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书与读书感受不同，校书如对仇敌，读书如对友人，前者太紧张，后者较放松。当编辑多年，做过的书一般不会再看，天长日久，竟觉得敌人日多友人日少，敌人没有转化成友人，亦是一种难堪。春节假期里一个下雨的午后，偶尔翻翻做过的书，如故友重逢，是一种不曾多有而思之宛然的感受。

　　在编辑《张宗祥文集》时，不曾觉得它多有意思，隔日再看，里面竟然讲了很多故事。比如他讲有个姓郑的朋友，口吃得厉害，但有唱戏的嗜好，他唱老生，唱起来抑扬流畅，无复期期艾艾之病。一天路上遇到一友，急欲告友一事，但支支吾吾更不成语，同行的伙伴就即口作小锣声，曰“呛呛”，继以京胡声，郑脱口唱道：“君家现在遭火焚，劝君即速奔家门！”友人飞驰而去。张宗祥接着说，沈钧儒亦有此病，说话先以“嗯”字起头，有嗯至两三分钟者，一场大病后，此病转不复见。（《骑狗录·唱戏救口吃》）说话口吃，唱戏流畅，不能细究其因，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确有此类。从前有个朋友唱歌很好听，但说话沙哑，难听得很，真觉得是两副喉咙，与此略似。这些想来都很有趣。

　　张宗祥能为人医病，有点科学的精神，对中西医并不偏袒。他讲的中西医治病的故事也很有趣。说当时中医最有名的大夫是陆仲安，这位大夫喜欢用参，什么病都用补剂。胡、梁二巨公皆病肾，梁启超因肾脏炎症入协和医院割之，竟死，胡适就不敢就诊西医，邀陆仲安诊之。仲安无论何病，必以参、芪、地黄为主，最奇怪的是胡适的病适合于陆之药，于是得愈。张宗祥最好的朋友单不厂，在沪患伤寒，陆仲安治之，又用补剂，始诊即用熟地、党参，竟以不起。胡适之以后言医必称陆仲安，张宗祥则以陆死其好友，闻必訾之。（《医药浅说》）胡适与梁启超两位大师皆病肾，各就中西，一死一活。名医医名人，有趣又唏嘘。

　　张宗祥是海宁硖石镇人，同乡颇有几位名人，蒋百里、宋云彬、徐志摩。最有钱的当然是徐志摩。张宗祥就曾替徐的曾祖徐开锦立传。徐志摩的父亲是徐申如，祖父是徐宗泉，徐宗泉滥赌，家将败尽，好话说尽，屡教不改。某年除夕，无赖子群集其门讨债，儿子就死乞白赖求父亲。父亲本来吝啬，更没好气，但还是说欠债一定要还，只一个条件，即钱在后院宅中，你自己把它搬到前面来。徐斋深邃，大少爷这点活“穷日始毕”，累得要死。老父亲说，给钱给你都累成这样，攒钱如其何难哉。不料大少爷从此变性，经商术过其爹，俭亦过父，这就是徐志摩的祖父徐宗泉。这段传说流传在海宁人口，但几本《徐志摩传》都不敢采，怕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小说家言，现在我们在张宗祥给徐开锦写的传里看到，可以祛此疑了。（《铁如意馆碎录·纪徐翁开锦》）

　　徐志摩在一九二三年曾经带着胡适专门来访张宗祥，张却拿胡适的名字开玩笑，问人家“你乱七八糟要到哪里”，胡说：“专来看你，不到哪里。”张说我是把你的姓名翻成白话而已，不是问你到哪里。（《骑狗录·译白话》）明显拿白话文开玩笑。二人没有再走到一起去。胡适很快成为北方一致公认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张宗祥却走向边缘。民国学人卷在新旧之间的潮流里，不和潮流走一路的就有可能埋没。如果历史可以假设，胡适若能得张宗祥之助，以张对文献之熟悉，胡适的研究和影响将会更大。

　　张宗祥的好友朱宗莱（蓬仙）被学生傅斯年等人赶下讲台，离开北大。张、朱诸人都尊章太炎，明显旧派。今天看来，河东河西三十年，新到一定程度，就成了空和假；老土的东西、拙朴的办法，显示出它的生命力。这一点，不得不说顾颉刚比较早地认识到，想新旧结合。顾与旧派学人联系较多，不像傅斯年铲旧树新无比果断，能比较自觉地融合新旧，惜未成主流，成绩亦有限。（见《顾颉刚日记》）

　　张宗祥一辈子到底做了什么事？答案竟然是抄书。那时候私人藏书多，公共图书馆哪有现在这么发达，孤本善本稿钞校本多相散落。张宗祥见到即借抄，以存文献。事实上后来很快陷入战乱，毁损无数，因在私人之手，绝不可控，幸以抄存，谁能想到。张宗祥的女儿回忆自己的父亲，一天到晚毛笔小楷不停地抄。我有幸看到影本，仿佛看到时光的流动。有朋友来访，张宗祥口不停说，而手不停抄，借抄借抄，当然要赶。鲁迅和许寿裳叫他“打字机”，一开始不知其故，后来才知道就是说他抄得快像打字机。一昼夜工楷一两万字，叹为观止。更有甚者，他女儿说，有时他有点表演，中间写一两个字，四角写一两个字，然后开始往里填，像下棋一样，最后写满，疏密相间，不差一字。我数过他的手稿，不能做到横着看一溜儿，但基本上每行二十四字，总是做到差不多，神乎其技。讲给友人听，他说“神人也”。顾颉刚之后，疑古成性，一定有人不信，（其实我们一般人疑古，不是因为顾，是因为毛，不详论）认为又是臆造的民国传奇。我相信。那卖油翁的故事，你怎么不怀疑呢？道理一样，惟手熟耳。

　　他在抄书之时作下笔记，这就是《铁如意馆随笔》和《铁如意馆手钞书目》，我曾经抄了几条给一位迁居加州的老前辈看，他喜欢得不得了。张宗祥在目录书里也像是在讲故事。民国四五年间，厂肆有出售《四库》零册的，抄写、装帧很精致，有人怀疑是北方三阁之书已散出。北方原有四阁，文渊、文溯、文津、文源，文源阁藏在圆明园，与园俱毁。南方三阁，扬州的文汇，镇江的文宗，悉毁于洪杨之役，杭州文澜阁亦因之毁十之七八，故所剩三阁半。但张宗祥认为民国四五年间厂肆所售，不是北方三阁散出，而是所谓“小四库”，即因四库卷帙太繁，不便常置内廷，所以命选择其中常用者精抄，以备内书房之用。在北三阁中，文渊最精，文溯、文宗脱误至甚，但这“小四库”较文渊更精。乾隆至民国年间的旧事氤氲开来，在灯影下摇曳，徘徊不去，最吸引人。又如他以宋刻《仙源谱系》为例，讲述金攻宋，汴都沦陷，此册为金人载以北去，中间经过元和明，至徐中山平定燕云，复载而南。明成祖北都，又自南徙北，清人入关即成清之“内阁藏书”。缓缓数语，充满历史的烟尘。透进去看，所有目录题跋都是在讲故事，只是这些故事都是嵌进去的，不易读出来，但像张宗祥这样讲故事真是少见。

　　当然，故事讲得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笔好。在民国人物中，就我所见，两个人的文笔我比较喜欢，一个是邓之诚，一个是张宗祥。皆英挺有趣，且善于形容。后面一点的是傅斯年，但傅之学力稍差。邓、张再比，邓狠了一点，张从容冲淡，机智玄远。苏渊雷欲学佛而忘情，张宗祥寄语曰“人若无情休学佛”，若禅宗语录。文笔优美，却只让人感觉他不过有话直说，不像我们本来可以直说的话表达出来都像是有难言之隐，疙疙瘩瘩不痛快。他的诗“人生多歧路，歧路在书中”，真直截了当。又如徐慕云在《中国戏剧史》中“山西梆子”一节虽叙述周详，用文言写成，亦颇可诵，但读者终不知山西梆子为何物，张宗祥写山西梆子，孔子唱到：“叫子路，快加鞭，赶到颜回家里吃白面。”晋梆就出来了。这就是张宗祥的笔墨。

　　人有两种，一名大于实，一实大于名。校书太苦，但能为后者出力，义不容辞。

　　（《张宗祥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定价：1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