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中，贡献最大、影响最深远者，当数鸠摩罗什大师。他本是印度人和西域人混血所生的天才，其先祖为印度婆罗门种姓，世袭国相，父鸠摩罗炎虔信佛教，将嗣相位时辞避出家为比丘，他不畏艰险翻越葱岭，来到西域，被当时西域诸国中最强大的佛教国家龟兹（今新疆南疆库车一带）礼聘为国师，国王强迫嫁以王妹，乃生罗什，聪颖异常，七岁随母出家，开始学习小乘说一切有部经论，九岁至十二岁随母赴□宾（今克什米尔一带）留学，从三藏法师佛陀耶舍学法，得以通达五明诸论和各种方术，阴阳历算，莫不穷究。又从莎车名僧须利耶苏摩参学，从小乘转向大乘，成为博通大小乘三藏的大法师，十几岁即升座讲经说法，辩才无碍，声名大著，远及长安。罗什奉母亲嘱托，志在赴中原弘法，中原僧俗也渴望这位西域高僧降临，奏请秦主苻坚迎请鸠摩罗什。苻坚乃派大将吕光率兵七万远征龟兹，嘱他攻破龟兹后速将鸠摩罗什送往长安。但吕光破龟兹后，苻坚伐东晋兵败身亡，吕光乃据凉州（今甘肃武威）自立为王，胁迫鸠摩罗什留居凉州十七年。直到后秦主姚兴派兵灭凉，才将期盼已久的鸠摩罗什迎请至长安。

　　在长安的十二年中，在虔信佛教、颇通佛法的国主姚兴护持下，鸠摩罗什终于实现了他弘法东土的大愿，译经讲学，培育僧才，功绩卓著。他对中国佛教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翻译经典。这是罗什在华主要从事的工作。在姚兴的支持下，在长安逍遥园西明阁组建起有五百多人参加的译场，在罗什主持下，翻译出大量佛典，总数达三十五部，近三百卷，重要者有《摩诃般若经》（“大品经”）、《法华经》、《维摩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十诵律》等。罗什的翻译，极其严谨，再三锤炼，一改以往朴拙的直译及以华语“格义”因而多少失真的作法，力求既不失原意而又保存梵文原本的语趣，所谓“曲从方言，趣不乖本”，创造出一种典雅而又通俗的意译法，信、达、雅兼备，读起来有华语与外来语文调和之美。

　　第二，培养僧才。罗什德高望重、声名远播，天下归仰，当时义学沙门云集长安，多趋于他的门下，弟子号称三千。他译经时常随即敷讲，参加译场的诸助手也便成了他的弟子，杰出者有“四杰”、“八俊”、“十哲”之称，其中、竺道生、僧肇、道融、慧观、慧严、僧睿、昙影、道恒等，皆称人室，慧解超群，声名昭著，为自佛教人华以来佛学水平最高的义学高僧。僧肇的《肇论》四篇，辞意俱美，被公认为华僧论著中之“无上精品”，在中国佛学史和哲学史上有极高地位。竺道生则留下“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千古佳话，在经典未到之前便有了符合经典的悟解。

　　第三，系统、准确地传输了大乘般若、中观学。在罗什以前，佛教在中土虽然传播了三百年，但由于传译失真、典籍未备及思维方法之不同等原因，中土佛教界对佛教义理特别是般若、中观学“空”义的把握，并不是完全准确，往往用本土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去理解佛学。东晋般若学“六家七宗”，对般若原义的理解多数未及要害，“偏而不即”。罗什东来，通过重译《大品》、《金刚》、《小品》等般若经，新译龙树、提婆诸论，并通过讲解答问，将印度般若、中观学的本义准确全面地传人中土，使中土佛教义学水平大大提高，进人一个新阶段，以后三论宗、天台宗的成立，可以说由罗什奠定了基础，是罗什学的进一步发展。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罗什的贡献不仅在传播印度佛学真髓，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佛学水平，而且在引进新的思维方式，促进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丰富、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罗什引进的般若中观学，当时即予魏晋玄学以极大的刺激，后来又通过禅宗，施其影响于宋明儒学及宋元道教，渗透于整个中国文化，成为传统文化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鸠摩罗什不仅对中印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的建设贡献巨大，而且是位人格高尚、智慧渊深、经历极具传奇性、有文学天才的高僧，传纪称他为人“神情朗彻，傲岸出群”，“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甚具人格魅力，可敬可佩。虽为德高望重的高僧、佛教领袖，却又有血有肉有情，被迫两次破不淫戒；虽然戒行有缺，却又智慧超人，多次显现前知等神异。他的事迹，彪炳千古，流芳百世。

　　（ 《鸠摩罗什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定价：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