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金为乐器有六，皆钟之类也：曰钟、曰镈、曰镯、曰铙、曰铎。”（《古今乐录》）钟乃众乐之首，在乐器中之地位与鼎在礼器中之地位相仿，因而，“钟鼎”经常并称，汉张衡《西京赋》即有“击钟鼎食，连骑相过”，唐王勃《滕王阁序》则言“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钟鸣鼎食”成为形容富贵人家豪奢生活之语。

　　雅俗并用——钟在先民思想意识中的重要性

　　作为流行年代最久、地域最广的乐器，钟雅俗并用，不仅可在欢娱喜庆的场合宴乐父兄宾朋，也用在庄严肃穆的宗庙祭祀先祖神灵，同时还是财富、身份、等级、地位的象征，所以古代文献中关于钟的起源的传说层出不穷，“昔黄帝令伶伦为律。……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吕氏春秋 · 仲夏纪》），“帝喾命有倕作为鼓、钟、磬、笙、管、埙、……”（《吕氏春秋 · 古乐》），“钟，乐钟也……古者垂作钟”（《说文》卷十四上）。在先民心中，特别是在古代权贵的意识中，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而一部分钟被先民埋入地下，用作祭祀或作为陪葬品，以致今日，我们见到了许多地下出土的实物钟，时间早者，如宋人《考古图》（收录8件）《博古图》（收录有铭者17件、无铭者92件）《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金石录》，清人《西清古鉴》《陶斋吉金录》《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攀古楼彝器款识》《捃古录金文》收录的钟镈，时间晚者，如著名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可见钟在先民思想意识、日常生活、丧葬礼仪中的重要地位。

　　钟鼎款识——前辈学者对钟的研究

　　因钟的重要地位，不仅古代各种文献中提到钟，地下也出土了不少青铜钟，钟上还常附有铭文，自宋以来，青铜器著录与考证书籍多将钟作为一类收录，如在“金石学”“古器物学”兴起的背景下，前文提到的宋人编录的《考古图》《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金石录》等，清人的《西清古鉴》《陶斋吉金录》《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攀古楼彝器款识》《捃古录金文》等，宋人以极其睿智的眼光，将当时所见的传世乐钟资料著录成书，并以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创立了金石学著录体例，惠及了后人；而清人则一改宋书图铭失真、定名疏忽等问题，比较详尽地著录了有清一代所见传世和新出土的乐钟资料，甚至直接采用拓本资料，尽力展现图铭原貌，尤其以孙诒让为代表的清代学者，在周钟铭文考释上用力较大，成绩突出，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晚清民初，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引入，以及河南新郑李家楼、洛阳金村、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等周钟的出土，罗振玉、曾毅公、郭沫若、容庚、陈梦家、唐兰等著名学者都在周钟上用力较多。罗振玉《梦郼草堂吉金图》、曾毅公《山东金文集存（先秦编）》除了收录青铜乐钟外，还对其铭文进行了考释；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则进一步从形制特征、铭文文章角度深入研究，其以钟、鼎二类为例，引用了包括洛阳金村在内的44件周钟，开创性地揭示了其演化过程，采用的分期标准器断代、东周铜器的国别研究等方法，为周代乐钟研究指引了方向。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中国铜器概述》，载《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集）》），虽是对青铜器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但也为周钟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唐兰（《古乐器小记》）、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等，则从钟铭分析入手，对钟的起源、国别进行了概括研究。在周钟测音方面，则需提到刘复和杨荫浏，前者对清宫古乐器进行了测音，后者设计的带定音尺的音准和“乐律比较表四种”给测音带来了方便。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 年，多处考古遗址出土了青铜乐钟，如蔡侯墓、信仰楚墓，扶风齐家村、强家村、庄白一号窖藏都出土有青铜钟，郭沫若、陈梦家、顾铁符、段绍嘉、李学勤等学者均对乐钟进行了研究，但多为对单个遗址或几个遗址的乐钟进行的研究；李纯一、吕骥、黄翔鹏、马承源等个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等单位，对出土的乐钟则进行了测音并进行了音乐学上的研究。

　　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让沉睡了2400余年、重达2567千克的65件曾侯乙编钟重现于世人面前，掀起了一波新的研究乐钟的浪潮，吸引了考古学、音乐学、历史学界的众多学者，投身到乐钟的研究中。在音列、音阶方面，有黄翔鹏、童忠良、崔宪、李纯一、王湘、郑荣达、陈荃有、孔义龙、王子初、温增源、王清雷、方建军、洛地、吴高歌等人，不管是从钟磬铭文本身出发，还是就测音数据出发，均对周代乐钟的音乐性能进行了分析。而从考古学角度出发，高至喜对中国南方地区的镈钟、甬钟，殷玮璋、曹淑琴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甬钟，蒋定穗对陕西地区的西周编钟，高西省对北方地区西周早期甬钟做了专题研究；此外编钟的起源和形制研究吸引了杨涛、陈双新、向桃初、陈亮、冯卓慧、施劲松、刁淑琴、关晓武、曹玮等学者；编钟的区域、国别的问题，也吸引了陈振峪、辛爱罡（对中原地区编钟），邵晓洁、刘彬徽（对楚地编钟）等学者。当然，针对具体某一遗址周钟的分期断代以及形制特征的分析文章更为多见。学者对考古发掘或传世周钟铭文的研究还在继续繁荣，个案考释，如张光远、裘锡圭、李学勤（针对春秋早期晋国子犯编钟），马承源、李学勤、刘启益、冯时、黄盛璋（针对晋侯墓地M8所出16件晋侯苏编钟），以及针对秦公钟镈、曾侯乙编钟、晋侯墓地楚公逆钟、下寺楚墓王孙诰钟等的研究；通论性研究，如王世民《两周暨春秋战国时代编钟铭文的排列形式》和陈双新《两周青铜乐器铭辞研究》专著、《青铜乐器铭文的排列形式及其时代意义初探》论文。再就周代编钟组合、等级等社会层面的考察，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如王清雷从音乐考古学的编列、音列、摆列三个方面出发，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西周乐悬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成熟问题；王友华以礼、乐制度相克相生的关系为主线，通过把编列和音列相结合，展开论述，多有创见；佘红英、曹玮、魏京武、常怀颖等，都有对编钟的组合、等级及乐制的讨论。此外，自然科学方面，如对两周青铜铸造工艺的探讨，艺术学方面，如对周钟纹饰的论述和解析，可以说对周代乐钟的研究的角度非常多，层次非常丰富。通论性著作上，美国学者罗泰《乐悬：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中的编钟》、朱文玮和吕琪昌《先秦乐钟之研究》、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陈荃有《中国青铜乐钟研究》等是有代表性的。其中《乐悬：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中的编钟》第一章即触及编钟所反映的先秦礼乐与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在乐钟研究上难能可贵。

　　倾听齐鲁金声——朱晓芳《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

　　前述诸家有关青铜乐钟的探讨，对于两周乐钟的铭文、音列、分期、分区、乐悬制度已经有了或具体或概括的认识。因铭文最早受学界关注，及乐钟自带的音乐属性，在铭文、音乐学方面，学者最早开展研究，也研究得最为深入，而考古学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层次也有待深入，尤其是对各类乐钟的形制演变和区域特征等考古学自身问题的研究，还不够重视，现存资料仍有待梳理。

　　朱晓芳著《齐鲁金声：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可谓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朱晓芳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专业，从本科到博士，她一直接受的是正规的考古学专业训练，对考古资料的把握可谓驾轻就熟。《齐鲁金声：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一书，全面梳理了山东地区已经发现的两周乐钟资料，包括118件甬钟（104件考古出土，11件传世有铭甬钟，3件山东省博物馆收藏）、72件镈钟（65件考古发现，5件山东省博物馆收藏，2件传世有铭镈钟）、180件纽钟（172件考古发现，5件山东省博物馆收藏，3件传世纽钟），依据各自的分类标准，分别进行了细致的型式学研究。在此基础上，朱晓芳综合三者的分期结果，对本地区的两周乐钟进行了大的时代划分，并分析了各期乐钟的形制特点和演变规律。

　　乐钟不仅因其为乐器，还因其上的铭文，而引起宋、清两代金石学家的重视。朱晓芳著《齐鲁金声：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随后梳理了山东地区出土的有铭编钟，对乐钟铭文的排列形式、全铭组合关系、铭文内容、铭文字体展开了讨论。她将铭文排列方式分为钲间、左鼓、于口、钲间+两栾+两鼓、钲间+两栾、正反钲间+两鼓或两栾六种形式，她发现，钲间+两栾+两鼓的排列方式，在山东地区，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区特征。而全铭组合关系上，通过分析发现，山东地区以单件全铭的乐钟为主，4 件合铭的仅1 例，非铭文太长器身无法容纳，而是刻意为之。铭文内容上，追孝祈福、宴乐内容比较多。铭文字体则比较多样。

　　“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考工记 · 攻金之工》）“十分其铣，去二以为钲，以其钲为之铣间，去二分以为之鼓间，以其鼓间为之舞脩，去二分以为舞广。以其钲之长为之甬长，以其甬长为之围。叁分其围，去一以为衡围。叁分其甬长，二在上，一在下，以设其旋”（《考工记 · 鳧氏为钟》）。青铜铸造方法一直是青铜器研究的关注焦点。从铸造方法和纹饰模范设计两个方面出发，《齐鲁金声：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对甬钟、镈钟、纽钟的铸造方法和各个部位的纹饰设计也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朱晓芳发现，无论从乐钟的铸造方法还是纹饰的铸刻，两周时期，山东地区的青铜铸造工艺都在不断进步着。

　　“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周礼 · 春官 · 小胥》）。西周社会等级制度的体现是严格的礼乐制度，而其载体之一是乐钟的乐悬制度。乐悬制度不仅包括钟磬类礼乐器本身，还包括乐悬的用器、摆列和音列等几个方面。《齐鲁金声：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从考古学角度出发，结合文献记载，系统论述了山东地区周代乐悬的用器、摆列、音列等问题，并探讨了性别差异和簨簴情况。朱晓芳发现，“虽说东周因为‘礼崩乐坏’，乐制松动，个别女性可以使用乐器……男性还是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乐悬制度的性别差异还是比较严格执行的”。“在墓葬中，簨簴的有无并不能作为判断钟磬是否为明器的唯一证据。”

　　山东地区以泰沂山系为中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地理上的统一性，使该地区在两周时期音乐文化面貌呈现较强的趋同性。综合山东地区整个地理环境和文献所记周初分封政策，朱晓芳将山东地区音乐文化划分为鲁北、鲁南、鲁东南、胶东四个区，在上述对乐钟型式分期、各期铭文、铸造工艺、乐悬制度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音乐文化区的特征，并尝试分析了其形成原因。她指出，“无论是乐钟的数量、乐钟延续使用的时间，还是乐钟铸造工艺的精湛、形制的兼容并包”，鲁北地区“在整个山东地区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而胶东地区则要简单得多。

　　朱晓芳《齐鲁金声：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显而易见是从区域角度，从考古学角度，对周代乐钟进行的个案研究，该书在详尽目前已经公布的考古材料的基础上，为我们勾勒了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的面貌，可以补充目前学界对乐钟的认识和理解。当然该书也有未解决的问题，比如对于山东地区各音乐文化区形成的历史原因未再深入探索，这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

　　（《齐鲁金声：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东方考古研究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11月出版，定价：5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