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我国古代一项悠久、独特的文化现象，起于周代，终于清代，长达两千多年。世易时移，避讳虽早已不再是生活中必须恪守的规矩，但由于在文字上不得触犯帝王及尊贵者本名，古书中有不少因避讳而将文字改易的地方，甚至改变前人的姓名、官职名、地名、书名等，以致淆乱不清，这些在古籍中仍还保留着的遗痕，我们阅览古籍时会常常遇到，甚至给读书治学带来诸多不便。但若熟悉了有关避讳的知识，对于阅读古书、校勘古籍等都会有重大帮助，所以陈垣先生讲：“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关于避讳的研究，前贤已做有许多工作，以材料之详备和研究之细密而言，清代周广业的《经史避名汇考》和现代陈垣的《史讳举例》都可谓扛鼎之作。

　　周广业,字勤补,号耕厓,浙江海宁人,是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曾参与《四库全书》的校勘，在中国考据学最为昌盛的清代学林中占据一席之地。周广业著述宏富，有《孟子四考》《文昌通纪》《关帝征信编》《补注马总意林》《目治偶钞》《蓬庐文钞》《读相台五经随笔》等二十余种著作，堪称著述等身，且其内容多以考据为主，显示出不凡的功底。在大家如云的乾嘉时代，以周广业的个人声望和学术造诣，可能无法跻身一流顶尖学者的行列，但由于《孟子四考》等著作的传播和他自身的学术功力，在当时及后世都可以称为一辈知名大家。徐世昌编《清儒学案》时，即为他专立一目，称“耕厓学案”，将其视作名师宿儒，而这还是在其分量最重的著作《经史避名汇考》一书的具体内容还不广为人知的情形之下。

　　他关于避讳的研究专著《经史避名汇考》，是他诸多著作中体量最大、用力最勤的，前后花费三十余年，直至去世前仍在手自校改。书中关于避讳的资料收集宏富，陈垣先生誉其为“集避讳史料之大成”。这部书以综览历代讳事为主线，从避讳现象本身规律出发，按照不同的避讳对象分类，将历代文籍史料中关乎避讳的内容按时代顺序进行分类、考证，不仅有关于避讳规则、历代避讳情况的著录及评论,而且有大量的利用避讳校勘文字、解释疑滞、辨别版本、考证史事和名物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在避讳学理论及应用方面，周广业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如：在考证了大量唐宋避讳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周广业总结出“宋讳所辨在音，不似唐人概避字面”。

　　另外，由于这部书卷帙浩繁，未曾刻印，少有抄本流通，目前也只知有四种抄本传世，连陈垣先生、张舜徽先生这样博闻广见的大家也都只知其名而不见其书，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有三种钞本陆续影印问世，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版有影印国家图书馆藏钞本《经史避名汇考》，收入于《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仪制之属（序号0827）。这部书一经影印，立刻受到学界广泛欢迎，且随之产生了许多相应的研究成果，这足以说明这部书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徐传武及其高足胡真根据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经史避名汇考》抄本，对此书进行校点整理，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势必会进一步推动对《经史避名汇考》的研究与利用，进而深入对避讳学的研究。

　　由于这部书系资料汇总兼考辨性的著作，故而整理过程中校点者将书中引文逐一核对，有所订正，并为之标明卷数，便于读者检查，且示有征。这非常便于阅读与查阅。如卷一页23有云：“袁山松《后汉书》：‘明帝幼名阳。’”校注者注云：“汉明帝名阳，见于《东观汉纪》及《艺文类聚》引袁山松《后汉书》，俱无‘幼名’之说，唯《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有之。”作者只是提到书名，而校注者交代了具体出处，并指明各书的异同，显然更准确。有些作者的笔误或其他疏漏，则径改之，如卷一页26高崧误为荀崧，此类改动肯定也都是有所依据的。

　　周广业的考辨，大抵严谨有据，偶有误者，校点者则尽力订正。如卷六页166“汉惠帝”条下，他在考证燕昭王墓华表与惠帝关系时，既误以《搜神记》为《博物志》，又以晋惠帝为汉惠帝，校注者则加以详辨订正。旧时书中人名避帝王名，多用空格代替，周氏多为之考，而偶有失误，如：卷十九页553云《乾道志》杭州刺史宏（弘，周广业避清讳写作宏）亮不书姓，注“宣祖庙讳上一字”。检乾道《临安志》，的确如此。宋宣祖即赵弘殷，则其人固当名弘亮。然而弘姓罕见，汉以后几乎无闻。再检咸淳《临安志》，则知该刺史名殷亮，《乾道志》误“下”为“上”。又，书中一些大臣仕履情况系作者依正史本传等资料写成，不免有误，如卷三十一页888云李景仁寿中为光禄大夫，按其本传，年代不合，实为大业五年。类似此类订正都出注予以详细考辨。

　　又如书中第928页“张商英”条所引《成都文类》中杨天惠《丞相张公祠堂记》的资料，并非原文，而是以意引之，且有割舍，文意稍有不畅，校注者据原文补了一个“公”字，“曰无尽〔公〕而不以云者”，这样处理既符合原文意思，也不影响周氏本意，还方便了读者阅读。尤其是校点者还在此处出注补充说明：“此文乃唐文若作。前有《张忠定公祠堂记》，书张咏事，杨天惠作，周氏因此致误。”这是因为在《成都文类》中，此段引文之前还有一篇杨天惠所作的《张忠定公祠堂记》，记载的是关于张咏，而此段引文实出自唐文若的《丞相张公祠堂记》，记的是张商英，周氏将两文混淆了。显而易见，这样处理既提高了文本的准确性，也提醒读者的注意。诸如此类订正书中所在多有，也正可见校注者用心用力之精严。诸如此类，校点者皆一一予以考订出校。

　　由于读者直接利用的影印本都以抄本为底本，加上印刷质量或有参差，影印本上有些地方字迹模糊，不易辨认，不易获取这些信息，而校注整理本因参考有多个抄本，文字都予以释读出来，阅读、使用非常方便。如：全书各卷末多有手书即兴随感一类识语，短者寥寥数语，长者一二百字，除记载时间外，或记事赋诗，抒怀言志，或记当时风物节俗，正可想见其为人，这些对了解周广业的晚年生活、思想及其交游，均可资参考，有一些帮助。笔者分别阅览《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经史避名汇考》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版的校注整理本中的这些识语，就发现影印本有些地方字迹模糊，不易辨认，不易获取这些信息，而校注整理本都释读出来了，一目了然，阅览起来省时省事有效率。

　　（《经史避名汇考》（全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12 月出版，定价：19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