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 年代，传教士马礼逊通过翻译中国传统经典和编写辞书的方式沟通了东西方文化，至今两百余年。虽然这两百年时间内发生了许多巨变，但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欧洲的基督教文化碰撞、融合的进程却从未停止。在马礼逊沟通东西文化的一个世纪后，1910 年代，另一位传教士安保罗把《四书》翻译成白话版本；又过了一个世纪，安保罗白话版《四书》的成果《四书本义官话》由齐鲁书社正式出版。

　　作为一名汉学家，安保罗这部《四书本义官话》，在翻译、评析方面主要有四大亮点。首先，安保罗把孔孟学说加工改造后，为当时中国的文教事业贡献了宝贵力量，特别是把马礼逊曾经花费力气的《大学》进行了新一轮阐释；其次，1910 年代的中国，语言的使用文白夹杂，安保罗的翻译则是以当时的白话文全文贯通；再有，与中国学者传统解经方法不同的是，《四书本义官话》立足于“理解”和开阔视野，而非死记硬背，这一做法能起到“启发聪明”“感动悟心”的作用；最后一大亮点，就是安保罗的博学，在他的评析中对《礼记》《诗经》《尚书》《左传》《尔雅》的征引俯拾皆是，对《中庸》作者的考证更显出作者的功夫。

　　当然，安保罗的《四书本义官话》也有两大不足之处，总的来说就是有一些评析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这与他德国传教士的身份密不可分。望文生义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他认为《左传》是孔子所作，把“左”理解成“左侧”，又结合孔子名“丘”这个细节，有板有眼地论证出《左传》是孔子在《春秋》文本的左侧加上的注解；只是说牵强附会，是因为在他这本早期教会的教材中，把《四书》的部分语句硬性与《圣经》教条相联系在一起。

　　这本书的装帧与设计也有独到之处。封一的教堂和封底的古典书影，充分体现了东西方传统文化的融合；把腰封设计成书签形式，也是颇具新意的探索。

　　不过，不论怎么说，这部《四书本义官话》终究是得大于失，有功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开启民智。华夏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辉煌依旧，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外域文化的容纳，并且自成一体。

　　（《四书本义官话》，齐鲁书社2016 年1 月出版，定价：6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