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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书评
《清真集校注》对陈元龙注《片玉集》的突破
发布时间：2004-9-16 0:00:00 作者：孙虹 王丽梅
一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北宋后期著名词人。周邦彦词的注本，流传至今的只有南宋陈元龙 ( 字少章 ) 详注《片玉集》 (127 首 ) 。陈元龙笺释的目的，宋代嘉定年间 (1208 — 1224) 刘肃的序文言之甚详：
辞不轻措，辞之工也。阅辞必详其所措，工于阅者也。措之非轻，而阅之非详，工于阅而不工于措胥失矣，亦奚胥望焉。是知雌霓之诵方脱诸口，而见谓知音；白题八滑之事既陈，而当世之疑已释；矢萍实，苟非推其所从，则是物也，弃物耳。谁欤能知？触物而不明其原，睹事而莫徵所自，与冥行何别。故曰无张华之博，则孰知五色之珍；乏雷焕之识，则孰辨冲斗之灵。况措辞之工，岂不有待 于阅者之笺释耶。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徵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足冠冕 词林。欢筵歌席，率知崇爱，知其故实者，几何人斯。殆犹属目于雾中花、云中月，维 ( 唯 ) 意其美，而皎然识其所以美则未也。漳江陈少章家世以学问文章为庐陵望族，涵泳经籍之暇，阅其词，病旧注之简略，遂详而疏之，俾歌之者究其事达其意，则美成之美益彰，犹获昆山之片珍，琢其质而彰其文，岂不快夫人之心目也。因命之曰《片玉集》云。 ?①
在陈注之前，据《景定严州续志》，尚有宋代曹杓的《清真词注》；据《乐府指迷》，尚有无名氏的《周词集解》。虽然现在这两个注本不传，已经难知其体例，但是，刘肃与陈元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他说陈氏“病旧注之简略，遂详而疏之”，即陈注本具有集注的性质这一点应该是有根据的。我们从现存的陈注体例不难推测其与之前注本都是以注释语词 ( 包括前人成句 ) 及典故出处为主的相承关系。因此可以说陈注集中了宋人注宋词的成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化品位。但从陈注本也可以看到宋人注周词的不足之处：他们所注的周词字面与句子，出处十之七八为唐宋时代的作品。尽管如此，借助陈注阅读周邦彦词，无疑如烛照冥行，藉此我们能够深刻体味周词的语言特点。陈注也由此成为后人望而驻足的禁区，陈注之后，只有一些零星的补注散见于周词词评中，其中以近人汪东补注最多，然其亦仅致力于陈元龙漏注的周词所括的唐诗，故而突破陈注的成果惜不多觏。后世治周词者被注本所囿，渐次形成了对周词的评价误区。
后人对周词的最大误解，就是认为周词仅括唐人诗句入词。此论自南宋后期滥觞，如陈振孙《直斋书录》曰：“清真词，多用唐人诗句，括入律，浑然天成。”②周密亦曰：“周美成长短句，纯用唐人诗句，如‘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此乃元、白全句。”③ 至清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沿用陈振孙成说。晚清颇有成就的词学大师郑文焯甚至因之推论此为宋词的普遍特点：“沈伯时论词云：‘读唐诗多，故语多雅淡。'宋人有括唐诗之例。” ④形成于陈注《片玉集》之后的这一错误观点，至今在词学界还有很大的影响。而由宋入元的词人兼理论家张炎《词源》中以周邦彦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⑤--对周词括的范围有拓展的真知灼见反而嗣响者寥寥。
拙著《清真集校注》 ( 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 ) 一书，以大鹤山人郑文焯校《清真集》二卷本 ( 计收词 194 首 ) 为底本，参校十馀种版本，剔除伪词，考订出其中 184 首确为周邦彦所作 ( 另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补《烛影摇红》一首，共计收词 185首 ) 。全书在陈注的基础上作注 127首，自行作注 58 首，以成周词注本之足本。笔者在整理陈注和自行作注的过程中，曾借助《全唐诗》光盘，在陈元龙、汪东等人注释的基础上把周词括唐诗的成句( 包括括全诗意境的篇章) 搜罗殆尽，括处达五十馀处，括唐人诗句确实是周词形于外观的一大特色。然陈元龙被周词的外在现象所蒙蔽，对先秦汉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六朝非名篇名作的诗作不多注目，遂导致注释上一大疏漏。其实，周词也对六朝现行各选本中不经见的诗句也有括。试举显例如下：
《锁阳台·山崦笼春》：“五两了无闻。”--鲍照《吴歌三首》（之三）：“五两了无闻。”
《鹤冲天·梅雨霁》：“鱼戏动新荷。”——谢《游东田》：“鱼戏新荷动。”
《月中行·蜀丝趁日染干红》：“泪尽梦啼中。”--萧纶《代秋胡妇闺怨诗》：“泪尽梦啼中。”
《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辘轳牵金井。”--吴均《行路难五首》 (之四) ：“城上金井牵辘轳。”
《玉楼春·当时携手城东道》：“酒边谁使客愁轻。”--刘孺《至大雷联句》：“讵使客愁轻。”
《渔家傲·灰暖香融销永昼》：“拂拂面红新着酒。”--庾信《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 (之二十三 ) ：“面红新着酒。”
《隔浦莲近拍·新篁摇动翠葆》：“曲径通深窈。”--《佩文韵府》：“古诗：‘曲径通深窈'。” ( 此诗已佚 )
加上为人所熟知，陈注也注出的括诗句如《玉楼春·大堤花艳惊郎目》“大堤花艳惊郎目”－－宋《清商曲·襄阳乐》：“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渡江云·晴岚低楚甸》“千万丝、陌头杨柳，渐渐可藏鸦”——梁简文帝《金乐歌》：“杨柳可藏鸦”等句，笔者粗略统计，周词括六朝诗也有二十馀条之多；括先秦汉魏的诗句也有近十处。另外，宋人有括当朝名人名句的风气，周邦彦也不免于此，周词中多次括欧阳修、魏夫人、柳永、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词。最著者如，《鹤冲天·梅雨霁》“无事小神仙”——魏野《述怀》：“无事小神仙”；《虞美人·廉纤小雨池塘遍》“相看羁思乱如云”——晏几道《玉楼春·雕鞍好为莺花住》：“尽教春思乱如云”；《尉迟杯·隋堤路》中的“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前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将离恨归去”，明显化用郑文宝《柳枝词》整首诗的意境：“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虽然周词括的先秦汉魏六朝诗、宋诗词与唐诗相较，在数量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唐诗是严守平仄的近体格律诗；词为在格律上更趋严整的“诗之馀”。格律的趋同，宋词自然多括唐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为古体诗，是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天籁之音，难于剪裁以就声律；宋朝是作者的生活时代，括诗词不可避免地受局限。所以周词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词的被括数量不足与唐诗抗衡，然而弥足珍贵。特别是上引被陈元龙漏注，而又几乎是一字不易 ( 或语序略作移位 ) 地移入词中的显例，可以纠正认为周词仅仅 ?括唐人诗句的一偏之见。
周词的语词渊源，后人受陈注影响，也认为出自唐诗。郑文焯曰：“玉田谓：‘取字当从温、李诗中来。'今观美成、白石诸家，嘉藻纷缛，靡不取材于飞卿、玉溪，而于长爪郎奇隽语，尤多裁制。”⑥陈元龙注周词的语词出处往往也自限于唐宋特别是唐代诗句，出现比率较高的依次有杜甫、韩愈、白居易、元稹、李商隐、杜牧、李贺等人；杜甫甚至高达七十馀处，有学者因此认为周邦彦之所以被称为“词中老杜”，与此也不无关系。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误解，这里仅举陈元龙注周词语词渊源误六朝诗为杜甫诗的几个例证，即可窥见陈元龙误注的全貌( 语词引文意义单纯，所以省去周词篇名。排列以误注置前，省略作者杜甫；正注附后 ) 。 暗柳《暮春》：“沙上草阁柳新暗。”——梁元帝《将军名诗》：“细柳浮新暗。”
清江《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清江转山急。”——孔稚《旦发青林诗》：“孤征越清江。”
檐花《醉时歌》：“灯前细雨檐花落。”——何逊《为人妾怨诗》：“燕戏还檐际，花飞落枕前。” (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据本集二辑 ) 宋人王《野客丛书》引作“燕子戏还飞，檐花落枕前”，当为周词所本。
追凉《羌村》：“忆昔好追凉。”——庾肩吾《和晋安王薄晚逐凉北楼回望应教诗》：“追凉飞观中。”
凉月《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 ( 之九 ) ：“凉月白纷纷。”——谢《移病还园示亲属诗》：“停琴伫凉月。”
照眼《酬郭十五受判官》：“花枝照眼句还成。”——梁武帝《子夜四时歌·春歌四首》 ( 之一 ) ：“庭中花照眼。”
艳阳《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 ( 之一 ) ：“偷眼艳阳天。”——鲍照 《学刘公干体诗五首》 ( 之三 ) ：“艳阳桃李节。”
哀弦《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 之一 ) ：“哀弦绕白雪。”庾信《王昭君》：“哀弦须更张。”
玉琴《暝》：“收书动玉琴。”——江淹《清思诗五首》 ( 之四 ) ：“清风荡玉琴。”
陈注中语词渊源定位于宋朝诗人的，往往也有错讹。如谓“潮汐”一词谓出王安石诗，实出谢《同咏坐上所见一物·席》；“暝宿”一词谓出黄庭坚诗，实出陆《以诗代书别后寄赠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注释方面的突破首先是给校定带来了莫大的方便。如《月中行》一篇，有萧纶《代秋胡妇闺怨诗》为据，校雠者可以不必在不同版本的“泪尽梦啼中”、“啼尽梦魂中”、“啼尽梦中魂”、“啼尽梦啼中”之间游移不定。再如《渔家傲》“赖有蛾眉能缓客”一句中的“缓客”，现存经见版本中的大部分包括陈注本并作“暖客”，陈元龙以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暖客黑貂裘” ( 此句《全唐诗》作“暖客貂鼠裘” ) 注出处。唯《西冷词萃》本作“缓客”，因“缓客”一词并不常见，校雠者颇费踌躇，精于校雠学的郑文焯校云：“‘缓，诸本并作‘暖'，疑讹。今从《词萃》作‘缓'。”郑氏虽然凭直觉作出了正确取舍，但校雠家仅依版本和语词渊源为过硬依据，故吴则虞先生校曰：“《词萃》作‘缓'，郑刻从之，但未知何据也。”其实“缓客”一词出自梁武帝《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缓客承别酒”，据此可知周词承梁武帝诗意，词句的意思是“幸好还有美丽的歌女持觞劝酒，能让客人推迟启程的时间”。“缓客”词义既明，豁然可知“暖客”一词与周词词意不侔，这样也就可以凿凿有据地用“缓客”取代“暖客”，而不必持郑文焯首鼠两端之论，授人以疑惑矣。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以宋代文化精神对周邦彦词进行整体观照时，借助《清真集校注》对陈元龙注《片玉集》的突破性成果，可以给周邦彦词的语言风格以更为准确的定位。
二
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宋代总体文化精神主要表现在尚统、尚理、尚博、尚雅、尚意、尚韵、集大成意识等几个方面。正是由于宋代文化精神的浸润，唐宋词虽然同为词体，但其内质之异已经犁然可分，所以说“《花间》犹唐音也，《草堂》则宋调矣”⑦。这里的《花间》，虽然特指后蜀赵崇祚裒合的晚唐温庭筠及五代词人 ( 作者十之七八为前、后蜀词人 ) 词集，实际上包括自盛唐至晚唐“杂用胡夷里巷之曲”⑧的唐代文人词、五代文人词 ( 南唐词除外 ) 、民间词 ( 如敦煌歌词包括《云谣集杂曲子》) 等所有唐五代词。《草堂》，是《草堂诗馀》的简称。这是南宋书坊编集，为征歌而设的宋词选本，其原本不存，增修本所选近百家，以周邦彦最多，秦观、苏轼、柳永次之，由此可知所谓“宋调”就是具备时代艺术特征的所有宋代词作的代称；从这个选本入选的数目不难推知周邦彦词可作为符合宋代文化精神的“宋调”代表。时代文化精神的各个方面无疑对一代文学的风格形成都具有极大的影响，但宋代文化精神中尚统、尚博、尚雅精神在词体自唐音而宋调的变化中对宋词语言风格形成的影响无疑更为直接，周邦彦词的语言风格正是尚统、尚博、尚雅文化精神的体现。
尚统者，崇尚正统也，是指宋人在道统、文统方面强烈的归位意识。宋人道统由韩愈而登孔孟之室，文统也由韩愈而远绍两汉三代，故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 ?⑨。传统诗、骚、文、赋 ( 即前人所谓文统，也可称为诗统 ) ，自三代两汉至宋朝，虽然其间不乏发展流变，但文 ( 诗 ) 统正脉相传，万变不离其宗。而词体中令词最早可能起自盛唐李白，最迟至唐中叶，即有慢曲子行世⑩。词为晚出之体裁的特殊性，使宋人词体的尚统有了是近承唐五代词统，还是打通诗词界域远绍文 ( 诗 ) 统，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区别。从宋词的创作实践看，宋人既保持了词统，宋词成为“唐音”之承韵流响；同时又承两汉三代之文 ( 诗 ) 统，词体由此发生了具有宋代特点的新变，所以，就词体而言，宋人尚统具有崇尚词统和崇尚文 ( 诗 ) 统的双重性。
与此相对应，关于词体之正统，词学界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内容或形式的不同角度，或以词为《诗经》之苗裔，或以词为汉乐府之嫡传，如北宋苏轼、南宋胡寅即持此论；二是以花间派温庭筠、韦庄“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的词作为词统，清朝大部分论者持此说。这两者都是从尊体立论 (但这是两种意义完全不同的尊体，前者是从内容上提高词体的地位，后者则是文体意义上即保持某种文学样式的规范方面的尊体，就词而言，是保持词之为词的特质 ) ，但也关涉到词体的创作方法，词人创作作品时的措辞包括括都属于创作方法的组成部分。与宋代文学思潮相一致的词体创作中字有来历及括成句的方法，对词体语言风格的形成也产生一定的规定性。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词体无论是上攀三代两汉文 ( 诗 ) 统、还是以唐五代词为词之正统，其语词渊源及括前人成句都不能自限于唐宋词，而应该以先秦两汉或以六朝诗为发掘的重要范围。日本学者村上哲见曾这样分析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一词：“这是一首以刘禹锡《金陵五题咏》为底文，并随处括六朝的乐府 ( 莫愁 ) 和谢的诗等，而典雅地咏古都金陵 (江宁府，今南京) 、缅怀往昔的佳作。虽然几乎每一句都是六朝和唐代的诗歌，却丝毫不使人有不协调感，而通过联想可以将形象扩大。这样一种用典的效果，在这首词里发挥得很出色，同时天衣无缝地构成了一个其自身具有完整性的诗的世界。”尽管村上氏在此所举《西河》中“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二句，分别出自《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中复有‘莫愁'声，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谢《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这在严格意义上是语词出处，而非括“六朝的乐府 ( 莫愁 ) 和谢的诗”。然村上氏此语，隐然成为张炎认为周词“善于融化诗句”之空谷接响。而《清真集校注》注释对陈注《片玉集》的突破，可以证明周邦彦是在尚统观念支配下进行词的创作，此与宋人作词既承绪词统又上溯文 ( 诗 ) 统的双重性合若磐笙。
宋代崇文抑武以及盛世修书诱发了文人尚博的文化心理。宋人读书动辄万卷，著书也贯穿群书，务极精博。由读书风气涵茹而成的渊雅博炼的精神气质不期然而然地流露到文学创作中，养成了宋代文学“研味前作，挹其芳润”——炫才耀学的书卷气息。江西诗派虽然在北宋中期形成，但这一流派的创始人黄庭坚点石成金、夺胎换骨、字有来历等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创作理论，实际上是对宋代中期以前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因其深合时代风习，所以也对整个宋代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流泽所被，词体因之也不免堆垛书卷以夸典博，号称词体集大成者的周邦彦更是把这种创作方法推向了极致，这就是刘肃所称赞的“徵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 历”。
就宋人尚博而言，词体之括范围还不应拘限于诗体，而是应该如南宋辛弃疾，拉杂运用《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就宋人尚雅而言，苏轼所说的“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代表了宋朝士大夫有意识避俗趋雅的审美价值取向。在词体中，特别是号称词体正宗的婉约派词体中，渊博与典雅不免互相肘制。就是说婉约词人并非以拉杂为雅，而是在尚统的观念指导下，尊崇各种文学样式的体制规范，要由博炼而趋渊雅典丽。正如清代桐城派古文号称雅驯，他们明确以在古文中不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语、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俳巧语相号召一样，入语词体也有自身的规定性，词体文小、质轻、径狭、境隐特点，使其入语的范围正好与古文相反，不仅不宜用经史中的生硬语，甚至诗中硬语也有未易融化处，正如词论家张炎所说：“句法中有字面，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煅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如贺方回、吴梦窗皆善于炼字面，多从温庭筠、李长吉诗中来。”宋元之际的沈义父亦以此分周邦彦、姜夔之轩轾：“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姜白石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故词中以入韵文中诗 ( 包括词 ) 赋两体的丽词雅语，也就是说采用具备典雅之丽字面、成句为当行得体。王世贞《艺苑卮言》曰：“ (美成 ) 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即是以书史中的生硬语为“雅”，而以诗赋中温软语为“丽”，殊不知，此类“雅字”不仅是周词也是以他为代表的婉约派词人不能也不敢逾越的“雷池”，以此也可见婉约与豪放两派畛域之异同。而且词所括的诗本身，宋人在尚统的观念支配下，因厚古薄今、崇正轻变而往往以年代先后强分雅俗，以诗体为愈变愈卑。周词作为宋代词体淹博典雅的标志，从理论上说，不应该自限于趋雅日远的唐宋诗词，也不应泛入与词体不相宜的经史中。今以《清真集校注》观之，周词语词渊源与括成句除得自从先秦至宋朝的诗作(包括词)之外，也采撷了从司马相如至苏轼几十位赋家的语词，其中以六朝江淹、庾信的藻丽俳语为最，此类括也显示出周词一以贯之的博雅典丽的语言风格。
综上所述，周邦彦词实际上是对宋朝之前 ( 包括宋朝 ) 的特别是六朝诗赋传统进行了历史整合，体现了尚统、尚博、尚雅的文化观念，其语言风格具备深合宋代文化精神的“博雅典丽”之美。周词正是在此“博雅典丽”的基础上形成了“浑厚和雅”、“富艳精工”的艺术特色，而《清真集校注》一书，正可从校注的角度，成为这一结论的有力佐证。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北宋后期著名词人。周邦彦词的注本，流传至今的只有南宋陈元龙 ( 字少章 ) 详注《片玉集》 (127 首 ) 。陈元龙笺释的目的，宋代嘉定年间 (1208 — 1224) 刘肃的序文言之甚详：
辞不轻措，辞之工也。阅辞必详其所措，工于阅者也。措之非轻，而阅之非详，工于阅而不工于措胥失矣，亦奚胥望焉。是知雌霓之诵方脱诸口，而见谓知音；白题八滑之事既陈，而当世之疑已释；矢萍实，苟非推其所从，则是物也，弃物耳。谁欤能知？触物而不明其原，睹事而莫徵所自，与冥行何别。故曰无张华之博，则孰知五色之珍；乏雷焕之识，则孰辨冲斗之灵。况措辞之工，岂不有待 于阅者之笺释耶。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徵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足冠冕 词林。欢筵歌席，率知崇爱，知其故实者，几何人斯。殆犹属目于雾中花、云中月，维 ( 唯 ) 意其美，而皎然识其所以美则未也。漳江陈少章家世以学问文章为庐陵望族，涵泳经籍之暇，阅其词，病旧注之简略，遂详而疏之，俾歌之者究其事达其意，则美成之美益彰，犹获昆山之片珍，琢其质而彰其文，岂不快夫人之心目也。因命之曰《片玉集》云。 ?①
在陈注之前，据《景定严州续志》，尚有宋代曹杓的《清真词注》；据《乐府指迷》，尚有无名氏的《周词集解》。虽然现在这两个注本不传，已经难知其体例，但是，刘肃与陈元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他说陈氏“病旧注之简略，遂详而疏之”，即陈注本具有集注的性质这一点应该是有根据的。我们从现存的陈注体例不难推测其与之前注本都是以注释语词 ( 包括前人成句 ) 及典故出处为主的相承关系。因此可以说陈注集中了宋人注宋词的成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化品位。但从陈注本也可以看到宋人注周词的不足之处：他们所注的周词字面与句子，出处十之七八为唐宋时代的作品。尽管如此，借助陈注阅读周邦彦词，无疑如烛照冥行，藉此我们能够深刻体味周词的语言特点。陈注也由此成为后人望而驻足的禁区，陈注之后，只有一些零星的补注散见于周词词评中，其中以近人汪东补注最多，然其亦仅致力于陈元龙漏注的周词所括的唐诗，故而突破陈注的成果惜不多觏。后世治周词者被注本所囿，渐次形成了对周词的评价误区。
后人对周词的最大误解，就是认为周词仅括唐人诗句入词。此论自南宋后期滥觞，如陈振孙《直斋书录》曰：“清真词，多用唐人诗句，括入律，浑然天成。”②周密亦曰：“周美成长短句，纯用唐人诗句，如‘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此乃元、白全句。”③ 至清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沿用陈振孙成说。晚清颇有成就的词学大师郑文焯甚至因之推论此为宋词的普遍特点：“沈伯时论词云：‘读唐诗多，故语多雅淡。'宋人有括唐诗之例。” ④形成于陈注《片玉集》之后的这一错误观点，至今在词学界还有很大的影响。而由宋入元的词人兼理论家张炎《词源》中以周邦彦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⑤--对周词括的范围有拓展的真知灼见反而嗣响者寥寥。
拙著《清真集校注》 ( 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 ) 一书，以大鹤山人郑文焯校《清真集》二卷本 ( 计收词 194 首 ) 为底本，参校十馀种版本，剔除伪词，考订出其中 184 首确为周邦彦所作 ( 另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补《烛影摇红》一首，共计收词 185首 ) 。全书在陈注的基础上作注 127首，自行作注 58 首，以成周词注本之足本。笔者在整理陈注和自行作注的过程中，曾借助《全唐诗》光盘，在陈元龙、汪东等人注释的基础上把周词括唐诗的成句( 包括括全诗意境的篇章) 搜罗殆尽，括处达五十馀处，括唐人诗句确实是周词形于外观的一大特色。然陈元龙被周词的外在现象所蒙蔽，对先秦汉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六朝非名篇名作的诗作不多注目，遂导致注释上一大疏漏。其实，周词也对六朝现行各选本中不经见的诗句也有括。试举显例如下：
《锁阳台·山崦笼春》：“五两了无闻。”--鲍照《吴歌三首》（之三）：“五两了无闻。”
《鹤冲天·梅雨霁》：“鱼戏动新荷。”——谢《游东田》：“鱼戏新荷动。”
《月中行·蜀丝趁日染干红》：“泪尽梦啼中。”--萧纶《代秋胡妇闺怨诗》：“泪尽梦啼中。”
《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辘轳牵金井。”--吴均《行路难五首》 (之四) ：“城上金井牵辘轳。”
《玉楼春·当时携手城东道》：“酒边谁使客愁轻。”--刘孺《至大雷联句》：“讵使客愁轻。”
《渔家傲·灰暖香融销永昼》：“拂拂面红新着酒。”--庾信《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 (之二十三 ) ：“面红新着酒。”
《隔浦莲近拍·新篁摇动翠葆》：“曲径通深窈。”--《佩文韵府》：“古诗：‘曲径通深窈'。” ( 此诗已佚 )
加上为人所熟知，陈注也注出的括诗句如《玉楼春·大堤花艳惊郎目》“大堤花艳惊郎目”－－宋《清商曲·襄阳乐》：“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渡江云·晴岚低楚甸》“千万丝、陌头杨柳，渐渐可藏鸦”——梁简文帝《金乐歌》：“杨柳可藏鸦”等句，笔者粗略统计，周词括六朝诗也有二十馀条之多；括先秦汉魏的诗句也有近十处。另外，宋人有括当朝名人名句的风气，周邦彦也不免于此，周词中多次括欧阳修、魏夫人、柳永、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词。最著者如，《鹤冲天·梅雨霁》“无事小神仙”——魏野《述怀》：“无事小神仙”；《虞美人·廉纤小雨池塘遍》“相看羁思乱如云”——晏几道《玉楼春·雕鞍好为莺花住》：“尽教春思乱如云”；《尉迟杯·隋堤路》中的“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前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将离恨归去”，明显化用郑文宝《柳枝词》整首诗的意境：“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虽然周词括的先秦汉魏六朝诗、宋诗词与唐诗相较，在数量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唐诗是严守平仄的近体格律诗；词为在格律上更趋严整的“诗之馀”。格律的趋同，宋词自然多括唐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为古体诗，是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天籁之音，难于剪裁以就声律；宋朝是作者的生活时代，括诗词不可避免地受局限。所以周词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词的被括数量不足与唐诗抗衡，然而弥足珍贵。特别是上引被陈元龙漏注，而又几乎是一字不易 ( 或语序略作移位 ) 地移入词中的显例，可以纠正认为周词仅仅 ?括唐人诗句的一偏之见。
周词的语词渊源，后人受陈注影响，也认为出自唐诗。郑文焯曰：“玉田谓：‘取字当从温、李诗中来。'今观美成、白石诸家，嘉藻纷缛，靡不取材于飞卿、玉溪，而于长爪郎奇隽语，尤多裁制。”⑥陈元龙注周词的语词出处往往也自限于唐宋特别是唐代诗句，出现比率较高的依次有杜甫、韩愈、白居易、元稹、李商隐、杜牧、李贺等人；杜甫甚至高达七十馀处，有学者因此认为周邦彦之所以被称为“词中老杜”，与此也不无关系。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误解，这里仅举陈元龙注周词语词渊源误六朝诗为杜甫诗的几个例证，即可窥见陈元龙误注的全貌( 语词引文意义单纯，所以省去周词篇名。排列以误注置前，省略作者杜甫；正注附后 ) 。 暗柳《暮春》：“沙上草阁柳新暗。”——梁元帝《将军名诗》：“细柳浮新暗。”
清江《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清江转山急。”——孔稚《旦发青林诗》：“孤征越清江。”
檐花《醉时歌》：“灯前细雨檐花落。”——何逊《为人妾怨诗》：“燕戏还檐际，花飞落枕前。” (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据本集二辑 ) 宋人王《野客丛书》引作“燕子戏还飞，檐花落枕前”，当为周词所本。
追凉《羌村》：“忆昔好追凉。”——庾肩吾《和晋安王薄晚逐凉北楼回望应教诗》：“追凉飞观中。”
凉月《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 ( 之九 ) ：“凉月白纷纷。”——谢《移病还园示亲属诗》：“停琴伫凉月。”
照眼《酬郭十五受判官》：“花枝照眼句还成。”——梁武帝《子夜四时歌·春歌四首》 ( 之一 ) ：“庭中花照眼。”
艳阳《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 ( 之一 ) ：“偷眼艳阳天。”——鲍照 《学刘公干体诗五首》 ( 之三 ) ：“艳阳桃李节。”
哀弦《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 之一 ) ：“哀弦绕白雪。”庾信《王昭君》：“哀弦须更张。”
玉琴《暝》：“收书动玉琴。”——江淹《清思诗五首》 ( 之四 ) ：“清风荡玉琴。”
陈注中语词渊源定位于宋朝诗人的，往往也有错讹。如谓“潮汐”一词谓出王安石诗，实出谢《同咏坐上所见一物·席》；“暝宿”一词谓出黄庭坚诗，实出陆《以诗代书别后寄赠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注释方面的突破首先是给校定带来了莫大的方便。如《月中行》一篇，有萧纶《代秋胡妇闺怨诗》为据，校雠者可以不必在不同版本的“泪尽梦啼中”、“啼尽梦魂中”、“啼尽梦中魂”、“啼尽梦啼中”之间游移不定。再如《渔家傲》“赖有蛾眉能缓客”一句中的“缓客”，现存经见版本中的大部分包括陈注本并作“暖客”，陈元龙以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暖客黑貂裘” ( 此句《全唐诗》作“暖客貂鼠裘” ) 注出处。唯《西冷词萃》本作“缓客”，因“缓客”一词并不常见，校雠者颇费踌躇，精于校雠学的郑文焯校云：“‘缓，诸本并作‘暖'，疑讹。今从《词萃》作‘缓'。”郑氏虽然凭直觉作出了正确取舍，但校雠家仅依版本和语词渊源为过硬依据，故吴则虞先生校曰：“《词萃》作‘缓'，郑刻从之，但未知何据也。”其实“缓客”一词出自梁武帝《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缓客承别酒”，据此可知周词承梁武帝诗意，词句的意思是“幸好还有美丽的歌女持觞劝酒，能让客人推迟启程的时间”。“缓客”词义既明，豁然可知“暖客”一词与周词词意不侔，这样也就可以凿凿有据地用“缓客”取代“暖客”，而不必持郑文焯首鼠两端之论，授人以疑惑矣。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以宋代文化精神对周邦彦词进行整体观照时，借助《清真集校注》对陈元龙注《片玉集》的突破性成果，可以给周邦彦词的语言风格以更为准确的定位。
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宋代总体文化精神主要表现在尚统、尚理、尚博、尚雅、尚意、尚韵、集大成意识等几个方面。正是由于宋代文化精神的浸润，唐宋词虽然同为词体，但其内质之异已经犁然可分，所以说“《花间》犹唐音也，《草堂》则宋调矣”⑦。这里的《花间》，虽然特指后蜀赵崇祚裒合的晚唐温庭筠及五代词人 ( 作者十之七八为前、后蜀词人 ) 词集，实际上包括自盛唐至晚唐“杂用胡夷里巷之曲”⑧的唐代文人词、五代文人词 ( 南唐词除外 ) 、民间词 ( 如敦煌歌词包括《云谣集杂曲子》) 等所有唐五代词。《草堂》，是《草堂诗馀》的简称。这是南宋书坊编集，为征歌而设的宋词选本，其原本不存，增修本所选近百家，以周邦彦最多，秦观、苏轼、柳永次之，由此可知所谓“宋调”就是具备时代艺术特征的所有宋代词作的代称；从这个选本入选的数目不难推知周邦彦词可作为符合宋代文化精神的“宋调”代表。时代文化精神的各个方面无疑对一代文学的风格形成都具有极大的影响，但宋代文化精神中尚统、尚博、尚雅精神在词体自唐音而宋调的变化中对宋词语言风格形成的影响无疑更为直接，周邦彦词的语言风格正是尚统、尚博、尚雅文化精神的体现。
尚统者，崇尚正统也，是指宋人在道统、文统方面强烈的归位意识。宋人道统由韩愈而登孔孟之室，文统也由韩愈而远绍两汉三代，故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 ?⑨。传统诗、骚、文、赋 ( 即前人所谓文统，也可称为诗统 ) ，自三代两汉至宋朝，虽然其间不乏发展流变，但文 ( 诗 ) 统正脉相传，万变不离其宗。而词体中令词最早可能起自盛唐李白，最迟至唐中叶，即有慢曲子行世⑩。词为晚出之体裁的特殊性，使宋人词体的尚统有了是近承唐五代词统，还是打通诗词界域远绍文 ( 诗 ) 统，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区别。从宋词的创作实践看，宋人既保持了词统，宋词成为“唐音”之承韵流响；同时又承两汉三代之文 ( 诗 ) 统，词体由此发生了具有宋代特点的新变，所以，就词体而言，宋人尚统具有崇尚词统和崇尚文 ( 诗 ) 统的双重性。
与此相对应，关于词体之正统，词学界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内容或形式的不同角度，或以词为《诗经》之苗裔，或以词为汉乐府之嫡传，如北宋苏轼、南宋胡寅即持此论；二是以花间派温庭筠、韦庄“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的词作为词统，清朝大部分论者持此说。这两者都是从尊体立论 (但这是两种意义完全不同的尊体，前者是从内容上提高词体的地位，后者则是文体意义上即保持某种文学样式的规范方面的尊体，就词而言，是保持词之为词的特质 ) ，但也关涉到词体的创作方法，词人创作作品时的措辞包括括都属于创作方法的组成部分。与宋代文学思潮相一致的词体创作中字有来历及括成句的方法，对词体语言风格的形成也产生一定的规定性。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词体无论是上攀三代两汉文 ( 诗 ) 统、还是以唐五代词为词之正统，其语词渊源及括前人成句都不能自限于唐宋词，而应该以先秦两汉或以六朝诗为发掘的重要范围。日本学者村上哲见曾这样分析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一词：“这是一首以刘禹锡《金陵五题咏》为底文，并随处括六朝的乐府 ( 莫愁 ) 和谢的诗等，而典雅地咏古都金陵 (江宁府，今南京) 、缅怀往昔的佳作。虽然几乎每一句都是六朝和唐代的诗歌，却丝毫不使人有不协调感，而通过联想可以将形象扩大。这样一种用典的效果，在这首词里发挥得很出色，同时天衣无缝地构成了一个其自身具有完整性的诗的世界。”尽管村上氏在此所举《西河》中“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二句，分别出自《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中复有‘莫愁'声，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谢《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这在严格意义上是语词出处，而非括“六朝的乐府 ( 莫愁 ) 和谢的诗”。然村上氏此语，隐然成为张炎认为周词“善于融化诗句”之空谷接响。而《清真集校注》注释对陈注《片玉集》的突破，可以证明周邦彦是在尚统观念支配下进行词的创作，此与宋人作词既承绪词统又上溯文 ( 诗 ) 统的双重性合若磐笙。
宋代崇文抑武以及盛世修书诱发了文人尚博的文化心理。宋人读书动辄万卷，著书也贯穿群书，务极精博。由读书风气涵茹而成的渊雅博炼的精神气质不期然而然地流露到文学创作中，养成了宋代文学“研味前作，挹其芳润”——炫才耀学的书卷气息。江西诗派虽然在北宋中期形成，但这一流派的创始人黄庭坚点石成金、夺胎换骨、字有来历等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创作理论，实际上是对宋代中期以前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因其深合时代风习，所以也对整个宋代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流泽所被，词体因之也不免堆垛书卷以夸典博，号称词体集大成者的周邦彦更是把这种创作方法推向了极致，这就是刘肃所称赞的“徵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 历”。
就宋人尚博而言，词体之括范围还不应拘限于诗体，而是应该如南宋辛弃疾，拉杂运用《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就宋人尚雅而言，苏轼所说的“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代表了宋朝士大夫有意识避俗趋雅的审美价值取向。在词体中，特别是号称词体正宗的婉约派词体中，渊博与典雅不免互相肘制。就是说婉约词人并非以拉杂为雅，而是在尚统的观念指导下，尊崇各种文学样式的体制规范，要由博炼而趋渊雅典丽。正如清代桐城派古文号称雅驯，他们明确以在古文中不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语、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俳巧语相号召一样，入语词体也有自身的规定性，词体文小、质轻、径狭、境隐特点，使其入语的范围正好与古文相反，不仅不宜用经史中的生硬语，甚至诗中硬语也有未易融化处，正如词论家张炎所说：“句法中有字面，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煅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如贺方回、吴梦窗皆善于炼字面，多从温庭筠、李长吉诗中来。”宋元之际的沈义父亦以此分周邦彦、姜夔之轩轾：“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姜白石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故词中以入韵文中诗 ( 包括词 ) 赋两体的丽词雅语，也就是说采用具备典雅之丽字面、成句为当行得体。王世贞《艺苑卮言》曰：“ (美成 ) 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即是以书史中的生硬语为“雅”，而以诗赋中温软语为“丽”，殊不知，此类“雅字”不仅是周词也是以他为代表的婉约派词人不能也不敢逾越的“雷池”，以此也可见婉约与豪放两派畛域之异同。而且词所括的诗本身，宋人在尚统的观念支配下，因厚古薄今、崇正轻变而往往以年代先后强分雅俗，以诗体为愈变愈卑。周词作为宋代词体淹博典雅的标志，从理论上说，不应该自限于趋雅日远的唐宋诗词，也不应泛入与词体不相宜的经史中。今以《清真集校注》观之，周词语词渊源与括成句除得自从先秦至宋朝的诗作(包括词)之外，也采撷了从司马相如至苏轼几十位赋家的语词，其中以六朝江淹、庾信的藻丽俳语为最，此类括也显示出周词一以贯之的博雅典丽的语言风格。
综上所述，周邦彦词实际上是对宋朝之前 ( 包括宋朝 ) 的特别是六朝诗赋传统进行了历史整合，体现了尚统、尚博、尚雅的文化观念，其语言风格具备深合宋代文化精神的“博雅典丽”之美。周词正是在此“博雅典丽”的基础上形成了“浑厚和雅”、“富艳精工”的艺术特色，而《清真集校注》一书，正可从校注的角度，成为这一结论的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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