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皖南地区创造了经济和文化的辉煌，“商成帮，学成派”是对皖南徽州区域文化的生动概括，认真总结徽州经济与学术的传播有着深化学术和启示现实的双重意义。《“皖派”学术与传承》一书从地域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学术传播方面进行交叉综合研究，贯穿着徽商经济与地域学术、传统文化衍变与时代学术转型的学术传播线索，描述了清代“皖派”学术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传统文化的影响，从而揭示徽州学术由“小徽州”到“大徽州”的扩散轨迹，以拓展和加深徽学的研究视域。

　　乾嘉考据学作为清代学术的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和总结，及实事求是学风的确立和发扬，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学术界以及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而其中最能反映这一学术理念和治学风气者，应首推皖南的徽州学者。明清时期的徽州，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江永、戴震等一批小学家兼经学家，在治学方法上注重从文字训诂和经史考证入手，“以词通道”，渐次进入思想义理的探讨，并且善于归纳推理，审名实，重佐证，淹博识断，守正出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皖派”风格。时至今日，如“走出疑古时代”和“回到乾嘉学派去”的说法，也充分地表明“皖派”学风依然为学术界所推重。

　　《“皖派”学术与传承》凡十八章（包括余论），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徽州学者与清代学风”，作者从数量庞大的历史文献中钩稽排比，发掘和梳理其特殊的地域环境和历史变迁的渊源脉络，通过对风土人情的揭示、人文学风的群体分析、师承渊源和个人学术特色与影响诸方面的剖析与总结，理清了“皖派”学者在本土以及旅居之地的形成与传播，尤其对徽州学者在“西学东渐”时期的应对态度作了较为深入而具体的展示。既有纵向的探索，也有横向的融合，点、面结合，言而有据，为充实和深化乾嘉学派研究和地域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下篇为“‘皖派’学术在江南的传承”，作者由材料而洞察问题，在剖析疑难中归纳总结，严谨求实，新意迭出。该篇选取十几位杰出学者及其代表著述作为标志和突破点，在宏观背景下展开微观的深入研究。通过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传释词》、焦循《孟子正义》、刘宝楠《论语正义》、钱绎《方言笺疏》、朱彬《礼记训纂》、汪中《大戴礼记正误》、江藩《戴氏考工车制图翼》、阮元《经籍纂诂》等学者及其著作的深入剖析与总结，理清了江永、戴震、程瑶田、金榜、凌廷堪、“绩溪三胡”之学的接续与弘扬，凸显了乾嘉学者群体对“皖派”学术的传承脉络。作者努力以朴学家的治学态度与方法来发掘和总结“皖派”学术的传播及其与地域文化和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努力做到实证与理论相结合，在实证基础上来总结和提升“皖派”学术的价值和意义。

　　“皖派”学术既是特定历史时期徽州地域文化的特殊展示，也是整个清代学术的特色表征与时代风貌的典型体现。《“皖派”学术与传承》对“皖派”学术的形成及其内涵、“皖派”学术传播的途径以及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乾嘉学者对“皖派”学术的传承与发扬，以及“皖派”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诸问题，都予以较为完备的解读与阐释，不仅揭示了“皖派”学术与清代学术之间的关系，而且突显了“皖派”学术的特殊性支撑了清代学术的丰富与博大。书中所述内容既是清代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方面，也是当下相关研究的前沿问题。所以，该书不仅是一般意义上地域文化的专题研究课题，而且具有广泛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内涵，同时也带有一定“整理国故”的意味。

　　徽学研究不仅可以促进文化建设，也能够直接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名闻天下的黄山就在古徽州境内，从发展旅游经济的角度来看，挖掘徽州历史的丰功伟绩，做好学术文化的宣传，对促进安徽经济发展和弘扬安徽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山上看风景，山下论文化”，可以吸引更多的海内外客人，这是发展旅游经济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我们的目标是：重振皖派学术雄风，为安徽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皖派”学术与传承》，黄山书社2012年3月出版，定价：1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