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7-02/22/nw.D110000zhdsb_20170222_2-19.htm?div=-1

　　了解《中国火药史》的研究、写作、出版过程，深感《中国火药史》的诞生有三个不易：一是积32年潜心研究而成，这几乎就是一般人从工作到退休的大部分时间；二是彻底解决了中国火药发明权问题，驳倒了西方对火药发明权的窃据；三是研究、翻译中外10个语种的文献468种。《中国火药史》的体量达到86万字、插图224幅，都是精心爬梳文献的结果。谈到研究所利用的文献，潘先生说：“有些是国内找不到的稀见本，有些是国家图书馆的一级文物。”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火药史》也是一部文献巨著。

　　潘先生和我谈到国家图书馆时，特别强调：“国图是我的恩人。我是国图的学生。没有国图，就没有我的著作。”听了这话，很为国图能发挥作用感到欣慰；但同时也令我警醒，《中国火药史》的研究质量，是基于图书馆古籍之上的。如果图书馆不能很好地保护古籍或是提供古籍不到位，那要扼杀多少部类似《中国火药史》这样的巨著，图书馆、古籍保护之责也大矣！ 

　　据潘先生回忆，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火药史卷》，曾被中国古籍中记载的错乱所迷惑。撰写《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五版“火箭”词条的美国火箭学家布朗也是如此，虽然认识到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因缺乏清晰明澈的典籍记载和研究依据而举笔维艰。他们希望中国人出面来澄清这个问题。“正名”是科学研究史料的基础。中国古籍中火药名称记载错乱导致世界科技史家对事物本质的错误认识，不全面掌握相关古籍中的文献资料是不可能了解清楚的。潘吉星先生查阅的古籍资料多达数百种，提出从组分、性能和用途三个层面将纵火物和火药分开，修正帕廷顿的等级评定（分为缓燃、速燃、爆燃、爆炸、爆震五等），又将古籍记载中的火矢、火箭、砲、礮、火炮等名字做了全面分析和分类，避免了名称错乱对研究的影响。这项工作在近千页的《中国火药史》中只占少少的几页，但查阅和研究的功夫则是巨大的。 

　　对西方人吹得神乎其神的十四世纪“火药”武器“希腊火”的研究是夺回火药发明权的关键。潘先生着重研究了西文文献，发现了一幅当时的图画，一举揭开了“希腊火”的神秘面纱。从这幅图上看，拜占庭抵抗阿拉伯人所用“希腊火”其实是一种“石油喷火器”，不是火药武器。这类武器在中国也早有应用，根据明弘治十七年重刊的宋绍定四年本《武经总要·前集》（1044），潘先生论述了五代的石油喷火筒“火油机”和北宋初期威力更大的“猛火油机”。至于古代燃烧最猛烈的纵火物质“石油”的军事应用，最早曾见于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称为“黑脂”。该书记载了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抵御突厥进犯时“取其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愈明，酒泉赖以获济”的战例。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1088）则明确把此物定名为“石油”；《元一统志》（1303）也有“凿开石油一井”的记载，是中国乃至世界有关钻井采油的较早记载。 

　　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使用硝石，记载在马王堆汉墓（前168）帛书《五十二病方·治诸伤》中。汉代对硝石和硫黄的提纯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关于火药配方的最早记载，针对隋唐之际炼丹家兼医药学家孙思邈发明的成说，潘先生支持陈国符意见，辨析了已故史家冯家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中不慎将无名氏之作误为孙思邈之作的错误，分析了明《正统道藏》中收录的《真元妙道要略》《诸家神品丹法》《孙真人丹经》《太虚子丹经》等记载晋唐诸炼丹家的伏火法、伏硫磺法、黄三官人伏硫黄法、无名氏伏火硫黄法和内伏雄黄法等情况，以及各书成书时间，判定是唐人托孙思邈之名而编纂的，可能产生在唐中后期，与美国学者席文（NathanSivin）见解相似，坚持了对历史史料的科学判定。 

　　潘先生进一步认为古代火药燃绕理论的形成得益于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君臣佐使和配伍之说，最早见于汉代《本草经》《内经·素问》等书。“中国古代制造火药的技术家在本草学著作中发现，各药物的配伍情况与火药各成份的配制有着惊人的相似”（《中国火药史》第二章），这对火药为什么会产生在中国给出了理论依据。由于宋元兵书大多失传，遗存下来的早期火攻兵书就特别重要，成书于元后期的《火龙神器图法》解说了早期火药利器，反映了南宋金元以来两百多年的火攻技术水平。这部书的祖本已经不存，经潘先生广泛调查，各抄本中，自然史所图书馆和国图收藏的善本就有刘基序和焦玉序两个版本系统，国图本错字、漏字最少。由此衍生的著作还有科学史所图书馆收藏的《火龙经》、首都图书馆收藏的《海外火攻神器图说》、日本防卫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五备火龙经》、国图收藏的《火龙经全集》等多种，从而将元、明、清三朝火攻书连接成为完整的链条。尤为重要的是浙江图书馆藏明蓝格抄本《克敌武略荧惑神机》，这部书是明朝建立前，刘基从无名氏之作中转录出来的，估计是最古老的《火龙神器图法》。这个抄本，长期躺在浙图善本库中无人问津，20世纪70年代末，由谢国桢先生赴江浙访书时发现。书上钤有“吕晚村家藏图书”长方篆文朱印，应该是清朝吕家被满门抄斩、严厉禁毁中侥幸得余的禁书，一盏孤灯，传至今日，成为中国火药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实在难能可贵。 

　　国图收藏了明代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明崇祯七年刻本，是该书最早刊刻的孤本。以后江西省图书馆又发现了宋应星的其他论著四种，被视为近年来珍贵古籍的新发现。潘先生对《天工开物》涉及火药的《佳兵》一章专门译注，又对论述爆炸理论的宋应星《论气·气声》进行潜心研究，揭示了中国古代对火药燃烧、爆炸起因及威力的系统理论论述。而当时西方对火药研究仅局限在配方、燃素学说上。宋应星的燃烧理论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潘先生研究火药的深入，还得益于他对外语这个工具的掌握。他可以熟练阅读英、法、德、俄、日、拉丁、意大利文文献，出入中外学术领域和各种著作，重要文献都是亲自翻译。《中国火药史》对火药的印度发明说、拜占庭发明说和欧洲发明说都进行了周全细致的史料分析，对火药的西传进行了系统研究，参考西文著述达191种，有力批驳了各种海外发明说的谬误，夺回了中国火药的发明权。 

　　以上仅举数例，完全不能概括潘先生在火药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但却足以说明古籍在潘先生研究中国火药史上的巨大作用。可以说，图书馆古籍保护得好，提供得好，利用得好，传统文化和学术研究就传承得好，发展得好，创新得好；另一方面，也只有像潘吉星先生这样潜心数十年的学术研究，才能在关键领域取得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使古籍保护具备现代意义，使这些重要古籍文献显现出应有的价值，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让古籍中的文字真正活起来，为创新发展提供源泉、动力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