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声名远播、各领一时风骚的先祖赵瓯北以及堂弟赵元任不同，赵元成只是个小人物。他早年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奖授“师范科举人”，虽然长期供职于民国政府，却只是出任审计院的核算官、协审官，湖北第二区行政官督察专员公署科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同上校组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同上校秘书等低级职位，一生沉浮下僚。其所撰《辛亥日记》《壬子日记》《戊午日记》同样落寞而乏人问津，乃至长期“作者不详”。

　　但赵元成又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而是有点特殊的那一个。他深受江南先贤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的影响，秉持着积极入世的心态，对所处之时代、所历之事件，如山西起义、清帝逊位、南北和议、宁赣兵变、军界冲突、议会党争、总统选举等等都有着仔细的观察、独立的思考以及翔实的记录，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当代人’笔下的之‘当代史’”。

　　以山西起义为例。1911 年，太原起事的前夜，赵元成正依附于为官山西的外祖，就职于太原学务公所，并兼课于中区师范学堂。其所寓外祖衙署距巡抚衙门“不及一里”，因此得以近距离观察了从太原兵变到攻占抚署、建立军政府的全过程。

　　如起事之前，太原“自上月得武昌失守消息，银根顿紧，人心惶惧，学生多有请假归者。月初讹言益甚，教会中亦得鄂中警告，省中大吏颇注意及此。会西安兵变，蒲州府驰电告急，始议遣兵往援，而别调大同镇巡防队合一标三营之兵组织省防新军，以驻省填扎为名，实防缓急有变也”。九月初八日，“晨闻枪声，初疑为爆竹，继闻声甚厉，急披衣起，遣仆出询。归报兵变，中心惊骇殊甚，盖不虞变起若是之速也。俄外祖自外来，云顷间出行至抚辕前，见兵士咸荷枪环守，臂系白布。旋闻人言新军作乱，巡抚已遇害，大事去矣。” 义军“既戕巡抚，则攻藩署，围咨议局，胁副议长杜上化为总参谋，又推姚参议为大都督。姚不从，遂拘之，囚藩司王士云方伯庆平于别室。继推一标标统阎锡山为大都督，出示安民，称中华民国军政分府”。

　　对于起事后军政府的善后活动，作者则写道：“昨宵兵变纵掠后，侵晓始徐徐回营。军政府乃出示禁止劫掠，嫁其罪于巡防警察，诛数十人，乱始定。贫民乘间检取遗物，多遭惨杀。自是街衢行人禁止携带什物，违者以掠夺论，并禁夜行。”

　　至于战乱对于普通民众造成的伤害，作者如实勾画道：“（太原）羊市、通顺各街，惟余一片瓦砾映照于夕阳中，野犬三两，迎人乱吠”，祁、太各邑乡镇亦颇遭“蹂躏”。

　　“当代史”的书写之外，《赵元成日记》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旧族出身、受过良好教育、长期供职于政府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由略带反感的不知所措到大局已定后的观望拥护，再到社会秩序初步安定后的有限参与之心态转变的绝佳范本。

　　初闻武昌变起，作者“只身飘寄，有同萍梗，不觉对此茫茫，百感交集。卧后思之，久不成寐”。而对于太原“兵变”，则不无遗憾地归结为“徒以陆抚莅任伊始，情形隔闳，布置疏略，而姚参议又力言新军程度幼稚，决无他虞。事机舛错，措手不及，以致顷刻之间酿此大变，岂浩劫固关气运耶？抑人谋之不臧耶”？因此一俟乱定，作者即匆匆逃离太原。

　　及至抵达北京，听闻中山先生组建临时政府的消息后，作者的态度则有了明显的转变，“今者中山受国民委托，建立中央政府于南京，谋庶政之统一，策共和之进行，民国前途庶有望乎！”但又颇感于盗贼横行，“无以安其故土”，故随亲眷一度寓居沪上。三个多月后方返回故乡常州，并在其师谢观的极力邀约下入常州民政署襄办学务课事。

　　“治国”的情怀之外，又一个特殊之处是作者对于“修身齐家”的细节也有着颇多的记载。每卷日记末均附有当年作者和亲朋通信的详细记录，以及全年的个人收支会计录——详细到逐月的收入及每日各项支出用银事项。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状况。

　　如此种种，恰如倪春军先生在前言中所言，无疑“都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这段历史的新维度”。

　　（《赵元成日记（外一种）》，凤凰出版社2015年5 月出版，定价： 42.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