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亮先生在先秦文献材料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以其独特的学术眼光拨开历史烟云遮蔽的诸多细节，从中探索上古弃子、弃妇、逐臣的实存样态及其文化关联，有效解密了其形成原因和文学嬗变，并从理论高度总结了这一文化现象背后蕴含的规律和主题，由此凝定为《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版）一书。这一成果，可谓从源头上填补了弃逐文学研究存在的若干空白。
　　一、 以比较的视野探寻上古弃子与逐臣间的文化对接
　　作者首先从神话学层面对后稷等弃子故事进行全方位的深度剖析，并在东西比较的视野中，概括出弃子故事中蕴含的核心命题，从生命哲学层面揭示出人与自然、社会、命运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由对立到消解的过程，由此探寻后世贬谪流放者与弃子命运间的高度共通性，为其寻找早期源头，从中抽绎出“被弃、救助、回归”的弃逐模式。以上诸端，无疑是上古弃逐文学研究的新突破，在看似容易理解的母题特征中，凝结着作者无数文献材料的耙梳和细心考辨串联的心血。
　　随着神话的消退，家国意识开始发酵。作者遂从伦理学层面入手，对具有家国双重身份的弃子典型案例逐一分析，深层探讨弃逐文学的发生学意义。从准弃子虞舜，到周太子宜臼和申后，再到晋公子申生和重耳，在这些废弃案例中，深隐着上古子、臣被弃被逐的文化因子和恒定规律。用作者的话说：“表面看来，这些事件的相似是偶然的，但正是在这些偶然性的积累中，弃逐文化为其进展开辟了必然性的通道。”家国一体，君父同构，子臣共命是进入先秦文明时代的特征，随着国家意识的逐步升腾，弃子的政治身份开始越过家庭范畴，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故而此时的弃子开始与逐臣互相涵纳补充，从单纯的孝到孝忠的并存，完成了弃子逐臣身份的合一。至此，上古弃子与逐臣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发展脉络已然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溯源与嬗变均蕴含其中，值得细细品读。
　　从神话学和伦理学两个层面对上古弃子进行考察无疑是审慎和切合上古文化形态的，而东西文化比较的视野则使得弃逐文学获得了普泛性的文化意义。作者在从源头上追寻弃逐文化原型的同时，又将弃子与逐臣间如何关联与对接的内在理路进行了规律性的清理，将微观与宏观融会贯通，于微观中有宏大的发现，个中的艰辛自是不言而喻，然而也终是因为困难才显得特别的可贵。
　　二、 以弃逐为纽带链接诗骚间的文化关联
　　追溯上古弃逐文化，诗骚显然是无法避开的重镇。作者用了近三章的篇幅详细考论了它们之间在弃逐文化层面的关联，不少发前人未发之新见成为全书的亮点。
　　立足文献、文本、事理、情感等，在检讨前说的基础上，对颇有争议的《诗经》弃逐诗篇逐一考索，辨明其本事与主旨，为下文探讨提供牢不可破的依据。《小弁》作者、《四月》本义等考述中，屡见思想火花的闪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诗经》弃妇诗篇的考察，在将不少学者纷争不决的问题给予坐实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保留了“是非得失未易决”的多义之作，显示了客观求实的学术精神。在此基础上，细考弃妇诗与逐臣诗的异同，认为在以权力与依附导致的强势、弱势间的不均衡性上，二者有着相似的结构形态，从而为与屈骚的关联埋下有力的伏笔。文中不少真知灼见让我这个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诗经》研究的人自惭形秽。
　　对屈原诗篇及其后半生活动的系统分析也分外出彩。作者紧扣阴阳学说，对《离骚》中象喻系统中的关键情节“求女”这一内涵进行深度辨析，为求贤臣之说提供了新的视角。又从故乡、政治、自我、终极四个层面对屈原流放过程中的回归情结展开一层深一层的解析，环环相扣，展现了屈原丰富复杂的心路历程。其中对屈原经历了多种自我价值观否认的认同危机，在不断起伏中向着自我回归的解读，无疑拓深了对屈骚作品的理解。
　　至于诗骚内在文化意蕴及文学表达上的关联研究，更是新意迭出，解决了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作者从用《诗》角度切入，发现自春秋以来，在用诗中已形成了夫妇与君臣置换的趋势，从而使得男女关系与君臣关系之关联有了发生学的基础。而《诗经》有些诗篇如《邶风 · 柏舟》等因本事未明及文本的多义性，为男女君臣相互涵纳提供了可能。作者将《诗经》中的弃逐诗如《小弁》、《四月》、《邶风 · 柏舟》等与屈原《离骚》间的关联逐一细考，寻找其间的内在关合与承续流变，为《离骚》中以象喻方式将弃妇、逐臣两条线索绾合为一提供了新的力证。作为逐臣诗的典范，《离骚》有机涵融了弃妇诗的言说方式和更为丰富的象喻功能，并将自我志节之坚守和多元回归情结融贯文中，为弃逐文学开拓出了崭新的表现天地。这些论断，极大地提升了先秦弃逐文学研究的内涵，填补了弃逐文化发展史的断层。
　　三、 从历史学视角考察弃逐故事的文学变奏
　　作为典型弃逐案例的伯奇故事贯穿了先秦至汉晋的历史长河，充满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并以其独特的吸引力触发了后世文人群体性的关注，成为弃逐文学史上一道独具魅力的风景线。
　　面对伯奇故事缺乏早期史料支撑，后期史料众说纷纭的情状，作者以细密而审慎的态度对所有材料详加考辨，以其在汉晋时期的文学变奏为考察重点，揭示其在弃逐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考据之精审，论说之笃重，辨析之细密，均令人叹服。
　　汉代经学家多以《小弁》出于伯奇之手，对此，作者在第三章第一节“《小弁》作者及本事平议”中即已辨明其不确。在第六章中，更以此事为中心，从历史文献、学术源流、“孝”之伦理等角度，对其本事和流变予以深入考察，围绕历史与传说两维，详细分说了伯奇故事在经学、史学、思想家和文人层面呈现的不同情形—或将之纳入历史文本去讲述，使之日趋历史化，或融入主体的认知和感受，使其文学言说不断变形。随着《琴操》之《履霜操》的出现，最终传说让位于历史，文学变奏出经典，形成弃逐故事的完整结构形态。这里，作者以“观念历史”这一独特的理论视角对伯奇故事的文学变奏进行解密，极大地拓展了该事件所蕴含的多层面的文化内涵。
　　从弃逐文学的角度对伯奇故事的嬗变与定型进行细密周全的考辨，实乃作者之首功。而对《琴操 · 履霜操》中伯奇事件“谗毁、弃逐、救助、回归”动态流程的理论总结，则揭示了《履霜操》成为描写弃子遭遇和抒悲泻怨之代表性作品的原由。汉晋以后，《履霜操》引得无数文人进行群体性模仿，更使得它在弃逐文学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如此说来，伯奇故事的流变原委和文学变奏的确值得浓墨重彩！
　　他如对屈原和贾谊的比较研究，对其由执着到有限超越、由忠奸之争到感士不遇、由政治家到文人心性转变的阐说，则一方面突显了屈贾二人在后世发挥的不同的引领和救济作用，另一方面，也勾勒了上古弃逐文学在楚汉之世的开展情形。于寻常中发新见，于细微处显宏阔，非有深厚功力难以为之。
　　尚永亮先生呕心沥血，耗费八年时间，面对古史的茫昧、时空的遥隔和断片式的文献资料，以他的睿智和才学，将上古弃逐文学的形成、演变及内在关联一一揭橥出来。虽有极少数观点可以继续商榷，但他对整个上古文学乃至文化的深层推进，无疑是十分值得推许的。纵览此书，大有梁启超先生所言“自由独立、不傍门户、不拾唾余之气概”。掩卷思之，为之叹服不已！
　　（《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10月出版，定价：4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