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为学，由来已久。清代以降，词学成为专门之学。近代词学泰斗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三先生，接续晚清词学四大家之衣钵，有意识地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词学学科。当代学界从事词学研究者，多与“三先生”有或亲或疏的师承关系。百年来的词学传承谱系，按之可寻。胡可先先生师事夏门高足吴熊和先生，也是“谱系”内之人。胡先生及其弟子徐迈君整理的《欧阳修词校注》（下简称《校注》），近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种隆重推出。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亦有一代之学术。《校注》在体例上分为“校记”、“注释”、“辑评”，整理重点则为校勘、考辨及笺注。其在祖述百年来词学传统的基础上，更有材料、方法和观点上的创新。书中所体现出的词学理念，融通经史的治学方法，或得益于吴熊和、夏承焘两先生之嫡传；其研究视域上的多元性、资料采摭上的广博而典型性，则是将当下学术研究之诉求引入传统词集整理之中。这种述祖与开辟，使《校注》成为一部适应当下词学研究的集成之作，对宋词研究所面临的某些瓶颈问题，同样有借鉴意义。

　　《校注》在校勘方面力求精准而全面。今所见欧词之宋传本，有趋雅去俗之《近体乐府》（《欧阳文忠公集》乐府部分）及雅俗并容之《醉翁琴趣外篇》。《校注》即以中华再造善本《欧阳文忠公集》之《近体乐府》（《校注》之前三卷）为底本，不足者补以吴昌绶双照楼影印之《醉翁琴趣外篇》（《校注》第四卷），并于历代文献中辑得数首附于卷后。参校本方面，除常见欧词版本及宋元重要词选外，新近为学界所知的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欧阳文忠公集》（南宋庆元、嘉泰间刊本之递修本）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欧阳文忠公集》（南宋绍熙间刊本）之乐府部分，也访得而参校之。

　　欧阳修对词之艺术风格及形式的强化和开拓，使其在中国词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故近代以来，对欧词进行整理者不乏其人，较著者如林大椿校《近体乐府》（商务印书馆1931 年），冒广生之《六一词校记》（1942年《同声》月刊第2 卷第4 —5 号），黄畲之《欧阳修词笺注》（中华书局1986 年）等。对已有成果，《校注》择善而从，不夺人之美，更能在前贤基础上加以完善提高。例如，校勘中对日本所藏两个宋传本的使用，便是前人成果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校注》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文本可靠、足资引征的欧词整理本。

　　早期词人作品往往有与他人重出互见者，这种情况在欧词中表现得特别典型，尤以与冯延巳重见者居多。前人编刻整理欧集时，或径直将重出词剔除，或在辨析的基础上加以删取。此类重出词中的某一些，宋代时其归属问题已呈众说纷纭局面。考虑到早期词作传播中的特殊性，现在要将这些重出情况彻底说清楚，似乎很难。而且多数重出词究竟当归入谁人名下，目前看来似也无法找到坚实的证据。基于此，《校注》认为若“按照古籍整理的一般方式，将欧词重出与疑伪之作单列以附于书后，似乎就遮蔽了有关欧词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故而，《校注》以欧集版本为主要依据，将重出词列入正编并加校注，但在笺注中将重出的原始材料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排比参证，间或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提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另编制重出词列表，置于本书前言之中，以强调对此问题的处理态度。这种整理方式，在现有条件下当是最为审慎合理的。

　　陶然先生指出，夏承焘、吴熊和先生治词，有“以史证词”、“以词证词”的特点。《校注》在笺注方面尤其注重这一研究方法的使用，并另辟“以欧证欧法”。力图通过对具体艺术手法的揭示，展现词体本身的写作规律、审美特质以及欧阳修的文学世界。“以史证词”之例很多，在词之背景的考证上表现尤为突出。此处别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南乡子》（好个人人）“遗下弓弓小绣鞋”，注释“弓弓”一词，除引用相关诗词释其为女子缠足之后的小脚外，还列举考古界的成果：“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三寸金莲，其头高翘，底尖锐，长十四厘米，宽四点五厘米，高六点七厘米。”此虽为极具体之小问题，却反映出整理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治学理念，乃“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陈寅恪语）。“以词证词”之例如《圣无忧》（世路风波险）“春风不染髭须”句，注释引辛弃疾《鹧鸪天》：“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以后人笺注前人，说明欧阳修对后世词人写作上的影响。又如《蝶恋花》（面旋落花风荡漾）“月明正在梨花上”句，注释引温庭筠《舞衣曲》：“满楼月明梨花白。”指示欧阳修对温词艺术手法的承继。“以欧证欧”之例如《玉楼春》（常忆洛阳风景异）词，《校注》考证其为景祐元年（1034）忆洛阳生活而作，词中有“关心只为牡丹红，一片春愁来梦里”句，注释中引欧阳修作于嘉祐三年（1058）之《谢观文王尚书惠西京牡丹》诗：“我时年才二十余，每到花开如蛱蝶。……尔来不觉三十年，岁月才如熟羊胛。无情草木不改色，多难人生自摧拉。见花了了虽旧识，感物依依几抆睫。”以欧诗证欧词，两相对读，既可见青年欧阳修居洛阳时“不知愁滋味”的愉快心情；也可见其对洛阳生活的美好回忆，以及涉世渐深后的丝丝愁绪，从而引导读者体会这位伟大文人的心路历程。

　　治词理念上的述祖与开辟，使《校注》在对待具体问题时，既能吸纳先行成果，又能有所推进。前面称引之黄畲先生《欧阳修词笺注》，已嘉惠学林久矣，然而现在看来其对欧词之整理或有简略处。兹以欧词首篇《西湖念语》之首注为例，略作说明：《欧阳修词笺注》仅以“作者晚年退居颍州”一语概况其写作背景。这对理解《西湖念语》及其后十三篇《采桑子》虽有帮助，但提供的信息显然过于有限。而且这一简单注释，对读者多少会产生误导，因为其后的十三篇《采桑子》并非一时之作。《校注》对此则进行了详尽的考证：“欧阳修曾数度居颍，皇祐元年正月欧阳修移知颍州，二月丙子至郡。二年七月丙戌改知应天府。四年三月壬戌，欧阳修丁母忧归颍州，时四十六岁。至和元年，欧阳修复旧职，时四十八岁。熙宁四年六月甲子，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七月归颍州，时六十五岁。五年闰七月卒。此篇《念语》后系《采桑子》词十三首皆咏西湖，或非一时之作。”“欧阳修几度归颍，情怀都有所不同。”接着引用东英寿先生于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欧集中新发现的欧阳修书简，以证欧阳修晚年居颍之心态。引证翔实可靠，对理解欧词帮助尤大。两相比较，《校注》之学术价值可窥一斑。

　　垦荒拓土或可丰收满仓，精耕细作往往硕果累累。词学研究，特别是唐宋词研究，似已没有什么重大空白留给今人，但仍有诸多问题有待细细发掘。既有祖述更有开辟的《校注》，可以说是对当下词学研究的一个很好回应。

　　上海古籍出版向来重视词学文献的出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了一大批经典词学论著，与当时的词学热桴鼓相应，某种程度上带动了词学研究向更深更广的层面发展。为适应当今的学术需求，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陆续推出新增补修订之《贺铸词校注》、《刘辰翁词校注》及新整理之《花间集笺注》、《乐章集笺注》、《辛弃疾词笺注》，这些词学典籍不久便可与读者见面。此次《校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相信其出版能够对词学研究及欧阳修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欧阳修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7 月出版，定价：78.00 元（平装），98.00 元（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