债也是需要处理的问题,这次携法人巨郎一同前往,亟可注意。因此,践约和商业,是陈季同湘黔之行的两大直接动因。?
弱国无外交,没有谁比外交官更能体会国富民强的重要意义。“铁鞋已破征衫敝,一片愚诚佐自强”(硃砂矿》,第29页)。陈季同湘黔之行的根本动力还是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强国梦。李鸿章于此年3月起出使欧美,没有招深谙欧洲外交事务的陈季同一起前往,可见陈季同已被清廷完全弃用。但陈季同没有失去报国信念,“行行且向湘黔去,倘许桑榆晚景收”(《汉口即事》第一首,第2页)陈季同对此行的结果还是挺乐观的:“毕竟苦心天不负,请看大器晚终成。”(《到青溪矿局》,第14页)?
但陈季同最终还是失望而归。首先,原先约好在青溪见面的几位重要官员迟迟不来,《期家吉甫观察潘子宜太字不至》诗注:“原订同行,乃余到黔两月有奇而二公尚迟迟不至,致事多掣肘。”由于官方缺席,陈季同在黔的行动不是很顺。“宝山依旧归空手,金台何年贮阿娇。蹭蹬功名蹭蹬路,一肩行李叹萧萧。”(《途中即事》,第31页)其次,时人对陈季同的行为多不理解,甚至颇遭猜忌:“为欲借材为晋用,翻疑故事效荆州。”(《吉甫惠诗口以和》,第44页)。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洋人探矿山,焉知不是引狼入室?“楚材晋用”谁将信之?季同弟妇薛绍徽《敬如兄公五十寿辰征诗启》云:“别开斧凿,黔矿之弊政忽清。”与事实或有出入。?
两字亢卑浑不解,边氛后此正汹汹——对时局的看法
“才上山来又下山,山途应与世途看”(《登山》,第10页)。陈季同此行,纵横五千里,历时大半年,在无穷无尽的山程水泽中,陈季同可以暂时远离名利场,比较冷静而从容地对自己出洋以来的行事进行反思。当然,这种反思是极度痛苦的:“世路何崎岖,世人何狡狯。只手挽狂澜,七年求病艾。抱此杞人忧,否极何曾泰。”(《旅怀》,第30页)从1891年被劾回国至此时1896年,正好7年。一腔报国热忱,换来了7年“病艾”——蹭蹬功名蹭蹬路。“身世年来类转蓬,怀才不遇亦遭逢”(《肴珍阁午饭后别潘子宜陈哲甫闵逸溪》第一首,第72页)。?
陈季同自伤之余,对时局更是深怀殷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多次见欺欧洲列强,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清朝政府每有大事,举动失措确为重要因素。中法越战,中国甚至出现了军事上胜利而外交上失败的奇怪局面。向法宣战时失之亢,签订条约时又失之卑。甲午中日海战后,割地赔款,同样也是亢卑失度,“怜他鳌戴偏无力,待到狼吞又取容。两字亢卑浑不解,边氛后此正汹汹。”(《吊台湾》第一首,第151页)割让台湾,完全是统治者的无识所致,清政府中掌握重权的满族大臣以辽东为发家之处,而台湾及其附近列岛不过是化外不毛之地,弃之无足轻重,完全看不到台湾在中国国防及国际空间中的重要地位,“金钱卅兆买辽回,一岛居然付劫灰。强谓弹丸等瓯脱,忍将锁钥委尘埃。伤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门因揖盗开。”(《吊台湾》第二首,第151页)竟将狭隘的民族利益置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丧权辱国亦其宜矣。?
陈季同是学法律出身的外交官,在处理国家关系时,自然是每每从国际法及国际大势出发,不卑不亢,有理有利有节,追求外交上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亢(盲目自大)与卑(畏洋如虎,如制台见洋人之类)都可能导致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1898年他在《求是报》第十一期提到:“可与争,而不与之争;不可争者,必舌蔽唇焦哓哓不已。不亢不卑谓之何?……”清政府的无知正表现在分不清“可争”与“不可争”。“杯中见影弓难辨,城下书盟墨尚新。樽俎折冲吾岂敢,且将旨酒劳嘉宾。”(《感事七叠前韵》,第19页)“折冲樽俎”是陈季同每每提到的词(如第70页《寄赠贵阳守严绍光太尊》:“折冲樽俎善怀柔。”)。“不亢不卑、折冲樽俎”正是当时中国外交所缺少的。?
更深层次上,强国之道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密切相关。开矿也好,经商也好,坚船利炮也好,都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朝野纷纷讲富强,亦知国本在经商。皮毛新法开风气,痛痒民情先两暘。何必乘轺工改辙,未曾入室也升堂。前年渤澥争资敌,铁舰坚精器械良。”(《即事》其二,第96页)坚船利炮挡不住国家衰落之势,仅仅“师夷长技”并不能“制夷”。单纯追求西方技术无异于刻舟求剑:“亡羊牢破何时补?归燕巢空不可留。斫地王郎原有剑,而今莫再刻舟求。”(《吉甫惠诗口占以和》第44页)“他山自昔能攻错,何事殷勤问主宾”(《步镇远府全太守韵寄青溪饶大令星帆》第三首,第17页),西方长技固然要学,然则,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何尝又不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中体西用”云云,实乃分宾主之论,其结果不是缘木求鱼就是刻舟求剑。1897年起,陈季同的全部精力转向了兴办女学、创办维新报纸《求是报》、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向国人介绍西方法律及社会制度。这种转变,与他对时局的深沉思考息息相关。 ?
贾生不作长沙哭,镇日行吟手一篇——《学贾吟》抄本简介
“学贾吟”一名,直接裁取《袁翔甫大令以诗稿见赠率成一律以谢之》诗中成句:“贾生不作长沙哭,镇日行吟手一篇。”(第157页)隐含作者自比汉代贾谊怀才不遇之意。袁翔甫(一作祥甫)即袁祖志(1827—1900前后在世),袁枚的孙子曾与陈季同在德国柏林吟诗唱和。《学贾吟》抄本署“三乘槎客陈敬书手著”,扉页上书篆体“学贾吟”三字。“学贾吟”三字底下有“己酉暮春振金谨注”数字。内封有一段题记文字:“天津吏部孙师郑名士。前年已为之刊登孙难所集之《四朝诗史》上,藉传不朽。后学振金谨注。辛亥元旦志于河南偃师首阳山下汴济工次。”振金为谁待考(1893秋年至1894年6月,陈季同与弟寿彭在永定河测水势,振金或为当时随从得与陈季同交往,故能收藏其手稿)。孙雄(1867—1935),原名同康,字师郑(服汉儒郑康成之意),室名师郑堂、诗史阁等。江苏常熟人。辑有《道咸同光四朝诗史》,见于《晨风阁丛书第一集》和《续修四库全书》,然书内不见陈季同之名。扉页中两次出现“振金谨注”字样,殊为费解。详诗中所注事实,非当事人不能知,决非“后学”振金所能注释者。因此,我的看法是,振金不可能注《学贾吟》,他只是题过封面及题记(其字体风格与抄本正文很不一样)。“己酉暮春”(1909)和辛亥元旦(1911),分是振金封面题字及作题记的时间。当然,他对保存此稿有贡献。不少专家认为,诗稿出自陈季同本人亲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