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重点资助项目、西北大学211工程重点资助项目《全三国两晋南朝文补遗》经过作者数年的精心辑校整理，于2013年3月终于付梓刊印了。

　　三国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政局分裂、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同时又是思想文化承前启后的重要变革时期。就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研究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切研究的基础是文本。清代著名学者严可均花费27年心血，于道光十四年（1834）编纂成了一部规模宏大的文学总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该书共746卷，收录了先秦至唐代以前的单篇散文18000余篇。其中，收录三国到隋朝灭亡的单篇散文554卷，13200余篇，约占全书收文总量的73％。该书搜罗广泛，考订详密，校勘精严，编排得当。自光绪十八年（1892）刊行以来，一直被学界视为研究三国六朝时期文化的必备文本，严氏嘉惠学林，功莫大焉。

　　但是，由于受一人之力和历史条件的局限，严氏的编纂也有误收、重出、失考、遗漏等错误。对于这些问题，学界屡有指陈，但均属零散的举例指瑕，目前还未见就其中某一错误所做的全面系统的补正。齐全完备是不易做到的，但却是文献数据学术价值的关键。为了求得较确切的遗漏篇章，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理洲先生从1998年开始，和他的博士生们大量翻检2005年以前公开出版的相关史书、类书、丛书、方志、释道二藏等传世文本和晚清以来发现的石刻等考古文献，得到严氏遗漏的三国六朝文有4400多篇，占其收录总数的30％。相继整理出版了《全隋文补遗》（2004）、《全北齐北周文补遗》（2008）、《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2010），2013年3月《全三国两晋南朝文补遗》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了。至此，韩先生和他的团队对清人严可均辑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全三国六朝文部分的补遗工作历时15年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本书是在严氏所辑之外，对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宋、齐、梁、陈留存的单篇散文的补录，共收文962篇，作者96人。由于本书各个时期所得篇目多寡差异较大，不便按朝代分册成书，加之已对严氏的《全后魏文》、《全北齐文》、《全后周文》、《全隋文》另有补遗，因此，将这一部分补遗命名为《全三国两晋南朝文补遗》，书内篇目则以王朝更替为先后，与严氏原书编排对应。

　　本书收录的文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既有皇帝的诏敕册封、王公将相的教令奏议、文人名士的赋颂论记和碑刻墓志，又有佛教道教信徒的寺观题记、造像记、写经题记，还有墓葬出土的镇墓文、买地券以及下层吏民的契约文书等。它们从不同角度广泛地反映了曹丕称帝到隋文帝统一中国近400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民族交融、宗教活动、民俗风情等。这些散文，作于公元3世纪初到6世纪末，为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原始资料，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

　　首先，对于史书记载不详的事件和人物，本书的一些篇目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材料。如《晋书》卷二十一《礼志下》记晋武帝时期，在中央官学辟雍举行的乡饮酒礼活动只有一次，即泰始六年（270）十二月“帝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但是，本书收录的《晋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再莅盛德颂》一文，则记述了晋武帝在泰始三年（267）到咸宁四年（278）在辟雍举行的五次乡饮酒礼、大射礼的活动，并记述了晋初制礼的依据和参与礼仪活动的官员、儒学博士等人。

　　再如，梁武帝萧衍的胞弟萧融，其人《南史》卷五十一虽有记述，但关于他的生平仕历只有一句“仕齐，为太子洗马”。本书收录的《萧融墓志》则记述了他从齐永明元年（483）至永元二年（500）遇害期间历任的官职有：豫章王行参军、鄱阳王行参军、太子舍人、冠军镇军车骑三府参军、江夏王主簿、太子洗马等职。这些记述，弥补了他生前17年间仕历的空缺。天监元年，萧衍称帝，追封萧融为桂阳王，谥曰简。关于萧融夫人，《梁书·萧象传》中只有“简王妃薨”四字记载，其姓氏、籍贯、家世、生平等均无载。从本书收录的《梁桂阳相国太妃墓志铭》则可知萧融夫人王纂韶为“南徐州琅琊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人也”，出身名门，其祖父王深，曾任新安太守，父王僧融，官黄门侍郎。她出嫁萧融，颇有懿德，齐东昏侯杀害萧懿、萧融兄弟时，她“援镜贬貌”，毁容自保，躲过了杀身之祸。萧融无子，以萧懿第九子象继嗣，袭封桂阳王。天监三年十二月，王氏受册命“拜封桂阳王太妃”，“天监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薨，年四十二”。诸如此类的文章，对补充史书阙漏大有裨益。

　　其次，本书收录的有些文章，对研究某些家族及其姻亲关系有重要的价值。如《谢珫墓志》、《明昙□墓志》等。其中《谢珫墓志》所述墓主谢珫官海陵太守、散骑常侍，但史书无载。谢氏家族是地位显赫的望族，该文不仅言及他的祖父谢奕、次叔谢玄、长姑谢道韫等历史名人，而且详记四代家族，有如族谱。本文不仅记述了祖、父辈的名字、官职，而且历数家门诸多伯叔姑姊妹侄，甚至夫人外祖父的官职。与此类似的，还有东晋《王浚妻华芳墓志》，记述了东晋末期在北方割据的王浚三代考妣的姓名、官爵，并记述了王浚先后三位夫人的祖父母、兄弟姊妹及其外祖父母、舅父母，俨然一篇完整的姻族谱系。这些文献，是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的真实反映。

　　再次，本次辑录的文章中，还可以看到三国两晋南朝社会中下层民众的生活习俗。本书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辑录的一些当时官方及民间的应用文书，对此有较多反映。吐鲁番阿斯塔那六二号墓出土的六种文书都与翟强有关：《翟强辞为征行逋亡事》、《翟强辞为受赇事》、《翟强残启》、《翟强辞为负麦被抴牛事》、《翟强辞为共治葡萄园事》、《翟强残辞》。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看到，翟强是军队中的下层官吏，在征行逋亡的过程中被指控受贿，还一度入狱。还可以看到他因为欠麦无法偿还，被判将牛抵押给债主，还在与人经营葡萄园过程中发生纠纷等。这些文书，勾勒出了一般民众的生存状态，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直接记录。

　　另外，三国两晋南朝时期战乱迭起，社会动荡，祸福无常。玄学、佛学、道教在社会上层流行的同时，一些宗教信仰也在社会中下层得到长足发展。本书收录的大量造像记、买地券、镇墓文等，反映了民众对佛教诸佛、菩萨和道教太上老君等神祇的崇拜，以及通过造像活动祈求个人、家族福祉的宗教信仰以及民间信仰中对于死后世界的描述。

　　在本次辑录的文章中，还有一些反映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状况。敦煌长城烽燧出土的《粟特文信札》，一般认为作于西晋末年。信札通过粟特商人的记述，描述了西晋末年的战乱对粟特人在华贸易和生活的影响，是当时西域各国与中原关系的直接反映。另外，位于吉林省集安市太王乡的《高丽好太王碑》则记载了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好太王的功绩，涉及当时朝鲜半岛诸政权及其与日本等周边地区的关系，是研究东亚历史的重要数据，也是记载中原文化影响东北地区的重要文献。

　　本书辑录的文章，还有利于深入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散文。书中收录了曹操、诸葛亮、曹植、张华、孙绰、徐孝嗣、王俭、萧衍、萧绎、萧纲、沈约、徐勉、王僧孺等重要作家的散文作品，其中沈约文有10篇之多。从文体发展而言，通览重要作家的作品，可以了解从汉魏之际散句单行的散文到齐梁整齐划一的骈文的发展演化。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唐宋散文重要文体的墓志文，其体制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本书收录的墓志，提供了这一文体发展演化的轨迹。墓志起源于汉代，但是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多极为简略，只有墓主的姓名、籍贯、官职、卒年等的记载，形式也不固定。经过两晋南北朝的演变，到刘宋元徽年间，最终形成了记述墓主家世、生平传略的序文，序文后有四言韵文的铭辞。这一形式，逐渐发展为固定模式，奠定了隋唐墓志的形态格式。

　　综上所述，本书收录的文章，对研究三国两晋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社会生活等，都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全三国两晋南朝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定价9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