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作为一种文体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文本形态之一，也是最具有社会性的文本创作形式。现今所存世的中国尺牍文献主要有考古实物、尺牍原件和帖与印本中的尺牍资料。

　　一

　　中国的尺牍文献源远流长，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相互交往的社会需求和文字的出现而产生的书面交流形式。早在远古时代，当人们的口头交流不能满足人际交往的客观需要时，出现了具有记录信息意义的实物载体。民族学调查所发现的结绳、刻木等材料，可视之为人类早期信息传递的一种实物交互形式的孑遗。当文字的使用和人际跨域沟通日益频繁时，书面交流日益成为人们重要的沟通形式，并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信息传递的主要媒介。刘勰曾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文心雕龙·书记》）此论虽未说明尺牍的源头，但指出了上古时期公文尺牍流行的时代特征。我们从《左传》中的《叔向使贻子产书》、《郑子家遗赵宣子书》、《子产遗范宣子书》中可得到见证。

　　中国尺牍的源头至今未能确考，但“目前发现最早的书信实物是一九七六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的士卒黑夫与惊写给中的家信”。这两封写在木牍上的信，完整的一块长二十三点一厘米、宽三点四厘米、厚零点三厘米；另一块残缺的木牍长十七点三厘米、宽二点六厘米、厚零点三厘米。据考证，这两件尺牍均写于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二二三年）。

　　由此可见，在纸张尚未使用之前，古人写信采用竹片、木片为载体，竹片叫“简”、木片叫“牍”，或“札”，长约一尺，“尺牍”之称于是成为书信的代名词。“尺牍”一词首见于汉代，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评论孝女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时曾说：“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这种以实物载体为状语形成的名词在我国通行了两千余年，衍生了一系列不同的别称，如尺素、尺书、尺翰、尺锦。在特定环境下，尺牍还有众多不同的誉称和代称。在叶新华所编《旧体书信用语简编》一书中收录了许多此类词语。按尺牍收受对象的不同，其“书札之名，不一而足。其施之上者，曰奏记、曰上书、曰启、曰笺，自敌以下曰简、曰帖、曰教，其上下通用曰状。”自汉以来，尺牍之作呈现从公牍向私人发展的趋势。私人互通书札和家书的增多表明尺牍的社会性功能得到了人们的认同，成为人际交往的工具之一。但秦汉时期见之于记载的尺牍文献只有少量名篇依附于史籍而得以传世。实物原件只有少量的考古发现，如在《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甲乙编》和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帛书中有简帛书信文献著录。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尺牍文体地位的确立，尺牍的文献价值也相应地在文献史上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之后尺牍的收录、编纂、刊刻才成为一种主动的文献整理行为，使之从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空间。从《文选》的零散名篇到北宋的个人尺牍专集，从个人文集中的尺牍专类到同人师友的尺牍总集，从模刻历代前贤尺牍手迹的刻帖到历代尺牍选编，尺度文献蔚为大观，名篇纷呈，在中国文学史、艺术史、社会史上，均占有独特的地位。

　　二

　　尺牍作为文体而形成的文献类型，是我国自古以来数量十分丰富的文献专题，它是历代被人们整理出版和收藏的对象。在传统的文献编纂学实践和目录学中，尺牍文献的类目与名称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此类文献的认识。

　　文献的整理取决于该类型文献存世的状况和人们对此价值的认识。在“书介弥盛”的春秋时期，尺牍并未得到有效保存，见之于文献记载的数量十分有限。在汉代，虽然尺牍创作日渐普遍，但还未对尺牍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文学的空前繁荣，纸张使用渐广，书写媒介的转变促进了尺牍的应用性与文学性发展，文献的社会价值日益得到体现，其独立文体的确立为建构尺牍文献整理创造了基础。刘勰是我国古代最早从文体论的角度论述尺牍文献流变与时代特征的学者，在《文心雕龙》中已将尺牍归入“书记”类，形成了早期的尺牍文献类目概念。在中国古代最早的文章总集《文选》中，尺牍的分类更加精细。在该书所列赋、诗、骚、诏、册、令等三十八类文章中，有“书”为尺牍专类，其他如表、上书、启、笺、奏记中也有与尺牍相同或相类的文章。萧统的《文选》编纂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分类体系的初步建立，在中国古代总集目录中首创尺牍文献专类，为后世的尺牍编纂创立了体例。之后，我国历代编辑的文选类读物中，尺牍成为一种常见的类别。如宋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收录宋代的表、笺、启、状、制诰、奏状、奏札、万言书、书、札子、迭幅、慰书等各类文体近四十种，尺牍与之并列。在后世影响很大的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中，尺牍也成为必选的文章，前者分为十三类，其中有“书说”类，后者分为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三大类，在告语门下有“书牍类”，并注明：“同辈相告者……后世曰书、曰启、曰移、曰牍、曰简、曰刀笔、曰帖，皆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曾祺编《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所列“书牍类”，细分为十四目：曰书、曰上书、曰简、曰札、曰帖、曰札子、曰奏记、曰状、曰笺、曰启、曰亲书、曰移、曰揭，其余为附录。可见，尺牍因致受双方的身份不同和功用的差异，名目多样，取舍不一。

　　尺牍收入别集约在唐宋。刘禹锡的《刘宾客文集》中有书、启之文，《欧阳文忠公集》将尺牍类分为“书启”和“书简”类。编为个人尺牍专集则始于北宋，《宋史·艺文志》载有《范文正公尺牍》、《黄山谷书尺》。南宋时出现了汇集同人或师友的尺牍总集，《宋史·艺文志》载有《谢逸溪堂师友尺牍》。此外，首部以刻帖形式汇编尺牍的丛帖《凤墅帖》也诞生于南宋，此帖保留了一代名人的书法手迹，成为一部弥足珍贵的尺牍文献集。

　　明清以降，尺牍文献的编辑刊刻渐成风气，尺牍选本层出不穷，明末清初之际还出现征集尺牍编选出版的情景，如周亮工为编《尺牍新钞》、《藏弆》、《结邻》，三征尺牍，乐此不疲。清代尺牍的存世剧增，为原件的收藏汇集创造了条件，现今存世的古代尺牍主要为清中期之后的产物。

　　因此，在目录史上，从明代起出现了尺牍类目。如《百川书志》的集部之下有“启札”类，清姚际恒《好古堂书目》集部下设“尺牍”类。群书书目中设立“尺牍”类目正是尺牍文献数量不断增长，目录学家对其文献地位重视的反映。

　　在中国古代目录中尺牍的归属以集部别集为主，后世目录也多遵循此例。上海图书馆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在集部总集类下列有“尺牍之属”，收录了三十九种总集和专集，另在别集中著录了一批尺牍文集。

　　三

　　中国尺牍文献的存世全赖实物原件和刻印两种主要形式。前者作为一手材料，其文献流传特征一是原物递藏，代代相传，二是考古发现，偶有所获；后者作为二次文献，其文献的传播特点一是刻石传拓，手迹传真，二是雕版印刷，存世深广。前者具有唯一性，后者具有复数性。虽然形式不同，但其文献价值的本质是相同的，皆为一种具有信息内涵的文本，可资后人研究利用。但历代文献的产生与传播均有伪作篡改现象，因此，尺牍文献的辨伪自古至今也是人们的关注对象。

　　清代辨伪学家姚际恒在其所著《古今伪书考》序中说：“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文献辨伪不独辨古书，单篇文章与尺牍也属其范围。在《文选》卷四十一中，萧统收录了《李少卿答苏武书》，对于这通尺牍名篇，自唐以来一直聚讼纷纭。刘知畿在《史通》中指出该文“词彩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宋代苏轼也称其“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作”。后代钱大昕、翁方纲、黄侃等皆曰此信为伪作，所据均是从它的文体风格不同于西汉时期的主流文风方面予以判断。也有学者从李陵与苏武之间所通信件的文本分析与史事考证入手判定：“《李答书》为伪说成立……产生于西元前五十四年之后。”对此文的争论近年时有文章发表，成为尺牍辨伪研究的一个著名例证。

　　在近现代，随着学术的发展，尺牍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人们对其辨伪日益重视，但发现的伪作层出不穷。中国文献造伪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主观动机，既有经济利益，也有政治目的。众所周知，太平天国历史文献伪作众多是困扰学者研究的一大难题，学者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精力辨别史料的真伪。罗尔纲自一九三四年秋天起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上撰写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问题文章，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他总结了同时代人和后人作伪的原因各有六种情况。例如一八六二年，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率军从各路围攻太平军时，清廷的浙江官员把一封伪造的《侍王李世贤密札》散布于社会，借李世贤之口宣传清军的强大，制造舆论以配合其军事进攻，以此扰乱太平军的军心。此外，对于石达开出走后影响很大的《天王赐石达开诏》和《石达开报天王书》两封洪秀全与石达开的通信也是伪作。在上海图书馆所藏尺牍中，我们曾检出一通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书信，在二〇一一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一百六十周年前夕，我们请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专家和上海近代史学家共同鉴定，经从书法、印章、史事三个角度辨伪，判定为伪作。

　　名人尺牍因其特有的收藏价值备受人们的关注，其蕴涵的经济价值使造伪者利令智昏，混淆视听。如南京有人“专事晚清名人手札的作伪，并以此为业”。所以历代尺牍作伪以晚淸名人受害最烈，不论原件和出版物，均须以辨伪的眼光予以审视。现以家书为例。一九一二年，共和书局排印出版了《李鸿章家书》，首次公开了李鸿章的九十封家书，之后多次出版，甚至台湾文海出版社也将此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流传颇广。但经学者考证，其中有篇伪作。近代名人尺牍具有较多的阅读受众，是出版商乐于出版的读物，但误收伪作令常人难辨是非。因此，近代名人尺牍的辨伪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范围。如一九三六年广益书局出版的《清代四名人家书》，不仅有李鸿章的伪作书信，也有林则徐的伪作书信，常为史学家误认为信史而引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中央书店出版的《张之洞家书》曾被后人编入多种家书文集中出版，经考证也是伪作。近年来，家书读物盛行书市，但一些编者和出版社并未作认真的辨伪工作，只是简单地编排翻印民国时期的名人尺牍图书，致使谬误广传。

　　当代书信的辨伪也不容忽视。关于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真伪问题曾是文坛一大引人注目的公案，郭沫若的秘书王戎笙曾写有《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一书专论此事。二〇一三年的北京文物拍卖中，杨绛反对拍卖钱锺书书信是一个广受热议的文化事件，由此而引申出钱锺书、杨绛致魏同贤的信“全系伪造”的新闻。

　　从文献特点而言，尺牍较之书籍作伪更易，数量更多。因此，尺牍的辨伪需要从流传与来源、书写特征与纸张、文笔风格、信札内容、致受双方的情况等多方面予以鉴定。

　　（《中国尺牍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定价：880.00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