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近代史，义和团运动是绕不过的话题。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一度围绕其反帝爱国的性质以及革命性展开论证，这种研究范式类似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显得单调而乏味，随着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著作试着从不同角度去看待这场运动。有学者认为1900年的拳教冲突是宗教战争，有人则根据相关史料认定义和团运动实是一场闹剧，不仅对当时社会造成极大破坏，还引来了外来侵略者，基本持否定态度。细检各种史料，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不无裨益，这也彰显了当下学人研究历史的多角度和广阔的视野。

　　说到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不得不提到两位美国学者，一是周锡瑞，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作了详细而周密的探讨；二是柯文，他对义和团神学体系的论述较为精辟。另外还有日本学者马场毅等。国内义和团运动研究专家则有程啸（歗）、路遥、张鸣等。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即便如此，从人类学、社会表演学等角度对义和团社会行为作一全面阐释的专著，却尚未见到，而《义和团的社会表演—1887-1902 年间华北地区的戏巫活动》（以下简称“《义和团的社会表演》”）一书则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

　　此书资料宏丰，参考了晚清至近代之文人笔记、著作，以及《申报》、《京报》等报刊资料，兼采《义和团》等资料汇编。不仅对国内义和团研究成果加以吸收，其研究视角亦伸向国外，对欧美学者的戏曲理论均有不同程度的引用，其中尤以美国学者谢克纳社会表演学理论的引用最为突出。从社会表演学层次解析、讨论义和团的社会行为，颇具新意，也是此书的一大亮点。

　　借助于仪式表演，由此获得超乎常人的神力与地位，历来农民起义中均不乏其例，洪秀全在大病若干天，继而科考又失意之后忽而意识到自己受了上帝之命下凡降魔除妖，进而自称耶稣的弟弟，而东王杨秀清则更进一步发挥，代天父传言，后面更借这一神秘武器，数次假借“天父”身份，使耶稣的弟弟—天王洪秀全听令，进而引起太平天国内讧。其神力可见一斑。同处中下层的义和团也不例外，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初，主要依靠练神拳来招募、吸引民众加入。当年的赵三多，正是以比武亮拳的形式向人们展示神拳的威力，并谓习练此拳之人，可以水火不伤，刀枪不入，于是“愚民从而附之，举国若狂，凶焰日盛”（《义和团的社会表演》，第21 页，转引自《申报》）。义和团沿袭了传统巫术舞蹈，团众在向普通民众演示拳坛仪式时，先是念咒数遍，然后昏迷倒地，神力开始附身，或起身打拳，或持棒乱舞，拳民受此感染，亦沉浸于此种癫狂的表演中，“上法假象经过这类烈性表演的过滤后，其负面的后果尽显无遗，并在普通民众中产生了持久的震撼性效力”（《义和团的社会表演》，第56页），连外国人也不能幸免：当时在华的某个英国人说他的仆人笃信义和团具有神力，甚至在目睹中弹受伤的义和团团民之后依旧固执地认为那不是真的义和团。更有甚者，有的义和团团民在进入疯癫状态后，即将被处决但人依旧未醒（详见《义和团的社会表演》，第111 页）。

　　不仅如此，义和团的侠义性格还表现在其崇拜戏曲小说中的人物，但“义和团膜拜的戏曲小说中的神灵，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排他性”，“义和团有意无意地回避水浒人物。如此现象，应当和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宗旨相符合”（《义和团的社会表演》，第65 页）。孙悟空和关公是义和团诸神崇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位神灵，“ 孙悟空为义和团早期信仰的核心，义和团信孙悟空构成了直东时期义和团运动的时代特色”（《义和团的社会表演》，第434 页）。而义和团多童子，大的十六七岁，小的只有七八岁，因而其喜观大圣戏，崇拜孙悟空，就不难理解了。为此，书中还尝试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对儿童、青年参加义和团的心理进行了解析。关公崇拜在晚清民俗中属普遍现象，而“义和团崇拜关公尚有其风俗学与传播学的缘由。其中关公形象的普及率高当是其中的原因，而晚清关公戏的繁盛与普及亦当为其重要原因”（《义和团的社会表演》，第486页）。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关公身份的多元价值暗合了义和团在京津时期的特殊处境。晚清官方和民间频繁的关戏演出盛况，都为义和团崇拜关公准备好了文化与信仰的土壤。关公的神学地位和戏曲传播地位不谋而合，构成了团众的巨大精神支柱”。

　　另外，文中还介绍了义和团在公共空间的表演行为、义和团请神上法仪式中夹杂的民间杂艺因素。在运用社会表演、人类学相关理论对义和团群体行为加以阐释之后，义和团群体行为生发之缘由则必须有所交代，华北地区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初发地，其民风民俗必然对义和团的社会行为产生影响，此书第七、八章即是对义和团尚巫、尚武之风产生原因的解释。

　　书中还对义和团团众妖魔化洋教的民间原型、义和团时期的女性领袖林黑儿形象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关于林黑儿身世的各种记载，读来饶有趣味。

　　（《义和团的社会表演——1887 —1902年间华北地区的戏巫活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定价：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