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年关，拿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出版的《中国喜歌集》和《喜歌札记》，平淡的新年似乎也因此多了些喜气。这两本书是周玉波博士在民歌研究方面的新成果。虽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北大《歌谣》周刊就已经发起了对近代喜歌的整理和研究，在那之后也偶尔有相关文章、区域性研究专集问世，但是这些成果零零星星，不够系统全面。所以总体说来，我国喜歌的研究既缺乏全面的材料，又未见有效的方法和方向。幸运的是，《中国喜歌集》和《喜歌札记》的出现弥补了这些不足，为我国喜歌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喜歌集》的前言部分，即《喜歌整理与研究刍议》中，整理者这样定义喜歌：喜歌指国人遇婚嫁、生子、建房、开业等事时，即兴表演的具祝颂、祈福（包括去煞、感恩与惜别）性质的仪式歌谣，又称喜歌、喜话、彩词、四言八句、大四句等。这一定义，清楚界定了喜歌的范围，突出了喜歌“仪式歌谣”的身份，把喜歌视作传统礼俗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指出了喜歌的异名：喜词、喜话、彩词、四言八句、大四句。《中国喜歌集》全书大致以作品为经，时间为纬，上起春秋战国时期，下至当前；材料来源包括文学作品、报刊方志等纸质文本以及网络资源；收录范围既有婚嫁喜歌，又有上梁、祝寿、庆生等其他形式喜歌；不仅有汉族喜歌，还自近年出版物中选取了部分其他民族喜歌。时间跨度长，收录范围广，内容宏博而井然有序，足见整理者在体例设计上的用心。又因为喜歌文献多采自民间，在整理方面有很多困难。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整理者态度严谨，一般不更改原文，而是多在脚注中说明。

　　喜歌的整理和研究意义重大，正如本书前言所说：“首先在于可以借此还原喜歌的仪式歌面目，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其与传统婚俗、礼制文化乃至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以及作为底层文化、亚文化和正统文化、主流文化之间的交叉影响；认识其在和谐人伦关系、族群关系，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中国喜歌集》前言第4页）喜歌是民歌的一种，而民歌不是主流的文学形式，所以很少受到重视，这就导致了很多民歌虽然盛极一时，但是最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被遗忘甚至消亡，原因在于一方面大量民歌仅是传唱过但并没有以文字形式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尽管有人出于兴趣等缘由辑录了少量民歌，却因少人收藏而散失、湮没。如明代民歌曾一度蔚为大观，时至今日，“除了冯梦龙所辑《山歌》、《挂枝儿》（《夹竹桃》是拟民歌作品）外，明代集中收录民歌作品的专门集子，今天已难见到，明代民歌更多地是以‘寄生’于各种戏曲选集的形式，被无意识地保存下来。”（周立波《明代民歌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前言第8页）民歌保存流传之难由此可见。喜歌作为民歌的一类，其搜集和整理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周玉波由此身体力行，广泛搜罗，终于有了《中国喜歌集》的面世。此书所收录的喜歌，很多来自近现代抄本、刻本，这些本子多未见著录。我国喜歌尤其是近现代喜歌由此免于和明代民歌一样的大量散失的命运。

　　《中国喜歌集》是深入研究喜歌的基础，有助于廓清喜歌乃至婚俗研究中一些错误或是模糊的认识。如喜歌中有“障车文”，以往研究者多认为“障车”就是在婚礼之日人们拦住婚车索要喜钱之类，“障车”和“障车文”虽名相近但是发生时间地点不同。周玉波在喜歌整理研究过程中发现这种说法存在问题。他通过细致分析系列文本，提出对“障车”的另一种解释，即除阻拦之外，“障车”还可以理解为以帷幔遮拦婚车。他还进一步将“障车”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女家遮拦帷幔，再是女家拦车惜别，后又演变成其他人拦车索要财帛。这样一来，就解决了“障车”和“障车文”不在同时进行的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这类例子还有很多。由此可见，《中国喜歌集》方便了研究者理清喜歌发展脉络，把握喜歌全貌，从而更贴近历史婚俗原貌。

　　喜歌是仪式歌的一种，婚嫁喜歌是婚礼仪式的一部分。现代社会主张从简，简化程序，简化仪式。结果，在省事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节日气氛越来越淡，连春节都变得淡淡的没有味道。年轻男女在婚礼上虽然穿起了庄重的西装和神圣的婚纱，可是婚姻却没有因此更牢固。这些现象的产生，或许正是缘于礼俗和仪式的淡化。仪式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仪式不仅是强化群体纽带和缓解紧张的一种方式，而且它也是庆祝许多重要事件的方式。此外仪式还可以减少很多危机（如死亡）对社会的分裂作用，使之对于个人来说更易于接受。”（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张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403页）马广海的《文化人类学》同样提及了仪式的重要性，他把强化仪式的作用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强化仪式能够重申和强调一个社会对某些价值观念和信仰的信奉。其次，通过建立自然与超自然的关系，放大了人类活动成功的可能性。最后，强化仪式还具有增强社会团结的作用。（马广海《文化人类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第340页）由此来观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发现，在我国传统中，仪式是人生迈入新阶段的标志。繁复的仪式加深了人们对社会关系对自身的认识，也能让人在实行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感悟。喜歌在仪式中主要作用是烘托氛围，如婚嫁喜歌能让新人笼罩在他人的祝福及对未来家庭生活的憧憬中。《中国喜歌集》的出版发行，虽然不能一改当下人的礼仪观念，但是至少以文字形式保存了喜歌，在将来人们想要回顾旧式婚礼时，不至于为找不到历史材料而叹惋。

　　《喜歌札记》一书则记录了周玉波整理、研究喜歌的全过程。札记这种形式虽不像论文专著那样逻辑严谨，但是内容自由、形式灵活，同论文专著相比读来更为轻松。《喜歌札记》中，除了关于喜歌整理和研究的细节外，还偶有日常生活、交游等琐事。初翻看时或许会有些不习惯，但是一旦读下去便会发觉惊喜连连，好似在海边捡贝壳，不时有意外收获。书内看似随意的叙述中，蕴藏着各式真知灼见：有关于喜歌的学术创见，有读书的感悟心得（如本书第85页，《读〈故宫退食录〉》），有对当下社会时事的评论，有对人生的体味……这些文字使人在阅读中既获得了学术上的启迪，又慢慢领悟着为人处世之道。

　　读《喜歌札记》，首先会被作者的治学态度感染。他工作繁忙，基本上是挤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其间的辛苦和艰难倍于常人。但是他并不以此为苦，反而是“乐在其中”。在就《明代民歌集》与《明代民歌札记》相关事项答客问中，他说道：“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开心，是原因亦是结果，是好与乐的综合体。”正是这种对学术研究甘之若饴的态度，促使他在民歌研究领域不断有新发现，不断取得新成果。其次，札记记下了作者大大小小的探索发现及其过程，这更利于我们学习其学术研究方法，找到自己用力的方向。通过《喜歌札记》可以发现，作者做学术既认真又执着。当他遇到疑点，绝不轻易放过，而是不断查阅资料，直到弄明白，书中“障车文”系列篇章就是一例。此外，因为札记的灵活性，所以《喜歌札记》包含了作者更多的想法。周玉波不仅擅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且时不时提出新的问题、指出学术上薄弱或空白处，引领后学者去继续探究。如本书第200页，写“订子弟书资料若干”，他由此想到子弟书的研究现状，接着便写道：“子弟书有人关注，唯个案研究仍待深入，如百本张、聚卷堂、别野堂。兴起背景、题材源流、接受过程，均有可为。”大多数时候我们由于学识所限，对于某领域知识仅有模糊概念而已，并不清楚其具体研究状况。而周玉波在他的札记中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熟知领域的现状一一道出，这让我这样的后学者屡觉受益匪浅。常言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周玉波则是慷慨地同时将“鱼”和“渔”转授给了读者。

　　《中国喜歌集》和《喜歌札记》是周玉波设想中“民歌与民歌学丛稿”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致力于创建一个完备的民歌学体系：“我之所谓民歌学，是摆脱现行学科分类限制，将民歌活动当做一个自发的过程，将民歌搜集、整理与研究当做一个自洽、自在的完整体系。换言之，民歌学理论基础是民歌本位论，研究路径是循民歌活动轨迹，探究其发生、发展规律，了解其在社会进程中扮演角色，所起作用。”（《喜歌札记》第3页）并进一步展望“民歌研究可以属于任一范畴，但是借助对民歌运行轨迹的大致描述，有心者似可尝试创设有特色的本土民歌学体系”（《喜歌札记》第4页）。这样的民歌整理与研究蓝图，不得不说是空前的。《喜歌札记》中引《上学记》文字：“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不是由失败者写的。第二，历史都是由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周玉波设想中的民歌学正是“逆风而行”，借民歌展示普通民众生活情况，让人们看到历史的另一种面貌。由此，民歌学全面繁盛的局面更令人心驰神往。

　　（《中国喜歌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定价69.00元；《喜歌札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定价6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