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 年10月，京西皇家御苑圆明园惨遭英法联军劫掠焚毁。这段屈辱历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
　　为了将这段历史完整地呈现给广大国民，中西书局与圆明园管理处组织编译出版了这套“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第一辑），包括当年英法联军侵华关键人物的亲历回忆录14种。该译丛构成了从英法联军视角描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资料库，是英法两国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尤其是圆明园劫难历史资料的首次大规模、成系列地在我国翻译出版，揭露了当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大量历史细节和第一手原始资料。当年英法两国如何达成一致行动意见？海军、陆军、骑兵怎样组成？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两军如何协调？深入中国的联军后勤保障如何保证？战争期间，外交谈判情况如何？战争经过怎样？在英法军人眼中的清朝政府、清军部队、中国民众是怎样的状态？……尽管这些记叙，有时要加以鉴别，甚至进行纠正，但无法忽视的是，其丰富生动的内容细节构成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来源。尤为珍贵的是，在英法联军的回忆录中，对抢劫焚毁圆明园及文物的劫掠、瓜分过程与流向有着极为详尽的描述，提供了按图索骥寻访文物的线索。这些历史细节大都是晚清相关史料中所缺略的，填补了中国近代史和中西交流史的部分叙事空白，对于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其中，法军统帅蒙托邦的《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王大智、陈娟译），从整体上记录了侵华战争全过程；法国特使葛罗的《黄皮书日记》（赵勤华译），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与清政府的外交谈判记述颇详；法军随军翻译官埃利松的《翻译官手记》（应远马译），涉及清廷和英法方面的很多谈判细节；法军上校瓦兰·保罗（又称杜潘）的《远征中国》（孙一先、安康译），详细记录了圆明园文物的劫掠、分配和拍卖情况；法军随军医生阿道尔夫·阿尔芒的《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许方、赵爽爽译），记载了法军从土伦出发到北京的经过，客观、科学地记述了沿途的气象、风土人情，记述了法军在战争中的伤亡、药品和清军、平民伤亡情况；法军海军上尉帕吕的《远征中国纪行》（谢洁莹译），从官方角度非常详尽地记述了英法两国海军的军队编制、兵力武器配备，以及跨洋远征、登陆作战等方面的情况；安托万·布隆戴尔的《1860年征战中国记》（赵珊珊译），是其作为留守巴黎的国防部战争指挥部军事情报专家，代表法国陆军大臣朗东元帅监督远征行动而撰写的官方报告，其中引用了大量官方文献；贝齐亚的《中国之役：1859 —1861》和布瓦西厄的《陆军少尉的战争记忆》（陈建伟译），则揭露了杜潘上校抢劫圆明园文物的过程，谴责了法军在北京犯下的罪行；萨莫佑、戴浩石、贝甘的《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王眉译），系统介绍了法国枫丹白露城堡中国博物馆所收藏的圆明园文物；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额尔金·沃尔龙德的《额尔金伯爵书信和日记选》（汪洪章译），呈现了当时英国与清廷的诸多外交细节；诺利斯的《格兰特爵士私人日记选》（陈洁华译），编选了英军统帅兼英法联军统帅格兰特的日记，其中引用了大量与英国国防部、陆军大臣和清朝政府联系的文献资料；莱恩·普尔的《巴夏礼在中国》（金莹译），记录了巴夏礼作为英法联军与清军的谈判代表，在中国二十余年的外交官生活；英军随军牧师麦吉的《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叶卫红、江先发译），引用了大量格兰特将军和清朝政府联系的文献资料，以及清朝官员上报朝廷的奏章、咸丰皇帝的谕旨等档案资料；斯温霍的《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邹文华译），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战争的整个过程，也引用了不少英国官方文件和当时报刊上发表的资料。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出版后在中法两国产生热烈反响。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专门为译丛作序，强调“英法应牢记前人在中国犯下罪过的记忆责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于沛，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黄兴涛，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等，均对该译丛的出版意义予以高度评价。
　　中西书局作为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下属出版单位，立足于“中”、“西”，着重关注千百年来中国和东西方文明的沟通、交流、摩擦和碰撞，以此为重点，将陆续推出一批人文社科学术图书。而“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第二辑也在紧张编辑筹备过程中，预计将于2011年10月推出。
　　历史是一面镜子。还原历史真相和历史细节，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世人；是为了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反思历史，祈福未来，为共建人类和谐而努力。正如本译丛主编伯纳·布立赛在《圆明园大劫难》一书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假如英法联军的‘远征’根本没有发生，从而使本书失去存在的理由，那该多好啊！”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第一辑14种），［法］伯纳·布立赛、王道成、陈名杰、徐忠良主编，中西书局2011年1月出版，全套定价5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