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瞿佑及其《剪灯新话》对东亚文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朝鲜15世纪著名的文学家金时习模拟《剪灯新话》创作了《金鳌新话》，使朝鲜文学由传奇进入小说时期。日本则有《伽婢子》和《雨月物语》两部仿作出现，在江户文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越南最早的一部传奇小说集《传奇漫录》也深受《剪灯新话》的影响，这部小说被誉为开启了越南传奇小说创作的传统。可见，瞿佑作品对近邻朝、韩、日、越文学的影响巨大（林骅《“剪灯二种”的价值评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1期）。对于这样一位在东亚文学领域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家来说，系统整理其文集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瞿佑全集校注》在现存瞿佑作品的发掘上有新的突破。瞿佑去世以后六百年间，由于禁毁、战乱、水火等种种因素，其作品在国内已十不存一。但是，如果放眼整个东亚汉学领域，判断可能有所变化。对于瞿佑这样对近邻诸国文学有重大影响的作家来说，其文献的发掘地可能在国内，更可能在近邻诸国的各大图书馆甚至是山寺庙宇。

　　《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镌误》是乔光辉教授首次在上海图书馆发现的瞿佑罕见的史学著作，但在日本内阁文库，也存有一部同样著作，比上海图书馆还多一篇残序。又如，《咏物诗》国内的藏本均残缺不全，在日本却保存有张益序的完整本子。再如，由于正统七年（1442）的禁毁，国内的《剪灯新话》版本或残缺不全，或脱漏弥甚，几乎没有接近于瞿佑原作的藏本存在。而韩国，《剪灯新话》句解本却广为学界所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万历年间黄正位的剪灯二种刻本近乎得到原生态的保存。这两个版本，远比中国国内藏本要好。

　　目前，瞿氏作品除了散落在国内的方志、笔记、类书等外，还大量流播海外，为近邻诸国所藏。整理者锐意网罗瞿佑作品，并将瞿佑作品之搜集放在东亚汉文化圈之大背景下。正是大量熟谙海外汉学文献专家的帮助，才使得瞿佑流传海外的作品搜集成为可能。就瞿佑研究而言，国内外新资料的发现不仅有助于传统疑难问题的解决，而且也提出了新的研究选题。

　　其次，《瞿佑全集校注》辨伪精细，直面瞿佑研究领域的关键疑难问题。域外汉籍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但是资料的辨伪甄别，依然需要学者的眼光和功力。明万历以后，出版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瞿佑是明初著名文人，明末书商往往假借其名，以图获利，因此，对于瞿佑的存世作品应当仔细研读，甄别真伪，不可盲从。乔光辉教授经过认真考辨，指出署名“瞿佑”的《四时宜忌》乃辑录明人高镰的《遵生八笺》而成，其他如《居家宜忌》、《宣和牌谱》等亦为伪托之作。这是对瞿佑现存著作辨伪的一大突破。正是诸如此类的辨正工作，才使瞿佑全集的质量有了可靠保证。

　　瞿佑全集的整理也能够直面当今瞿佑研究的各个难题，特别是有关瞿佑生平的一些重大问题，《瞿佑全集校注》都作了正面回答。如作者根据新发现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瞿氏二亲挽诗》，解决了瞿佑的家世问题，由此确认瞿佑为“钱塘”人，否定了“山阳”（江苏淮安）说，并进一步确认其祖籍为河南开封。凡此，均是近年瞿佑研究的新成果。因此，瞿佑全集的整理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散的研究过程，而新材料的发现为瞿佑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论题。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辨伪与研究为东亚汉学界的同行廓清了迷雾，具有某种普适的借鉴意义。无论学者同意与否，同行都要直面《瞿佑全集校注》的功与过，而不是绕过或回避。

　　其三，《瞿佑全集校注》是瞿佑去世以来第一部瞿佑文集的系统的整理本，可以进一步推进中韩日越诸国在瞿佑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由于瞿佑作品大多散佚，收集难度太大。诚如《瞿佑全集校注》后记所言：“瞿佑全集至今无人系统梳理，大都呈原生态的状态。小到具体字迹的识别，大到整部书稿的辨伪，均须从零开始。”而《瞿佑全集校注》的问世有效弥补了这一空白，提供了一个供学术界研究的可靠底本。

　　总之，《瞿佑全集校注》为学者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底本，但是，由于语言和文化区别，涉及东亚汉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仅仅有一部瞿佑的文集还远远不够。从东亚汉文学整体研究视角出发，笔者呼吁国内出版界尽快出版韩国金时习文集以及日本上田秋成文集，并将朝韩日越等相关文学作品及时出版，这样才能极大方便国内学者的研究。

　　（《瞿佑全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定价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