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是我最后一次招收博士生，严志斌、谢肃、胡进驻三人同时报考，到了夏天，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招生办传来消息，他们三位全被录取。因严志斌已于2000年夏吉林大学硕士毕业后就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工作，我们接触的机会较多。得知他被录取后不久，在一次简短的交流中，我希望他尽早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并建议他若倾向甲骨文方面，则从小屯南地甲骨或花园庄东地甲骨中选题；若是铜器铭文，则可从商代或西周金文中选题。他当时倾向于选择金文。

　　大概在9月上旬，我与他作了详谈。我指出西周金文铭文较长，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研究的学者及发表的论著也较多，而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较短，恐难有创造性的突破。商代金文虽然数量较多，但文辞简短，大多为二三个字或几个字，最长的也仅四十多字，长期以来不大为学者所重视，研究者少，即便有学者对它进行研究，也只是在某些局部的具体问题上作些探讨，至今尚无一部系统研究的专著。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商代考古工作蓬勃开展，商代有铭铜器（特别是殷墟有铭铜器）出土较多，而且学术界对商代青铜器、陶器、甲骨文的分期断代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就为商代青铜器铭文的综合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我建议他可作《商代铜器铭文研究》这一题目。他表示考虑我提出的题目，尽快收集数据，进行研究，我为他知难而进的勇气感到高兴。

　　2004年9月，在博士生论文开题的论证会上，严志斌把《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的选题意义、章节结构、研究方法等向评委作了陈述。与会的学者基本同意他的报告，并认为这一题目工作量大，时间又较紧，重点应放在商代青铜铭文的研究概况、商代有铭铜器与铜器铭文的分期及族氏铭文研究这四章。

　　2005年春，严志斌花了很大力气终于完成了收集数据、建立铭文数字文件和对有铭铜器进行分期的工作。这时我见到他比以前消瘦了，显得相当疲劳。我生怕他累病了，怜惜之心油然而生，建议他刪去商代青铜器铭文语法一章。但是他还是不顾疲劳，踏踏实实，于2006年3月，按照开题报告所列的全部章节完成了论文。论文长达30多万字，加上所附表格，厚厚的一本。这种锲而不舍的韧劲令人钦佩不已。

　　此书是我国第一部对商代有铭铜器进行全面系统整理与研究的著作，收集的数据完备而丰富，全书共收商代有铭铜器5453件，可以说，2007年以前发表的有铭铜器已囊括其中。作者对这5000多件器物进行分类、分期，并对铜器铭文的语法、铭文中的职官、诸子、诸妇、族氏及记事铭文等诸多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其创新之处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对武丁以前铜器铭文的鉴别较为科学。目前所见商代青铜器绝大多数是武丁及其以后时期的，武丁以前的铜器是否有铭文，这些铭文的形态如何，是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从类型学的角度作过探讨，区分出商代中期至殷墟一期的有铭铜器20余件。此书对这些铜器作了重新考察，认为其中7件应该剔除在早期铜器之外。这7件器物2件属装饰性的纹饰，并非铭文，余5件应为殷墟二期至四期之物。作者又在前人鉴别的基础上，新增了几件早期有铭铜器。该书所列武丁以前的有铭铜器计18件。由于作者在判定早期有铭铜器时，不但注意铜器的形态、纹饰，还注意铭文的字体风格，将这三项因素作综合分析，因而得出的结论较为可靠。

　　二、基本建立起商代青铜器铭文的年代框架。以往学者对商代铜器铭文的分期较为粗略。长期以来多从区分商器与周器的角度进行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的学者已注意将铭文作为铜器的一项附属特征，在器物分期范围内加以概括。如郑振香、陈志达《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见《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58年）、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二书中，在对青铜器进行分期时，均概述了殷墟一、二、三、四期铭文的特征。本书先对17个各期常见的铭文形体进行了分期研究，归纳出字形变化特征，然后再根据铜器的考古断代，分析各期铭文之特点，认为从铭文发展的角度看，应分为三期；第一期，相当于商代中期与殷墟文化第一期，是商金文的肇始阶段。第二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二、三期，是商金文的发展阶段。第三期，相当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是商金文的转型阶段。

　　三、对族氏铭文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在商代铜器铭文中，多数为族氏铭文，而族氏铭文在商代史及商代考古的研究中有着重要作用，因此不少学者对此作过探讨，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对复合族名的含义，存在联合说与分支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复合族氏名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族的结合，表示由几个族氏结合而成的标识。后者认为一个族的分支，将其氏名附于自身所从出的族名之下以别之。二说中后一种观点影响更大，引用的人更多。严志斌对此作了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应结合分支说与联合说才能符合族内部与族外部之间的多层面的关系，即对具体族氏应作具体分析的原则，不强求一刀切式的论断。文中他正是用这种方法对殷代东、南、西、北方的重要族氏作了探讨，其中对丙族、族、史族的分析较前人更为深入、精到。

　　四、对青铜器铭文的语法进行了细致研究。学术界对铜器铭文语法研究较少，即便对此进行研究时，重点也放在西周金文上，很少涉及商代铜器铭文的语法。该书专辟一章研究商代铜器铭文语法，较详细地分析了商代铭文的词法、短语、句法等，具有开创性，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很有意义。

　　五、青铜器铭文一览表内容丰富，易于检索。书中所附的商代青铜器铭文一览表，是过去学者所未做过的，分量大，所占的篇幅与正文接近。尽管称为附表，也是本书的重点所在、精华所在。该表将5453件商代青铜器铭文，逐件列出其出处（著录号）、器名、出土地点、器物型式、时代、铭文等，内容详细，便于检索。这为今后学者对商代金文作进一步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又为从事殷商史、殷商考古、甲骨文研究的学者及商周铜器爱好者查阅商代铜器铭文数据提供了极大方便。

　　总之，这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学术专著。相信古文字学者、专业文物考古工作者、先秦史学者以及古文字爱好者都会从书中得到裨益。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本书对商代铜器铭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书中有些结论尚待新数据的验证，一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而此书尚未研究的商金文中的日名、地名、物名问题以及金文反映的祭祀、族氏铭文与青铜器纹饰的关系等诸多问题，也还需要今后作专题研究。

　　我认为，商代金文研究领域中，值得探索的问题很多，但当务之急还是先做好基础工作，如编纂一部商代金文字编或商代金文词典。众所周知，容庚先生的《金文编》，历来是古文字学者案头必备的重要工具书，学术价值极高。该书每个字的排列基本上是按时代之先后，将商代铭文排于周代铭文之前，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没有对商、周铭文进行明确的断代。如上文所述，至今商代金文已达五千多件，有必要将之单独编成字典，以促进商代金文研究向纵深发展。

　　我还想过，这部新的商代金文字编，最好能改变《金文编》的按《说文》分别部居的排序法，而采用“自然分类法”编排系统。因为传统字书的排序法，对于许多古文字基础薄弱，但又需从书中查找数据的人来说，均有检索不便之感。所以，近二十多年来，出版的一批甲骨文工具书如《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字形表》、《甲骨文字编》等均已采用后一种方法。由于检索方便深受读者欢迎。金文字典与甲骨文字典接轨，这应是古文字学发展的趋势。近闻严志斌正在从事《商金文编》的工作，十几年来，他一直在金文这片园地上辛勤耕耘，有很丰富的积累，我坚信他一定能完成好这部新著的，我们将翘首以待。

　　（《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定价1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