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使敦煌学成为海内外经久不衰的显学。目前海内外所藏中，除了丰富的汉文文献外，还有大量的其他民族文字的文献写本。其中藏文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位居第二。敦煌藏文文献的抄写年代大致在公元9世纪末到10世纪之间，就藏族历史的发展阶段而言，属于吐蕃王朝末期至分裂时期的初期。敦煌藏文文献的内容十分丰富，文献的种类有佛教经典、历史著作、契约文书、政事文书、法律条文、占卜、传说故事、苯教仪轨、文学著作、翻译著作、书信等，涉及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成为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吐蕃本土因历经战乱，使吐蕃时代的文献，尤其是非佛教类文献除一些金石铭刻外，几乎荡然无存。如果没有敦煌文献的发现，吐蕃王朝的历史及其文化，将是一个难解之谜。

　　敦煌藏文文献现分藏于中国、法国、英国等国，尚未全部公布。从已问世的敦煌藏文文献的目录和有关介绍看，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佛教文献。近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重在探索社会经济文书、历史著作和文学类作品，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佛教文献方面，除日本学者对以禅宗为主的部分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及国内学者在佛教祈愿文书、抄经题记方面的研究外，其余的研究成果较为零散，大量的敦煌藏文佛教文献长期以来曾处在无人问津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过去这些文献没有整理出版，学人难睹其真面目，无资料可凭；另一方面，学界风气使然，一般研究者只重视社会世俗文书，而对佛书内典淡然视之。最近几年中，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改变，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和网络图版之公布，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也会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菩提遗珠》这部新著，正是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才让教授近年来对于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成果。自2005 年起，才让教授开始致力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编目出版工作，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整理和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古代藏文文献，双方后又拓展工作，整理与出版《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作者多年来大量接触第一手的古代藏文文献资料，倾力于此，对于敦煌文献，尤其是海外敦煌文献极为熟悉，可谓如数家珍。此次厚积薄发，对于其中敦煌藏文佛教经典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其中涉及的多半佛教文献目前尚未被学界所触及，无疑为学界开拓了新的领域。

　　笔者第一次与本书作者接触，是在相关汉藏会议上聆听其发言，他对汉藏文语文学的精通以及文献资料的熟悉程度当时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亦令全场学者叹服。此次有幸责编本书，喜不自胜，在审读全书中也受益良多，故不揣浅陋，略述一二心得。

　　全书结构分为前言、五辑十七个章节，各辑（编）内容依次为密宗经典、显宗经论、祈愿类文献、史传类文献以及疑伪经、超度仪轨及伦理类文献。各章均以流通最广、最典型的佛教文献为入手点，例如P.T.99《正说圣妙吉祥名》、《白伞盖经》、P.T.449《心经》等章节，对于文献现存版本卷子进行整理比较，并将其全文全部录文汉译，呈现藏文原文、转写、汉译完整的语文学研究成果。此外，作者又进一步对于各文献的内容、性质、版本源流、译者、流通情况以及其反映的藏族历史与人物、藏传佛教信仰、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内容进行深度解读。阅读全书，既可以直观敦煌藏文原典的全文原貌与译文，又可以通过作者论述了解文献的渊源和流变。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全部选取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藏文佛教文献，包括显密经论、祈愿文、传承史、高僧传、藏译禅宗著作、疑伪经、超度亡灵仪轨、伦理著作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翻译，并与传世本对勘，察其异同和流变，总结敦煌本与传世本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文本的梳理和研究，揭示了藏文佛典的早期形态，包括它的语言特征、翻译风格以及书写形式、装帧形式等，使我们能够了解藏文佛典的原始面貌。例如如作者所述，本书第二章中对敦煌本《白伞盖经》与《甘珠尔》中的译本进行比对，发现敦煌本与后弘期的译本间所据梵文原本有别，但后弘期的译师在翻译过程中对吐蕃时期的译本定有参照。第一章《正说圣妙吉祥名》中藏文诸版本、汉译本的对照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藏传佛教翻译的特点和发展。

　　其次，本书中对许多文献的转写和研究在学界尚属首次，对文献名称和性质的新发现给研究者带来了丰富的启示。例如在第八章通过对于文献内容的分析，揭示《顿悟摄要论》、《大乘中观义论》、《显明智慧论》等文献可能为禅宗经典或者摘编之作。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的存世，至少能说明“拉萨僧诤”后禅宗仍在吐蕃社会流传，而且可能有新内容的增加。

　　再次，本书从多层面揭示了敦煌藏文文献对吐蕃佛教史、吐蕃文化以及汉藏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珍贵价值。敦煌藏文佛教经典直观地反映了吐蕃佛教传播的内容和发展特征，是研究吐蕃佛教史的第一手材料。例如，如第三章所列出的诸多观世音菩萨密典可知，观音信仰曾在吐蕃十分流行。《般若心经》、《大般若经》、《金光明经》、《普贤心愿王经》、《无量寿宗要经》、《白伞盖经》等显密经典的抄本也数量众多，《无量寿宗要经》和《大般若经》的数量更是居于首位。此类经典深得吐蕃人的尊崇而风行于社会，而后世的佛教史书并无这方面的记述，因此敦煌文献中这类经典的发现大大弥补了史料的空缺。上文所提及的藏译禅宗文献之保存，为研究汉藏佛教交流、吐蕃禅宗史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亦可窥见禅宗为主的唐代佛教对吐蕃的影响。第十五章所论《天地八阳神咒经》是一部中土造的伪经，但在唐代该经十分流行，敦煌汉文佛典中有多种写本，在敦煌西域出土的回鹘文佛教经典中也曾有出现。藏译本《天地八阳神咒经》的出现说明这种风气也感染了吐蕃人，是经不但被翻译成了藏文，而且还出现了藏文音译的《天地八阳神咒经》，一度广为流传。这亦无疑是汉藏佛教和文化间交流的佐证，说明在同一地区不论汉、藏乃至回鹘民族都曾有过相近的信仰和文化生活。

　　（《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西北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9 月出版，定价：14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