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有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一评价，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与宋代文化相关的论题受到重视，各种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大多数的研究者，或仅限于文学，或着眼于作家（文士），或专注于文化，域境不免狭窄，内容较为单一甚至雷同。崔际银教授最近出版的《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一书，由文化视角切入，充分展示了宋代文士的功勋业绩，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崔教授此著的主要目的，是探究宋代文士及文学在文化建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文学是反映现实的艺术，文学从属于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文化成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其精髓就是文化精神；文学创作一方面遵循着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则对文化精神发挥着充实与完善作用；文士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也是文化创造与传播的核心力量。这段文字，既明确解释了文士与文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又为全书奠定了坚实的立论基础。

　　按照以上的定位，作者紧紧围绕“文化”展开论述。在第一章中，对宋代的社会文化处境进行了还原描述，包括内部的政局不稳、积贫积弱，以及外部的强敌环伺、压力巨大。这种形势，使得宋朝采取了抑武重文、妥协退避的文化政策。接下来的二、三章，分别以“宋代文士的文化任务”、“宋代文士关注的文化命题”为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述说。第四章专论宋代文士的文学创作，从文化视角切入，重在彰显宋代文学与文化同步发展变化之轨迹、文学对社会文化精神的呈示与弘扬。第五章从文化传统、理学思想掺入、统治者优待文士等方面，对宋代文士全力投身文化构建的原因进行了探究，为读者正确理解宋代文士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通观全书可知，作者以宋代文士为主要对象、以文士参加文化构建为重点的写作理念，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并且以大量实例为依据，将“文化”落到了实处。

　　在着力突出宋代文士的文化贡献的同时，作者还进行了大量颇具新意的论述、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例如在论及宋代文士开拓创新文学领域时，分别从“理念创新”、“文体创新”和“方法创新”方面予以阐析，其中“文体创新”部分，不但进一步探讨了“以文为诗”、“以诗为词”，而且提出了“以赋为文”的全新命题（见第二章第三节）。对于自近代以来，不少论者出于所谓反对封建、开拓新面的立场，全盘否定宋代文化的现象（如理学杀人、科举害人、“四书”制人），作者明确表示：“从学术角度而言，宋代的‘理学’、‘科举’等，都含有宋代文士创新的成分，是宋人冲破传统、超越前人的体现。像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诸作，其中的解读都是自己用心所得。明清时期以之为‘圣经’、以宋为则的作法，充分证明宋人在学术方面成就的辉煌及难以超越”（见第三章第五节）。对于宋代文士取得的文化成就，作者的评价是：“既表现在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强化以儒学为本的思想体系等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也反映在变法改制、富国强兵的政治层面，还体现在众多抗敌救亡、杀身成仁的个体典型之中。这一切，都在宋代文学作品中得到彰显，成为宋代文学最具特色的重要内容。宋代文学作品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得到广泛的传播，发挥着培育爱国思想、鼓舞民族斗志的重要作用”（见结语）。诸如此类的观点，都是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显示出作者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同时也展现出敏锐的学术眼光与概括提炼能力。

　　作为一部视域开阔、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本书不但要兼顾文士、文学与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阐释，而且要大量运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的文献资料。如何将如此众多的内容及材料予以适当取舍、合理编排及明晰地表述，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对此，作者投入了极大的精力、采取了多种措施：

　　首先，认真构思，详细设置章节论题。本书共设五章，看似简略，但在每章之下，又设置了三层标题。每章之内的标题数目达到几十个，全书共计二百余个层级标题。有过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标题的设置不是轻而易举的，它应是核心观点的标识或所属内容的概括。从作者的角度讲，标题可以明确表达观点；而从读者的角度讲，标题则是帮助了解作品的捷径。本书所列的标题不但数目多，且经过精心推敲，可见是下了大工夫。

　　其次，对于深奥难解或关涉较广的论题，最大限度地做到化难为易、化繁为简。例如宋代“理学”，是宋代学术文化必须涉及的问题。本书作者以“修性明理的体系构成”为题，从四个方面对其基本理论体系予以界说：“（一）世界本原：太极即理；（二）道德结构：理一分殊；（三） 立身法则：存理灭欲；（四） 进修方式：格物穷理。”关于宋代学术（“宋学”）的特征，本书概括为“轻章句而重义理、主儒学而融百家、遵规矩而倡活法、师传统而求创新”（见第三章第五节）。以上对“理学体系”的描述，涵盖了“理学”最为本质的特征属性；对“宋学”的描述，则包括了宋学的主导理念、指导思想、治学方法及承传关系。

　　第三，使用平易通俗的语言，以求行文的畅达。本书虽然大量引录了文献资料，但大多数的引文与作者自述文字融为一体，避免了明显的行文“断裂”现象；在语言运用上，不仅完全清除了方言、网络语言，而且极力压缩了作用不大的虚词缀语（如“的”、“了”、“吧”等）；在句式上，书中没有欧式结构的句式或长达数十个字的句子，而且十分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使之发挥最大的功能。通过这些努力，很大程度上避免行文的呆板，达到了通俗易懂，为读者提供了便利。

　　以上是笔者对《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发表的一点感言。是否确然如此，各位不妨亲自过目，便可得出自己的结论。

　　（《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定价4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