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文史研究界，有一种“唐宋转型”说，认为自宋代以后，更准确地说，是自中唐以后，中国社会、文化发生了一次质变。进一步，又一种“（南）宋元明转型”说，将这次质变的时间后移，认为发生在两宋之际，而非唐宋之际。前一说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广为流行，迄今未衰。后一说出现稍晚，但也颇历年月（参看［日］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第六章第一节，及Paul Jakov Smith,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University Asia Center press, 2003.），却犹未形成比较成熟的解释框架，在这方面，史伟先生新著《宋元之际士人阶层分化与诗学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以下引述此书内容，仅随文标示页码，不另出注）可谓迈出了一大步。

　　本书特别关注士阶层的下移走势，这一取向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尽管社会分层以及阶层间流动，在西方社会学中系属显学，但其中的向下流动问题，却始终是研究不足的软肋（［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五版，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272页）。置身这一背景下，本书注目于向下流动，益发显得难能可贵。

　　在中国士人研究里，元代向来是最薄弱的一环。比如余英时的名著《士与中国文化》，自先秦纵论至晚清，于元代却付之阙如。文学研究者言及元代，重点多在杂剧，杂剧作者——下层士子中的书会才人，以及作为杂剧描写重要对象的下层士子——吏胥，理所当然获得较多论析。近些年元人诗文研究呈上升态势，上层士子因而也日益得到较充分的讨论。惟独作为下层士人主要构成的游士群体，却少有人重视。最近一些著述使这种现状稍有改变，如申万里《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专辟两章，探析游历元上都、大都的江南儒士群，对后一群体的干谒活动更有详述，但显然还远不是对游士群体的全景描绘。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于元代下层江湖游士生活与诗歌的总体检视，可以说填补了一项空白。

　　本书具有长程视野，所给出的图景以宋末元初为中心，而又不限于此。著者明言，自己“希望就每个问题都有一个史的梳理，以见其渊源流变，所以在具体的论述中，有时可能会越出‘宋元之际’这一时段”（第17 —18 页）。这类“越界”行为，在与后世现象相勾连时，尤能见出其历史解释力。

　　如著者提及元初因科举废除，致使中下层士子更多专意于游谒，“愈来愈表现出对中央政权的疏离和漠然”（第202 页），即指出自这时起，游谒日渐构成一种较普遍的生活方式乃至文化模式，纵使后来恢复科考，此种模式依旧行之不衰。流风所被，直到近现代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那里，游幕仍不失为一个人生选项（第203 —204 页）。这就把元初废止科举的长期潜在影响，明白揭示了出来。又如著者观察元代诗歌辩体理论，指出其兼包“古、律之辨，正、变之分”（第337 页），即体制辨析与诗史分期两方面。前者“直接促成了明代诗歌辩体理论的成熟和完善”（第293 页），后者则为明人对唐诗的细致分期（以“四唐说”为代表）导夫先路（第319 页）；两__者在元人杨士弘所编《唐音》中已然汇流，皆系明诗复古运动之远源（第340 页）。这不啻给明朝诗坛主流动向，提供了一个前代的发生学背景。

　　当然，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榛莽初辟之作，本书似也存在一些继续精进的空间。但总体而言，此书借助社会学中的分层理论，打通宋、元间朝代限隔，全面研讨宋末元初士阶层走向与诗学流变，为“（南）宋元明转型”说提供了切实的分析角度与工具，不仅具体结论值得关注，而且给我们带来不少方法论的启示。

　　（《宋元之际士人阶层分化与诗学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8 月出版，定价：49.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