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佛教的北传过程中，中亚和龟兹是很重要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佛教遗迹，保存较好、类型丰富。历史上的龟兹石窟寺院曾对中原地区的佛教石窟产生过重大影响，是许多装饰纹样和设计布局的源头和传播的中转地，因而龟兹石窟寺院也是佛教东传之路上的研究重镇。

　　在龟兹佛教石窟的调查与研究中，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调查所得的文物和资料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当时被盗割的洞窟中的若干精美壁画或塑像需要逐步还原到洞窟中的原始位置，当时拍摄的大量能反映洞窟原始风貌和彼此关系的照片也是深入研究的基本参考，在当前洞窟面貌已经有较大改变的情况下，这些图像资料显得尤为珍贵。

　　长期以来，魏正中对龟兹石窟中的代表性洞窟进行了扎实的考古学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调查过程中，他从考古学角度入手，发现了洞窟的分布存在着区段性，不同类型的洞窟之间存在着组合关系，显然这样的考古学调查所得出的对石窟寺遗址的认识要更客观、更科学，有助于认识和分析石窟遗迹的宗教内涵，也有助于其他学科更加正确合理的使用龟兹石窟资料。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克孜尔洞窟组合调查与研究——对龟兹佛教的新探索》，这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和龟兹石窟文物研究保护单位长期合作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2005年博士毕业留校之后，魏正中继续从事龟兹石窟寺考古的研究工作，《区段与组合》则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部分总结。书中充分利用了德国探险队遗留下来的图像资料，既有宏观的方法论的思考，又有在这种方法论指导下的个案分析，并涵盖了以往研究中较少涉及的洞窟类型和久为学界所忽视的木构建筑遗迹。最为重要的是，书中的各类研究都在尝试从考古学角度入手讨论龟兹石窟寺研究中的各个方面，而这正是以往研究所欠缺的。

　　从上世纪龟兹石窟寺遗迹借德国探险队之手为国际学术界所熟知直到现在，龟兹佛教研究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路。一百年间人事有代谢，沧海变桑田，但作为一个领域，龟兹石窟寺院的考古学研究才刚刚开始，还大有可为。衷心希望魏正中沿着自己倡导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为龟兹石窟寺院的考古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马世长）

　　龟兹石窟寺因为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内涵，素为学界所瞩目。对于龟兹石窟寺的研究，应当建立在全面勘测、记录，进而形成翔实的考古报告的基础上。1979 —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克孜尔文物保管所等单位合作，开展了部分洞窟的调查，并出版了《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当时洞窟的选择和该报告的编写，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给整个克孜尔石窟寺的考古报告积累经验。此后，龟兹地区石窟寺的记录工作虽然在不断进行，但考古报告的编写和出版尚待时日。

　　石窟寺的调查应当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下，对寺院的所有遗迹进行全面的勘察和记录。近年来对于敦煌北区洞窟的清理，和云冈山顶寺院遗迹的考古发掘，都揭示石窟寺作为一个寺院，关注的重点不能仅仅是有造像和壁画的窟龛。魏正中的《区段与组合》书中反复强调了对石窟寺遗迹整体调查的重要性，强调这一点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虽然是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下工作，但是由于工作对象的不同，各个石窟寺在做具体的调查研究时，所观察的本体和视角依然需要有所区别。比如，云冈石窟由于开凿在砂岩体上，保存至今的题记已经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洞窟立面和洞窟内部的打破关系、补凿遗迹和未完成的窟龛遗迹，都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宝贵信息。但是，龙门石窟有很多题记，在调查和研究龙门石窟的时候，这些题记则是我们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总之，虽然都是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但是时代的不同、地区的差异、教派的区别、工匠来源和文化交流的影响等等因素我们都应当考虑在内，这些差异正是石窟寺研究引人入胜的地方。魏正中对龟兹地区石窟寺院遗址的调查和研究关注到了这些差别，比如他提出洞窟组合是构成龟兹地区石窟寺的基本单元，强调了“区段”在理解克孜尔石窟内涵当中的重要意义。宿白先生早已强调洞窟立面与组合关系在石窟寺调查与研究当中的重要性，魏正中的研究为此做出了重要的实例。魏正中对格伦威德尔首倡的三种风格论进行了重新的解析，魏正中的解析与重构，避免了单纯类型学“逻辑”上的排比所带来的简单化的解释，对于类型学在石窟寺研究中复杂性的认识也有重要的启示。

　　（杭侃）

　　（《区段与组合——龟兹石窟寺院遗址的考古学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