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修好以后，底本和七部钞本下落如何，也需要稍作介绍。

　　四库底本，本来要发还，也确实发还过一部分，但微乎其微。乾隆帝晚年还不断催促发还。但抄完七份书，许多底本已破烂，有些书封皮掉了，上面盖的献书者的标记也就不存在了。还有些丢失，难以发还。所以大臣们一再支应，终于不了了之。其实，不发还的客观理由基本上不成立，大臣们怕麻烦，应是主要原因。四库进呈本多达一万几千种，是个庞大的存在，也是了不起的一批文化遗产。这批书都放在翰林院，管理混乱，不断流失。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六月二十二日翰林院被放火，四库底本绝大部分被毁。

　　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咸丰十年毁于英法联军。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咸丰三年毁于太平军，恐已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咸丰十一年毁于太平军，丁氏兄弟奋力抢救，战乱之后，连年借抄，几乎补全，现存浙江图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是第一份钞本，一九三三年迁上海，后到重庆、南京，最后到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海内外用的大都是这个本子。文溯阁《四库全书》一九一四年迁京，一九二五年迁回沈阳，一九六六年由文化部拨交甘肃省，现存兰州甘肃图书馆。文津阁《四库全书》一九一四年运京，一九一五年移交京师图书馆，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

　　七部书只余四套，其余三套以及底本都毁掉了，所谓内忧外患，《四库全书》的命运跟我国的重大事件无一没有联系，太平天国、英法联军、义和团、庚子事变，这是近代史教育的活教材。

　　对《四库全书》的历史评价，一直存在争议。我觉得有几条可以达成一致。

　　第一条，《四库全书》纂修工程是我国历史上大规模古籍整理的里程碑。孔子定六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为皇家校书，宋代曾巩校书，明代修《永乐大典》等，都具有重大影响，但论其规模宏大，全面系统，仍以刘向校书与乾隆敕修《四库全书》两件事前后辉映，为千秋不朽之盛事。

　　第二条，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馆臣们进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改正了大量错误，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校勘成果。这些成果，有的夹注于正文之中，有的则另编为《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过去我们看浙江书局刊刻的《通典》、《通志》、《文献通考》，附有“考证”，有关著录或认为是乾隆武英殿校刻时所加的，但殿本实际上没有“考证”，《三通》的“考证”是光绪年间浙江官书局校刻《九通》时根据《四库全书考证》中《三通》的“考证”添加的。由于这个原因，浙江书局本《三通》就比乾隆殿本评价高一些。我根据浙江官书局刻本《文献通考》书末附的《通考考证》三卷作了初步统计，有二千零七十一条。说明《文献通考》在据乾隆殿本抄入《四库全书》时，馆臣作了校勘工作，发现并改正错误约二千条，逐条作了校勘记。还有少量错误，《考证》中指出来了，但没有在正文中改正。例如《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二：“谘，伟孙，封武林侯。修，谘弟，封宜丰侯。泰，修弟，封丰城侯。”《考证》云：“考《南史》，谘为鄱阳忠烈王恢之子。谘弟修。修弟泰。《通考》既脱去鄱阳王不载，又以谘、修、泰为南平王伟之孙。误。”应当说，从乾隆武英殿刻本，到《四库全书》本，《文献通考》的文本质量有明显改善。这种附有校勘记的本子，在《文献通考》传世版本中还是第一次，直到今天也还没有第二次。在乾隆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正经、正史的刊刻，附有校勘记，是从武英殿本开始的，殿本的考证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殿本《考证》大约一半以上并非讨论文字异同，而仍属文义的理解。属于文字异同讨论的仅占一小半。到《四库全书考证》则已变成几乎全部是讨论文字异同是非的“校勘记”。虽然仍然沿用“考证”这个名称，但其功能在专业化方面已经出现了大的飞跃。乾隆以后，刻书附校勘记，已逐步被认为是“内行”的做法。张之洞《輶轩语·语学》中认为初学选择善本的主要标志是“国朝人所刻，密行细字附校勘记者”。这种古籍整理成果附有校勘记的普遍认可的行为，应当说开始于武英殿本，形成于《四库全书考证》，至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已渐趋成熟。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成果而不附校勘记的，甚至被认为“外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认为《四库全书考证》在学术史上，尤其是校勘学史上，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的。在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把《四库》本作为校本，充分汲取《四库全书考证》的已有校勘成果，应当成为一种通行做法。

　　第三条，纂修《四库全书》是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开始的。在整个纂修过程中，四库馆臣辑集了大量佚书，如《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元和姓纂》、《直斋书录解题》、《金楼子》等重要典籍，都是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的。其中不少辑本除被收入《四库全书》外，还汇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书》，流传于世。有的书《四库》未收，如宋苏过《斜川集》是周永年辑出的，赵怀玉据以刻于杭州，《四库》却未收入。随着《永乐大典》的不断毁灭，这些重要典籍在乾隆间及时辑出的历史贡献进一步凸显出来。纂修《四库全书》以前，辑佚书这种行为早已出现，但大规模辑佚书则以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书为开端。嘉庆间修《全唐文》利用《永乐大典》中的材料，同时徐松辑出《宋会要》、《宋中兴礼书》等重要典籍，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四库馆臣的做法。后来之所以出现马国翰、黄奭、王谟、严可均等一批辑佚书专家，也与四库馆臣辑佚书的影响分不开。

　　第四条，纂修《四库全书》期间产生了一批副产品，其中有《武英殿聚珍版书》、《四库全书荟要》、《进呈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江苏采辑遗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四库提要分纂稿》、《惜抱轩书录》、《南江书录》等。与《四库全书》七部写本，共同构成纂修《四库全书》的丰硕成果，在中国文献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第五条，纂修《四库全书》引发了一个学科“四库学”，乾隆以降，陆续产生了一批四库学新成果。例如《宛委别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四库存目标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四库提要辨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禁毁书目四种》、《清代禁书知见录》、《四库采进书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四库全书纂修考》、《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四库全书馆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等等。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因为纂修一部书而引发一门几乎是显学的专门学科，《四库全书》也许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受人瞩目的。

　　《四库全书》已经诞生二百多年，二百年间对中国学术研究影响最大最深的实际上是《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这方面的议论很多，仍以张之洞的说法为更多的人熟知并认同：“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或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輶轩语·语学·论读书宜有门径》）《四库总目》为什么能获得这样高的地位？我想不外三个原因：一是巨大的文献容量；二是完备的知识系统；三是宏通的学术见解。

　　由于《四库总目》容纳了一万多种文献的信息，几乎把当时传世的重要文献网罗在内了。因此，这一巨大的容量使它具备了古文献工具书的功能。当你要了解某一类有些什么书的时候，你会想到查《四库总目》，当你要判断某书是不是稀见的时候，你也会想到查《四库总目》。工具书必须是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信息较为齐备、准确，才能算得上好的工具书。所以一般规模的书目，都难以扮演工具书的角色，《四库总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唯一具有权威地位的文献学工具书，即使在近代出现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也顶多可以弥补《四库总目》缺少的部分，却不能在地位上与之抗衡。这除了规模以外，还有《四库总目》囊括的文献不仅量大，而且是中国文献的主体部分，这种主体具有不可再生性和无可替代性。

　　《四库总目》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中国古文献知识，几乎是全份的。我们从中可以获取一万多种图书的书名（包括同书异名，异书同名）、卷数（包括篇卷的分合演变）、著者姓名（包括字、号、室名）、朝代、里籍、科第、生活年代、出身、历官、学术渊源、著作宗旨、图书内容、流传刊抄等知识，还可以获得古今图书分类知识。《四库总目》卷首乾隆谕旨，可以为我们提供《四库全书》及《总目》纂修的大体历史。《表文》则几乎包括了关于中国典籍文化的主要典故，以及《四库全书》纂修中的主要内容。林鹤年著《四库全书表文笺释》四卷，可以为我们进一步揭示这些典故和史事。《四库全书凡例》以及经、史、子、集四部总叙，各类的类叙，许多提要末的案语，共同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完备系统的中国传统学术知识，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些类叙凡例视为一部“国学概论”。我们可以检视一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通行的国学概论教科书，几乎都是依经史子集框架讲述的，有的稍作变通，也难离其轨辙。

　　《四库总目》除了上面两项客观知识外，还有极为丰富的学术分析和评论，见解宏通，为亘古所未有。《四库总目》四部总叙为我们理清了经、史、子、集四部的学术源流及得失，四十四类的类叙则从更细的学科门类为我们辨析源流，而在各书提要中，除了客观介绍作者和图书情况外，也发表了学术性很强的评论。各书的评论虽然是针对该书的，但也经常从学术渊源上予以高屋建瓴的分析，而不仅仅是各书的孤立评论。整部《四库总目》，一万多篇提要，绳贯珠联，如网之在纲，浑然构成一庞大体系，有条不紊。这样的学术建构，体大思精，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可多得的。余嘉锡评价《四库总目》是“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从历史上看这是恰如其分的。而从实际学术功用上看，《四库总目》又非《别录》所可比拟。我们可以认为《四库总目》是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的杰作，那是绝不过分的。

　　毋庸讳言，《四库总目》存在大量错误。清代陆心源曾拟作一部订误性质的书，叫《正纪》。他的书没写成，但在《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仪顾堂续跋》、《仪顾堂集》等书中已零星做了不少订正工作。近人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以及李裕民、崔富章、杨武泉等先生专门考订《四库提要》错误的著作已陆续问世，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中也有不少订正《四库总目》的条目。我在与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撰写《四库存目标注》过程中也发现不少《四库提要》的错误，写入《存目标注》中。各类报刊零星发表的订误文章数量也十分可观，有关论文索引可以查检。具体例子这里不再列举。对于读者来说，报刊论文固不便随时查检，即使几部专书也不是十分方便随时核对的。哪些条目已经有人指出其中的错误？这就成了读者的困难。有鉴于此，1993年，我和刘心明、王承略两兄在随王绍曾先生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后，曾商议从事《四库全书总目》点校，除加新式标点，校勘《四库总目》的殿本、浙本、文渊阁、文溯阁本书前提要、《进呈书目》之外，还要摘附各家辨证于当条之下。忽忽廿年，各自忙碌，竟没有付诸实施。现在魏小虎先生以一己之力，花费多年时间，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其办法与我们接近，而网罗之广，自然是我们当年力不可及的。根据《汇订》清样初步统计，其中仅引用余嘉锡、胡玉缙、王重民、李裕民、崔富章、杨武泉、杜泽逊七家，已达两千余条。其它散见条目尤多，读者翻阅便一目了然。鉴于《四库全书》的广泛运用和《四库总目》的崇高地位，小虎先生的这部《汇订》在“传统学术”领域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籍。今后当然还会有新的订正成果发表出来，希望若干年后，小虎先生再出版增订本，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为学术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四库总目》的这些疏误，根本不影响这部学术大著的崇高地位。人们之所以热衷于为《四库总目》拾遗补缺，当然主要是为了这部杰作更加完善，同时也因为《四库总目》是高级别的靶子，足以显示射者的能力。

　　（完）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全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定价12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