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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略述(下) 发布时间:2011-3-18 0:00:00   作者: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陈 力  
三、《 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版本

    王国维所编《传书堂藏善本书志》按《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每种图书著录书名、卷数、作者、收藏印记、原书序跋及后人题跋等等,宋元旧椠及重要的稿本、抄本著录颇详,除注明行款等项外,还详加考证,其中一部分后来独立成文,收入《王国维遗书》之中。该书现存有两种,内容差异颇大。

    一种为《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王国维自存稿本,后由其家人捐献给中国国家图书馆,即此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据以影印者。王国维自存稿本第一册封面题“传书堂藏书志”,内中文字涂抹修改甚多。在内容方面,有些部分较简略,有些内容则略而未记,有点大纲或摘要的性质。由于编目时蒋家分批将书送至王国维寓所,王国维在编目时随编随记,蒋家藏书可能并非完全按四部秩序排列,因此在王国维自存稿本中各书并没有完全按四部分类法排列。此外,稿本中还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宋元版书的校记,而在送交蒋家时,多数都已删除。

    由于稿本一直由王国维自存,王国维时常翻检补记,甚至利用书稿空白处写下了不少书志以外的文字,如:

    《六经正误》《宋刊尔雅疏跋》

    《尔雅单疏校记》《五代沙州曹氏刻大圣毗沙门天王象跋》

    《吴越春秋后》《宋钜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

    《散氏盘跋》《跋唐吴郡朱府君墓志铭》

    《克鼎跋》《齐侯壶跋》

    《跋杨绍莂》《兮甲盘跋》

    《金石苑稿本跋》《跋明拓石鼓文》

    《毛公鼎跋》《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考证》

    《北伯鼎跋》《浙本考序》

    《金刊本毛诗疏残叶跋》《校大典本水经注跋》

    《宋越州本礼记正义跋》《吴越刻本宝箧印陀罗尼经跋》

    《覆五代刊本尔雅跋》

    上述跋文绝大多数被收录进《观堂集林》和《观堂集林别集》。此外,还有《挽沈乙庵先生》、《罗君楚小传》等以及一些王国维所作的诗词。

    另一种为《传书堂藏善本书志》誊清抄本,赵万里先生谓凡三十余巨册,皆王国维“躬自缮录”(赵万里:《静安先生遗著选跋·〈传书堂藏书志〉(稿本)》,《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乃王国维编目结束后送交蒋氏者,著录文献也比王国维自存稿本多五百余种。此本交蒋氏后,蒋汝藻父子又作了很多修订补充,197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据以影印(此本后来又被1976年台湾大通书局影印的《王国维先生全集(续编)》收入。)。从艺文印书馆影印本的内容笔迹来看,实与赵万里先生所云为王国维先生“躬自缮录”相差甚远。艺文印书馆影印本一部分用“密韵楼写本”竖行稿纸抄成,一部分用普通竖行稿纸抄成;一部分似为王国维先生手书,一部分则定为他人缮写,并且字体不一,显然抄录者较多,甚至一叶中之多篇书志即由不同人抄成。

    从内容上看,王国维自存稿本与197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的誊清抄本也有较大的差异,内容有不少的增删。所增者,主要是誊清抄本补足了王国维原稿中略而未记的内容,这些绝大多数应该是王国维在誊清交稿时所补全者;所删者,主要是王国维原稿中的文字校记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在增加的部分,可能有一部分文字并非出自王国维之手,而是由蒋氏父子所补充、修改,如宋刊《尔雅疏》,王国维自存稿本第一册第52至53叶文字如下:

    尔雅疏十卷,宋刊本。

    翰林侍讲学士朝请大夫宋国子祭酒上柱国赐紫金鱼带臣邢昺奉敕校定。

    《尔雅疏叙》:每半页十五行,三十字(此数字在王国维自存稿本中被删除。)。北宋旧板自宋迄明初先后修补,阮文达所见黄荛圃藏本有明时补版,陆存斋所藏系用元至顺间公牍纸印,此本首三卷所用公牍纸印,有洪武二年字,则又在陆本后,故每卷皆自宋迄明递补之叶。第七卷自第八叶至末均是补刊,然行款一仍旧疏,字画亦谨饬,盖即用旧印本景刊。宋刊既亡,则补刊亦足珍矣。《玉海》四十一载:咸平四年九月丁亥邢昺上《孝经》、《论语》、《尔雅》正义,十月九日命杭州刻板。又四十二:景德二年六月庚寅国子监上新刻《公》、《榖》传、《周礼》、《仪礼》正义印版(犹言印本)。先是,后唐长兴中雕九经板本,而正义传写踳驳。太宗命刊板雕印,而四经未毕。上遣直讲王焕就杭州刊板,至是皆备。又四十三:绍兴十五年闰十一月,博士王之望请群经义疏未有板者令临安府雕造。盖二礼、二传、《孝经》、《论语》、《尔雅》正义其板皆在杭州,唯太宗刊所刊五经正义板在旧都,时为金人辇之而北,其未有板者复行雕造。……《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有《尔雅注疏》,盖即此单疏也。南宋后注疏本盛行,致此单疏亦谓之注疏耳。自元迄明初,尚复印行。此本纸背所有公牍文字皆山阴、萧山二县事,是此本印于吾浙之证也。

    197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誊清抄本第一册第66叶后有关于《尔雅疏》的一段文字:

    尔雅疏十卷,宋刊本。

    (宋)翰林侍讲学士朝请大夫守国子祭酒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邢昺等奉敕校定。 序

    每半叶十五行,行三十字,宋南渡后重刊北宋监本,中有元明补刊之叶。此书海内旧有二本,一藏袁氏五砚楼;一藏黄氏士礼居。黄本合周香岩、顾墨痴两家残本配成。周藏前三卷,顾后七卷。后袁本归黄氏,黄氏乃以己所藏本售诸海宁陈仲鱼,即此本也。仲鱼《经籍跋文》记得书本末及此书佳处甚详。吾郡陆氏十万卷楼所藏又别一本。今袁本已佚,陆本又流出海外,惟此本为硕果矣。袁本据阮文达校勘记谓多明补之叶,陆本用元至顺公牍纸印,此本前三卷亦用公牍纸,屡见“洪武二年”字,则为明时印本矣,故每卷中皆有元明补刊之叶。卷七一补叶殆居其半。陆存斋先生序其所刊《尔雅疏》谓此书为咸平原刊,宋元修补。海宁王君静安为余跋此本,据书中钦宗嫌名荁字、高宗讳构字皆阙末笔,定为南宋监本,其言曰:宋初刊五经正义成于淳化五年,七经正义成于咸平四年,南宋重刊诸经正义成于绍兴末年,北宋监本诸经悉为金人辇之而北,故南渡即行重刊……

    此则书志并附校记,达14叶之多,不仅笔迹与此篇之前的稿本《八音乐器总说》和之后的元刊本《尔雅》迥然不同,甚至没有标注叶码,其后的元刊本《尔雅》的叶码紧接《八音乐器总说》,并且在同册中第70 —72叶又有一篇宋刊十卷本《尔雅》的书志,显然这篇宋刊十卷本《尔雅》的书志及校记都是后来增加的。不仅文字与王国维自存手稿差异很大,也与同册中重出的宋刊十卷本《尔雅》书志有所不同,例如“黄本合周香岩、顾墨痴两家残本配成。周藏前三卷,顾后七卷”一句即系后来添加。值得注意的是,艺文印书馆影印本中还有“海宁王君静安为余跋此本”一句,此外在明覆宋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书志之末有“有姑丈及先大父藏印”、元刊本《春秋属辞》十五卷《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春秋师说》三卷附录二卷书志之末有“有先大父名印”,诸如此类情况,在艺文印书馆影印本中颇多。因此,根据上述情况推断,王国维在交稿后,蒋氏父子不仅请人进行重抄,同时还对原稿进行过修订、重编,甚至有些篇章就是出自蒋氏父子之手,而非王国维。

    除《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外,关于传书堂之藏书还有多种简目传世,如郑振铎藏《传书堂善本书目》十二卷补遗一卷抄本,今归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又藏有《传书堂书目》四卷抄本(亦西谛旧藏)、《传书堂善本书目》十二卷补遗四卷等多种抄本。上海图书馆所藏,其情形大致与国家图书馆相同。这些抄本,有些内容至元人文集,缺明人文集部分;也有专录明人文集者。据吴修艺分析,这与当年传书堂藏书流出时接受单位不同有关,无明人文集部分可能出自涵芬楼所得部分,而《补遗》部分内容主要为明集,因此可能为北平图书馆所得传书堂之清单(吴修艺:《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研究》)。另外,王国维受聘编纂者为善本书的藏书志,并非蒋氏所有藏书,而蒋氏之藏书目录当是蒋氏自编。 四、 结语

    王国维所纂《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并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私家藏书目录,而是中国目录版本学史上一部经典性著作,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著录了民国时期重要藏书家蒋汝藻所藏之宋元旧本、稿本和抄校本以及一些重要的明人文集,更在于其考订、编纂方法在学术上对后人的启迪。

    王国维编纂《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五年,正是他学术研究活动最为旺盛的时期,尤其是这一段时期与他来往者许多是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他们相互之间借抄图书、校勘旧籍,这些活动也对书志的编纂提供了帮助。《传书堂藏善本书志》中大量的研究性内容如各种版本异同的比较、不同版本之间关系的研究等都是王国维整个学术交往与学术研究活动的结果。因此,《传书堂藏善本书志》不仅像清代一些著名藏书目录那样详细著录了宋元旧本的行款、藏印以及前人的序跋,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学参考数据,同时,王国维通过对某一特定文献各种不同版本的综合研究,如根据古籍行款变化、文字剜改删节等等情况对文献的版本流传之迹、不同版本之优劣细加考订,得出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对宋刻诸经注、疏本的综合研究,理清了五代、北宋监本以下各种版本递嬗之源流,这对于古籍版本的研究与鉴定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水经注》各种版本的综合研究,弄清楚了《水经注》自宋以来各种刻本、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永乐大典》本之所自出以及赵、戴、全校本《水经注》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编纂不仅是王国维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这项工作也为王国维的其他学术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他身后留下的大量批校文字(参见赵万里编:《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王国维先生全集·附录》,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其中参校之本许多是蒋氏密韵楼藏本。王国维的学生、著名的目录学家姚名达曾经写道:

    静安先生所以有如此成就,固由其才识过人,亦由其凭借弥厚。辛亥以前无论矣,辛亥以后至丙辰,则上虞罗氏之书籍、碑板、金石、甲骨任其观摩也;丙辰以后至壬戌,则英伦哈同、吴兴蒋氏、刘氏之书籍听其研究也;癸亥、甲子,则清宫之古本、彝器由其检阅也;乙丑以后至丁卯,则清华学校之图书禀其选择也。计其目见而心习者,实至可惊,人咸以精到许先生,几不知其渊博尤为有数。反观身后所遣藏书,则寥寥万卷,无以异人,古物尤不数数觏,后之学者,可以省矣!(姚名达:《友座私语》,《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八期“王静安先生专号”,1927年。)

    或者可以这样说:王国维之编纂《传书堂藏善本书志》,成就了20世纪一项重要的文献学研究成果;蒋汝藻之聘王国维编纂《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又为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献保障和研究对象,促成和帮助他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全文完)

    (《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定价2 300.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