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学术史上，近代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是学界的共识。不过，在高校现有学科设置中，近代文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地位颇为尴尬。在古代文学学科和课程中，近代文学像是壁虎的尾巴，说是很重要，但情急之下，即可自断其尾。从先秦文学一路讲下来，到了近代，授课老师往往点到为止。甚至，连“点到”的时间都没有，课程就结束了。而在现代文学学科和课程中，近代文学又像是一顶帽子，需要时即可戴上，不需要时便可摘下。于是，就出现一种奇怪现象：大家都知道近代文学的重要性，而实际上它仍然颇为边缘。

　　尽管如此，有一批优秀学者仍坚持在近代文学领域里辛勤耕耘，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果。这其中，左鹏军教授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学者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华南师范大学近代文学研究有优良的学术传统，一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重镇。左鹏军硕士阶段曾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随管林、钟贤培教授研究近代文学，后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随吴国钦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近代戏曲。博士后期间，随复旦大学黄霖教授继续研究近代文学和戏曲。

　　左鹏军的学缘和师承，决定了他具有两个特殊的学术基点，一个是近代文学，一个是戏曲史。近代文学，边缘也；戏曲，亦冷僻也。但是，他把两者结合起来，便发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近代戏曲研究”研究方向。于是，这原本边缘冷僻之学，就成为左鹏军治学成功之通途，而且还成为他笑傲“学术江湖”的杀手锏。

　　大凡治学术者，如果选对了方向，只要坚持下去，十年二十年，必能有所成就。左鹏军的成就，又一次证实这一规律。在我看来，目前学术界年轻学者中，在近代戏曲文学文献之整理与研究、近代戏曲作家作品考订等方面，就已有成就而言，似无出其右者。他在海内外出版的专著，有《文化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戏剧》、《近代传奇杂剧史论》、《近代传奇杂剧研究》、《晚清民国传奇杂剧考索》、《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史稿》、《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与史实研究》等多种。此外，还有大量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与史实研究》一书，还入选201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目前，他还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戏曲文献考索类编”。这当然是一份漂亮的学术成绩单，但还不是他在这个领域的所有成果。

　　这本《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是鹏军多年来研究近代戏曲、近代文学理论的论文选辑。去年暑假期间，鹏军就把这本书稿给我看，希望我写一个序。我在暑假和寒假中，断断续续读了全书。读完之后，掩卷思考。此前，我一直认为，鹏军治学走的是文献整理与文献研究的路子，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文献与史实考订上。这是他之所长，也是其特色。读了这本书，我对他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我以前对左鹏军的了解虽然没有错，却似乎有点片面。因为他的工作，并不仅限于文献与史实考订。事实上，他一直努力进行理论方面的思考，这本书就是这方面的成果。全书内容非常丰富，我只能举例而言。

　　比如，他对学术史上重大问题和学术传统的反思与考察，就颇有心得，也有价值。他认为,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在近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一种从新文学立场出发的文学史研究立场。主要表现为持续进化、崇尚变革、向往西学、否定传统的单一化、主观化的文学史观念；与此密切相关，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表现出与此相同的价值向度和思想特点，思想内涵不断强化，学术内涵明显减少，使文学史研究不适度地走向了过分逻辑化、简单化的道路。《近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文学立场及其影响之省思》一文，对自胡适、周作人、吴文祺、陈子展、阿英等人以来，近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至今流行，甚至已经合法化的新文学、新文化立场提出反思，对这种立场下对传统文学的遮蔽、否定提出批评，并提出一种中西会通、古今兼顾的通达的近代文学研究立场。在近代文学研究中，提出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饶有意义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曾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至今近三十年了，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左鹏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性缺失》一文，在充分肯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贡献同时，对这个命题以及后来众多追随者，在对传统文学的现代价值及其最后遭际的体会、认识不足的思想缺陷和学术偏颇，进行反思并提出批评意见。这也是较早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重要概念及相关问题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既具有深入思考的理论意义，又具一定的实践针对性和批判性。

　　近代以来，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激进主义占据学术主导地位，在此文化背景下，这一时期一直存在的“传统主义”戏曲现象，一直被研究者普遍忽视。鉴于此，《论近代传奇杂剧中的传统主义》一文，对“传统主义”戏曲现象进行历史考察，提出对这种戏曲创作及相关文化现象应保持理解之同情，认识其现代文化价值和思想意义。

　　总体而言，读了这本著作，我以为，左鹏军对近代文学总体变革趋势的勾勒、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观念、立场与方法，以及学术史经验的反思与重估，这些高屋建瓴的宏观研究，是建立在坚实的文献整理与研究之上的。这些成果，不仅给读者带来理论思辨的快乐，而且对于认识和推进近代文学研究发展，也是颇有借鉴和建设意义的。

　　鹏军的研究，引发我的感想。古代文学的研究现状，有一种思想退位、理论淡出、文献收集与考据成主角的倾向。大量论著不必说，在备受瞩目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中，大量课题都喜欢冠以“文献”、“考论”。尤其是重大项目，如果题目是“文献”或“集成”的话，申请的成功率就比较高。现在大学生写论文都喜欢堆砌大量的文献史料，题目动辄也冠以“某某考”了。许多人不喜欢甚至瞧不起理论研究，他们认为，只有文献才有学术生命力，只有考据才是真功夫。这种风气是对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研究理论空疏之风的反拨，所以是可以理解的，也有一定意义。确实，游言无根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一座摇摇欲坠的大楼，实在不如一堆结实的砖瓦栋梁。文献学是人文学科的基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以为，学科是有其特殊性的。文献学专业自然是以文献为主，这不必多说。在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方面，我们固然欣赏纯文献的研究，但并不欣赏一哄而起搞文献、史料之学。就我本人而言，更欣赏的是在文献基础上的理论探讨，我以为这是一种坚实而灵动的学术。我们的时代，毕竟需要有高度的理论建设。

　　回到左鹏军的研究上来。他的所长确在文献之整理考索上，这方面的成果已卓然成家。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止步于此，他有更高远的目标。他有意识地追求在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理论与思辨的研究。其实，这也是一些前辈学者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程千帆先生曾说：“我们工作的目的、研究的最高希望，就是文艺学和文献学两者的精密结合。”文献学导向坚实，文艺学导向高妙。不坚实即为空疏，乏高妙容易板滞。程先生的话很朴实，但为我们揭示了很高的学术境界。我服膺程先生的教导，也赞赏左鹏军这种文献与理论兼重的学术追求。这或许是他以后能够不断超越自我的重要途径。我以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就像画圆圈，文献与理论就如同圆规的两脚，圆圈大小取决于这两脚的长短。我期待而且相信，鹏军能以文献学与文艺学作为双脚，把学术之圆画得越来越大。

　　（《近代戏曲与文学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4 月出版，定价： 12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