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华国月刊》，还是五十多年前，那是为了寻找章太炎在这份刊物上所发表的作品。四十年前，在选择章太炎著作进行注释时，又一次翻阅《华国月刊》，章太炎在刊物中发表的批评新文化运动的许多文字，被视为已经落伍于时代的标志。三十年前出版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书中，对此只简单提及，未作深论；十五年前完成的《章炳麟评传》，介绍了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该刊《发刊词》和他撰写的《救学弊论》《中学国文书目》的主要观点。最近，上海书店出版社准备影印这份刊物，要我写一篇简介，逼着我只好断断续续将《华国月刊》再读一遍。这算不上真正的研究，真正的研究要像撰写博士论文或进行博士后研究那样下一番苦功夫，这里只是谈一点重新粗读后的感想。
　　《华国月刊》创办于1924年9月15日，华国月刊社编辑发行。在说明刊物宗旨的《略例》中，申明该刊由章太炎担任社长，后改称主任，由汪东任编辑兼撰述，由黄侃、孙世扬、但焘、李健、孙镜、田桓任撰述。设古今名家书画、通论、学术、文苑、小说、杂著、记事、通讯等栏目。《华国月刊》的作者群，除去章太炎本人，多为他的门生，或者其友人以及其学说的服膺者。前者包括了汪东、但焘、黄侃、吴承仕、缪篆等，后者包括唐大圆、太虚、 汪荣宝、金天翮、孙世扬、刘念亲等。
　　《略例》开宗明义说：“本刊定名华国，以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为恉。”在汪东执笔以章炳麟名义发表的《发刊词》中，径直称：“晚近世乱已亟，而人心之俶诡，学术之陵替，尤莫甚于今日。”发刊词所指斥的，主要是“居位者率懵不知学”，学者“大抵稗贩泰西，忘其所自”，“或有心知其非，不惜曲学以阿世好”，更有“萦情利禄，守道不坚” ，同时，也针对一大批“浮薄少年，中无所主”，“驰骛于纷华，象棋六博，醇酒妇人，以为苟毕吾生而已足”，深感惋惜。
这里矛头所向，“居位者率懵不知学”，指的是把持权力的军阀、政客多完全不懂中国文化、传统学术；学者，则是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学术、学风方面带来的一些问题。当时，就此发声的并非由《华国月刊》始，在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北京大学，一群服膺刘师培、黄侃、陈汉章、马叙伦、屠孝寔、康宝忠、陈钟凡，吴梅、黄节等人学说的国文系学生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张煊、胡文豹等，于1919年1月成立国故社，同年3月创办《国故》月刊，即表明要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与此同时，在南京，任职于东南大学的英文系教授吴宓、英文系主任梅光迪、生物系主任胡先骕等人，原俱留学美国，服膺白壁德新人文主义，不满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化与文学观点，1922年1月创办出版《学衡》杂志，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宗旨，对胡适、陈独秀等人发动猛烈批评。为回应《学衡》的挑战，1922年8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研究决定成立国学组，任命胡适为主任，计划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1922年8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随即撰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于1923年1月由《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刊出，发起了“整理国故”运动。《华国月刊》的创办，既是对这些刊物的呼应，又是为了有一专门阵地特显和纠正这些刊物的不足乃至失误。
　　和《国故月刊》担纲者为北京大学一群青年学子、《学衡》担纲者为刚留学归国不久的年轻教授不同，《华国月刊》的创办者和主要撰稿者非但对中国传统经学、史学、诸子学早有精深研究，成就卓著，而且，大多曾积极投身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北洋军阀的实际斗争，对中国社会与政治有着相当深切的了解。章太炎在《华国月刊》1卷12期上发表的《救学弊论》中，基于前者，批评“今之学者，能考辨者不皆能记诵，能记诵者不皆能识字，所谓无源之水”。他们或“妄论诸子，冀以奇胜其侪偶”，“其下者，或以小说传奇为教，导人以淫僻，诱人以倾险”；基于后者，批评“ 今之学子，慕远西物用之美，太半已不能处田野。计中国之地，则田野多而都会少也。能处都会不能处田野，是学子已离于中国大部。以都会为不足，又必实见远西之俗行于中国然后快”。一是脱离中国最广大的农村，二是对中国的都会也缺乏真切的了解，三是以“远西之俗行于中国”为终极目标，可谓切中这些学人的要害。章太炎认为，要克服这些致命弱点，首先就要读懂中国古书，了解古代文字原意，并以能读常见书为务，非如此就不能准确地了解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学术；而要真正认识中国实际，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章太炎认为，政治、经济诸学，俱不能不以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为基础，“虽所谓国学者，亦当有所抉择焉”，“欲省功而易进，多识而发志者，其唯史乎！”
　　正是秉承这样的认知，《华国月刊》在学术栏目中，发表了一批考释中国古代文献的专门著作，其中有章太炎的《新出三体石经考》《墨子大取释义序》，黄侃的《音略》《文心雕龙札记》《六祝斋日记》《感鞠庐日记》，汪东的《法言疏证别录》，吴承仕的《尚书传王孔异同考》，刘念亲的《荀子正名篇诂释》，太虚的《荀子论》，宋慈褒的《吕氏春秋补》，孙世扬的《论语考》等等，学术含量都很高，非其他几种刊物所能比拟。
　　更引人注目的，是《华国月刊》解读中国历史尤其是制度史的众多文章。章太炎在《救学弊论》中曾批评“今之文科，未尝无历史，以他务分之，以耳学囿之，故其弊有五”：一、“ 尚文辞而忽事实”；二、“ 因疏漏而疑伪造”；三、“ 详远古而略近代”；四、“ 审边塞而遗内治”；五、“ 重文学而轻政事”。章太炎认为：“扬榷五弊，则知昔人治史，寻其根株，今人治史，摭其枝叶。其所以致此者，以学校务于耳学。”他强调：“能除耳学之制，则五弊可息，而史可兴也。”《华国月刊》通论栏目中数量最多的就是论史的文章。这些史论，实际上也是政论，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
　　大部分史论都由但焘撰写。但焘，字植之，湖北省赤壁市（古称蒲圻）人。1900年考中秀才，1903年肄业于湖北经心书院，后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积极参与组建中国同盟会，任司法部干事、执行部书记干事、总理秘书、湖北支部负责人，并负责欧美会务联络事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秘书兼公报局局长，负责编印《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但焘奉孙中山之命赴上海迎接章太炎赴宁就任总统府枢密顾问。南北议和告成后，唐绍仪组阁，但焘出任国务院秘书。1914年，袁世凯准备称帝，但焘奋然辞去一切职务，蛰居上海。黎元洪任大总统后，但焘出任总统府顾问，张勋复辟时又辞职南下。1917年护法之役，但焘应孙中山邀请去广州，担任国会非常会议秘书长和大元帅府秘书长。 1918年（为父亲）丁忧回上海。在此期间，和章太炎、汪东等时相过从。1919年，国会在上海正式成立，林森任参议院院长，但焘被聘为参议院秘书长兼宪法会议秘书长。1920年但焘随孙中山回广州。1922年，陈炯明叛乱，但焘随孙中山退居上海。1923年又随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参加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但焘回到上海，寓居在新闸北路。正因为有着这样参与革命和从政的经历，但焘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成败得失有着深切的体验。在《华国月刊》上，他陆续发表了《周礼政诠》《给事中制度论》《御史制度论》《改革学校私议》《裁道设府议》《广章太炎代议然否论》《乡官制度论》《复书院论》《论汉代选举》《学校大法论》《纲纪篇》《自由新诠》《原忠》《中夏代议制度论》《租借地与居留地论》《唐人诗谏论》等一大批比较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现实政治制度的文章。这些论文大多围绕章太炎《与章行严论改革国会书》而展开，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及其运作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对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相关制度方才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应当如何行之方才更加有效，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建议。
　　章太炎在《与章行严论改革国会书》批评当时国会根本无法行使监督政府和官员的职责，建议“以选举元首、批准宪法之权还之国民”，取决于多数，“若夫监督政府，则当规复給事中；监督官吏，则当规复监察御史，分科分道，各司其事”。并提出，给事中、监察御史俱通过统一考试选拔。但焘的多篇论述，即据此而展开。在《给事中制度论》中，他说，唐代给事中“上之所以责成者既极隆重，在其位者类以宰辅自期。凡事有亏朝典、违官法，为国计民生所不便者，多能悉心论驳”。是故“终唐之世，女后、藩镇、奄宦、边疆之祸，史不绝书，而政治不至大紊者，则给事中制度贻谋之善，有以维持于不敝也”。他说，给事中今可易名为监察官，其职责，当效唐、宋给事中，署读奏抄，驳正违失，凡敇制及君主一切命令，均得经他们连署，方能发布施行。在《御史制度论》中，但焘主要论证如何发扬御史制度传统，建立有效的现代弹劾制度，据此，他提出：当“易御史之名为弹事，以资深者为掌院，而名其治事之署曰弹劾院”，“设弹事条例，以为执务治事之准的，其得依据法律，以纠察百官之罪恶”，另于各省“置弹事院，纠察省官吏罪恶”。章太炎、但焘这时所提议的使审驳权、弹劾权、考试权独立，“以审驳权归之监察官（旧名给事中），以弹劾权归之弹劾官（旧名御史），以考试权归之考试官”，俱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对于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章太炎和但焘俱依据中国历代史事得失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对西方代议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对中国古代代议制度实践的得失，对当代中国代议制的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分析，他们的主要结论，就是选举制度必须与考试制度相结合，方能避免这两种制度单一施行时的诸多弊病。
　　怎样改革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特别是大学教育制度，是《华国月刊》关注的又一要点。章太炎在《救学弊论》中就提出，“今之学校，先宜改制”。他严厉批评学校教育只重知识传授，而轻视品德与志向培养：“善教者，使知识与志趣相均，故不亟以增其知识为务，中土诸书皆是也。今之教者，唯务扬其知识，而志趣则愈抑以使下，又重以歆羡远西，堕其国性，与啖人以罂粟膏，醉人以哥罗方，无以异矣。”但焘在《改革学制私议》《复书院论》《学校大法论》等文中，记述了他与章太炎讨论中国教育现存问题的情况，指责当政者抛弃中国义务教育的优秀传统，将教育市场化，导致“买卖教育之弊”，并由此带来现行教育重讲论少自修、重外学轻国学、重清谈轻实学等种种弊端。基于此，他们提出了改革现行学校制度、复兴书院教育等多方面的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华国月刊》刊登了信奉佛学的太虚、唐大圆等人一批重要著作。太虚发表有《我的宗教观》《中国人用中国法之自救》《荀子论》等文，唐大圆发表有《佛学丛论》《唯识教义阐微》《东方心理学略谈》《广孝》《中华之政治史观》《真自由论》等文。太虚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1913年就提出推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发起“佛教复兴运动”，主张改革旧的僧团制度。1916年在上海创立中国佛教总会。1918年在上海与章太炎、王一亭等共同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1919年改为《海潮音》月刊。1923年于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1924年创立世界佛教联合会，被选为首任会长。唐大圆，初皈依印光法师修学净土，后专研唯识。1924年为太虚聘为“武昌佛学院”教务主任。接任《海潮音》杂志主编。1926年，他联合章太炎、章士钊、蒋维乔、欧阳竞无、黄侃、柳诒徵等组织“东方文化集思社”，创刊《东方文化》杂志，自任主编，以弘扬东方文化为己任。《华国月刊》发表他们的论著，固然同他们和章太炎早相过从、在精研唯识法相哲学方面和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章太炎将佛学复兴视为中国文化及整个东方文化复兴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华国月刊》上还刊登了章太炎晚年许多重要的论学之作。在《王文成公像赞》《王文成公全书题辞》与《王文成公全书后序》中，章太炎一反先前对王学所做的完全否定性的评价，转而肯定王学在提高个人修养方面的重要功能，尤其肯定王学能够塑造勇于任事，一介不取的人格特征。同时，他指斥朱熹将《大学》中的“亲民”改为“新民”，以及主张“格物致知”以修身，乃是后来乃至当代重知识、轻道德的主要祸首。在《书顾亭林轶事》《史考五篇》（包含《记永历帝后裔》《记李赤心后裔》《讨袁督师家系》《再书李自成事》《书张英事》）等文章里，章太炎通过考论明清之际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表彰其重“夷夏之辨”的精神气节，和他这一时期对西方列强、苏俄及日本深深的不信任有着直接联系。
　　《华国月刊》出版之后，在学界产生相当影响。1924年《清华周刊》介绍这本刊物时写道：“由章太炎先生主任编辑，现已出至一卷八期。分通论、学术、文苑、杂著、别录、通讯、余兴各栏。文字都是非常古奥，文苑一栏，大充满了古诗词。最有价值的，还算通论、学术两栏，里面狠有些精深研究的文章，有好些为众人所不注意的事情的搜讨，治国学的人，总得看一看。”在读罢《救学弊论》之后，金毓黻在日记中自言：“晚近士习庞杂，或尊古而昧今，或援西以鄙中，持论愈高，见理愈谬，辟如治丝而纷，自以为是，不知识者已哂议于后矣。得章氏之说以匹之，其裨益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
　　1923年，胡朴安撰文评介《华国月刊》，认为它继承和发扬了清末以来《国粹学报》的优良传统。说清末成立的国学保存会，“抱光复汉族主义，阐发亭林、船山之学说，发行《国粹学报》，一时撰述之士，如章太炎、刘申叔、黄晦闻、陈巢南、黄季刚等，鄙人亦为撰述员之一，一时影响所及，学术界勃然有生气焉”。及至民国肇建，“《国粹学报》停刊，然而东南学者，皆受太炎影响，《国粹》虽停，太炎之学说独盛。北京大学者，学术汇萃之区也，为姚永概、马通伯、林琴南所占据，不学无术，奄奄一息焉。自刘申叔、黄季刚、田北湖、黄晦闻，应大学之聘，据皋比而讲太炎之学，流风所播，感应斯宏。自申叔贬节，媚于袁氏，而有《中国学报》之刊，国师之讥，学术大受打击。所幸《华国》及东南大学之《国学丛刊》，皆《国粹学报》之一脉，而为太炎学说所左右者也。”
　　汪东是《华国月刊》的实际主持者，但他发表的论文并不多，值得注意的是一篇《新文学商榷》。除《法言疏证别录》外，多为诗词。据汤国梨回忆，是汪东向章太炎建议，“用章太炎名义办一月刊，所有征稿、编辑、发行等工作，俱由汪东负责。所需经费，则用太炎名义卖字所得抵充。”而由于汪东极擅长模仿章太炎字体，“所以这个时期太炎的写件，半由汪东代笔。”所得费用“已近十万元”。朱季海亦言：“予所闻《华国月刊发刊辞》，汪东为之。” 汪东，原名东宝，后改名东，字旭初，号寄庵，别号寄生、梦秋。江苏吴县人。1904年留学日本，先入成城学校，后入早稻田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哲学馆。加入同盟会，担任《民报》撰述，发表《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法国革命史论》等论文。1908年，师从章太炎习文字学，与黄侃、钱玄同、吴承仕同门。1910年回国，参与江苏光复活动。1912年，担任章太炎为社长的《大共和日报》的撰述。和章太炎关系一直比较密切。他自是《华国月刊》创办与维持的一大功臣。汪东在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等诸方面，都有创获，而于词学，尤具功力。《华国月刊》上刊载大量同时名家诗词，和汪东这方面的兴趣当然密切相关。
　　《华国月刊》问世后，被许多新派人物视为开历史倒车。提倡新文化运动特别激进的钱玄同，虽然亦是章门弟子，在思想上见解上已经与章太炎渐行渐远。在他看来，《华国月刊》乃章太炎自甘落伍的结果。钱玄同曾致函胡适说：“《华国》二册奉上。我稍微有些错记，他底文笔里并没有说到‘科学方法’，但他骂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为洪水猛兽，自是指吾辈而言。又他骂李光地、田起膺、朱老爹穷理之说，而研究天文历数为非；又以‘学者浸重物理’为‘率人类以与鳞爪之族比’，则反对研究科学，旗帜甚为鲜明矣。是则‘敝老师’底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
　　《华国月刊》出至3卷4期（1926年）即突然停刊。汤国梨回忆，那是因为蒋介石所率领的北伐军即将攻占上海，汪东惧受章太炎的牵连，不再任事所致：“及至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上海，因太炎一贯反蒋，汪东已避不见面。《华国月刊》社办事处的房主，以这间屋中，积存大批《华国月刊》，汪既不去处理，便至我家要求，即日把这批存书运走，以免被累。”北伐军占领上海后，章太炎被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指名通缉，但黄侃仍谋划使之与《学衡》联合复刊。1928年5月黄侃在日记中写道：
　　至萧叔絅处晤学衡社人。伯弢先生亦在。综其所议，大氐谋与《华国》合并，续印《学衡》，请汪旭初为经理三事而已。胡步曾发议，谓其报宗旨略有二事，一则必须用文言，二则沟通中西学术，非纯乎保存国粹。因言其报亦有不惬彼意者一文，曰中国文化之精华在乎礼服。予乃调之曰：此人不过不善修辞耳，如曰“或者在乎礼服乎”，亦未尝无一商之价值也。夫经而可议，则《马氏文通》式之文言，陈三立、郑孝胥式之诗，亦宜若梧台燕石矣。
　　稍后，《学衡》复刊，而《华国月刊》则终成绝响。但无论是章太炎，还是黄侃、但焘、汪东，包括其他许多作者，先前都曾是非常激进的革命者，都饱经社会激烈变革风暴的洗礼，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实际都有了更深入的体认，对东西各国各种思潮、学说的内涵以及它们移植于中国所产生的问题，都在不断进行反省。秉持对中国文化的深切认知，他们发出了不同于流俗的别样声音。这是在革命大潮中跌打滚爬出来的思想者痛定思痛发出的沉重的呼唤，它呼唤对自己的文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资源不要一笔抹杀，它呼唤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走中国自己的路。文化的主体性如何在传承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冲突和融合中真正得到坚守、提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严肃课题。章太炎们的努力，恐怕都不是用一个简单化的文化保守主义就能概括的。质诸方家，不知以为然否？
　　（《华国月刊》（全9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年1月出版，定价：5800.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