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学者贵宋本书者，以其少见难得，亦因初刻少讹误。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周易》用南宋十行《兼义》本，此本“由元入明，递有修补”，盖渐失其真矣。阮刻《周易正义》十卷，与孔颖达《周易正义序》所谓十四卷、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谓十三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谓十四卷者皆异。十四卷者，数孔《序》而言之耳。日人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所列校本有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宋板《五经正义》一通。有清一代，学者视校勘为学问之基始，故几人人务之，惜乎清人不见此宋本也。

　　足利学校藏有《周易注疏》一通。是本为十三卷，每半叶八行，每行十八或十九字；字体平稳，凡字遇宋帝讳者，如玄、贞、慎、殷等皆缺末笔；卷首不载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及八论；《乾》九五注云“非飞如何”，《乾·彖》云“保合大和”，《坤·彖》注云“而能永保无疆”，《蒙·彖》注云“困退用险”、“无刚决中”，《讼》卦注云“皆惕然后可以获中吉”，《夬》九四注云“必见侵食”，《姤·彖》注云“匹乃功成也”，《萃》六三注云“犹不若一阴一阳之至”，《系辞上》注云“乖其所趋”，《说卦》注云“蓍受命如响”等，皆与山井鼎氏《考文》所引宋板若合符节，与孔《序》、陈《录》、晁《志》所记卷数亦相合，当是宋椠无疑。

　　今人郭彧以于东瀛购得足利学校所藏宋板为底本，又取宋刻《周易》单注本、注附音义本、单疏本、日藏单疏写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荟要本、武英殿本七种为之汇校，书校勘记于天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付梓，成《南宋初刻本周易注疏》一册，实嘉惠学林之举。

　　郭氏之校，除得字句之异同外，又可见此宋刻之体例。此本经文大字单行，注及疏文具是双行小字；注文以“注云”起首，疏文以一大字“疏”与注文相间，“疏”字以墨圈称之，疏经文直云“正义曰”不引经文，疏注文则每句皆云“注某至某正义曰”，与单疏本“正义曰”上必先出经、注文及三种注疏合刻校本疏注不出注文起讫者相异，盖南宋始以注、疏合刻之时，体例严整，不厌其烦，务使读者明是书之体例而不误读注疏，此又学者贵宋椠者也。

　　国家图书馆藏《周易注疏》一部，为“宋刻元递修”本，然据郭氏考证，内有清人据明抄本补刻一卷，距纯然宋本有差。今景印足利学校所藏宋板《周易注疏》刊行于世，则学人得睹宋刻善本风貌，较之清代诸儒，真可谓得其时矣！郭氏之汇校众本而弃置阮刻，以其舛误颇多，就本书言之，固其宜也。善本固为学术研究之圭臬，然若一味炫其为最早最优，则大可不必。王伯申引之《经义述闻》、俞荫甫樾《群经平议》，为清人校勘杂考体著述之翘楚，其订正古籍传刻讹误，发明致误之由，多精审不刊之论。二氏所据者，于古书流传，有过人之见识也。百余年后之今日，出土文献而外，各国各地庋藏之善本亦逐渐为世人所发见。以此宋刻《周易注疏》为例，将其置于古籍流传刊刻之序列中，藉以考察前贤时修之论述，为其刊谬补缺，推陈出新，方可谓物尽其用也。

　　（《南宋初刻本周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定价：25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