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开场语：为什么是孟子
　　在如今谈所谓的“国学”已是一种时髦，儒学似也成为一种“显学”时，讲孔孟老庄、佛经禅修之类，也多见有那些暗藏求名闻利养之心者，总难免会让人生出走调、异样之感。当然，这并不意味凡谈论儒佛之道者都成戏论。凡热闹处，必有掺嘈杂。越是杂音乱耳，真假混淆，也就越需要有纯粹。既然眼前一时难遇，那就不妨在前贤中找。真求学问者，往往孤寂，也甘于冷清。如能纯以一种如张载“四句教”那样的使命与情怀去探究儒佛之真精神者，那一定是与热闹场相疏离的。刘静窗先生就是有这种情怀、这种自觉，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传扬的一位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读书人。
　　刘静窗先生生于民国初年，卒于1962年，属民国时代的一类学人。在这一代学人中，依然有不被时代洪流所裹挟，虽无力回天，却能恬退自守，独立思考，不落“平庸”（借用阿伦特的概念）者；依然多有对传统文化有真同情真体认者，也多有纯粹为学求道怀抱济世之志者。如刘先生以为，读书人所以要读书，要读孔孟圣贤之书，首要的是树立气节操守，做一个能尊重自由尊重民主、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士）。他“斥责乡愿”，赞叹那些“在高压面前能坦荡胸怀和不受屈辱的人格气节”之士，既是有感而发，又是自我警示，透出传统读书人所具有的一种道德自觉意识。对传统文化，先生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者”，乃“久经释、孔教化熏陶也”，职是之故，先生特强调，“身为中华民族儿孙，将承先启后鉴古而开来，则于儒、释两家之学，无论赞成与否，都不可不虚心研究”。同时，先生论衡古今中西文化的特点，辨识各家文化的长短，结合时代与人心人性问题，究明体用，“厥在如何而提高人类文化生活水准”，“唯在发掘真理”，以揭示“生命的积极义、向上义、前进义”。体现出一个读书人的自觉与责任。而这样的一种态度与精神，如结合刘静窗先生一生的言行出处，可以明显看出孟子对他的影响。
　　我们知道，孟子承续孔子精神，孜孜矻矻，特强调万物备我，为仁由己，欲仁斯仁之旨；孟子好辩，辩什么？无非就是辨明善恶是非，贤与不肖。这种精神与态度，长期以来，一直被传统知识阶层奉为士之楷模，也涵育铸就了一代代仁人豪杰、有血有肉之士。
　　另外，正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在孟子的家乡，结合《刘静窗文存》（以下简称《文存》），以孟子的时代意义为题，无疑是有合于天、地、人三者了。对此，暂不予太多的学理上的敷衍，仅做个简单的说明。所谓天，那就是首先得承认人类确有普适性价值的存在，肯认儒家思想、孟子的精神与理念，对人类社会、对人文人性来说具有一定的公理性质，有普遍性意义（当然，人类其他优秀文化同样也有）—这如果用传统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天”“天理”“天道”。
　　又，在孟子的故乡谈孟子，这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还有一层意思需要强调，孟子的思想，孟子的精神，孟子的许多观念，在我们今天这块土地上依然有其发扬的必要与意义。这一点，读二册本的《刘静窗文存》就能感受到，对时代有真感实受者也能认同。这也就是说，无论从大的还是小的方面来看，会议的主题是很接地气的。
　　至于“人”，在孟子的家乡开《刘静窗文存》出版发布会，将两个“当事人”连在一起谈，这也是最适宜不过的事了，于理于礼都应该如此。当然，这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两者间确有关联，是自然而有的，有它的必然，有它的时代意义，而绝不是硬装榫头，找些话题来凑。这只要读一读《刘静窗文存》同样能看到这一点。所以，借用佛教常用的一句话说，这次会议的主题可谓是既契理又契机矣。
　　二、 孟子乃得中国文化之正者
　　说到孟子，他的伟大，他在儒家中的地位，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是无需多说的。千百年来，孟子精神对中国读书人（士、知识分子）的影响，对中国传统知识阶层性格的形塑，（当然也包括对刘先生的影响，这里也仅谈与刘先生相关的。）确是非同一般。刘静窗先生一生推崇孟子，即使以后刘先生的生命投向主要转入佛教，依然不变。所以刘述先以“出儒入佛”来定位静窗先生的学问归趣，只是套语，似不相应。
　　自汉以后，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就一直很突出，尤其到了北宋，一改之前尧舜禹文武周公，再孔子孟子这样承接下来，而开始直接以孔孟并提。如此，道统出来了，独立了，儒家的内在精神由是得到进一步豁显。当然，孟子的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当代新儒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说这是宋儒对中国文化的大贡献，也因此而奠定了之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的主基调，树起了文化脊梁。刘静窗先生推崇孟子，他以孟子类比于佛教中的龙树菩萨，指出“仲尼之有孟轲，犹释尊之有龙树也”。龙树菩萨是大乘佛教的发扬者，或更确切地说，佛陀的菩萨道精神是在龙树菩萨的抉扬下才得以在世间全面地彰显。刘先生还认为孟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正面的，这一点他与熊十力先生有很大的分歧，一直说不到一块去。（其实，熊先生的气质，在个性的某些方面一样有孟子的影响，只是他未能自觉地化其气质之性而已。）刘先生比较孟子与庄子，认为孟子“见道正大”，而庄子“恐未足以言正也”；比较早期儒家另一重要人物荀子，认为荀“虽亦造论精到，睿智可师，比之于孟子，犹夫小家气派耳”。这些都能见出刘先生心目中的孟子。
　　刘先生认为孟子倡扬自由精神，激励独立人格，怀抱平等民主的思想、坚持民本立场（民本与民主是互通的）等，实为得中国文化之正，得人心之正者，也是契合时代的。刘先生以“理性自由”“人格独立”为孟学的精髓，点出“儒家只是就伦常日用处，指出良知，令人自解”，并引孟子“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加以申发，认为这种自由精神不仅是为学之道，同时也是为政之道。此实为一有历史感有时代感的认识，真切又透辟。顺便一提，静窗先生的许多见解与观点，如与他同时代的顾准相比，可以说是别有深刻处。
　　刘先生对孟子的孝道思想也十分认同，特重家庭伦理，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始基，所谓治国平天下都是以家庭伦理为本的，这也是传统，他说：“吾华自昔之教在孝，其行在家，其制在宗法。至于久，宗法不得不移，封建不得不废……虽然，宗法移矣，而孝弟之道犹存；封建废矣，而家族之制未替。”且认为不仅传统中国如此，实乃人类社会的通则，他说：“人群社会之间，自身而家、而国、而天下，东西无二致也。”（说到此，联想到近偶然听到电视播出一条属“公益广告”广告，将这层的关系颠倒着说，显然不合传统。）需要指出的是，刘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虽然在个别用语上还未能尽免时代语言（如“封建”）的“染污”，但总体上有契于传统，又带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如在论到孝与忠各自的特点时说：“孝之道，微而远；忠之道，著而强。前者病在萎颓，后者病在奔激。”其他关涉到公私家国组织等种种关系者均有阐发，限于时间（篇幅），不予类举，有兴趣的读者可读《文存》，尤其是他的《默识随笔》。
　　还值得一提的是，刘静窗与熊十力两位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刘先生不同意熊十力所谓的“奴化”说，而对熊十力以提倡“孝道”为“奴化”之因，并将此归罪于孟子，更不苟同。认为这既不合历史的事实，更与孟子扯不上。只不过，因碍于辈分（这其实是静窗先生的谦德），刘先生当面的表达比较委婉。但在他自存的《随笔》中，给予的批驳就毫不含糊了。刘先生举例说理：“本于天性以言父子，舜尽事亲之道，斯可以弃天下如弃敝屣。君臣依职位分，桀纣残贼仁义，则为人人可得而诛之匹夫。”此为正例。至于“朱元璋始移孟子出孔庙，后复从而尊之，帝者之心，昭然共见。其于孟学，直如冰炭之不同器，风马牛之不相及也”，这更说明孟学对那些专制独裁者所具有的巨大压力，也说明了孟子的光辉掩盖不住。接下来，言辞更为鲜明：“时贤非难帝王专制，并议及孟子孝论，可谓不知本矣。责噎而废食。噎非食也，专制可弃，孝论不可夺也。”这些观点与提法，都是纯而正的。
　　总而言之，纵观刘静窗先生的所思所学，他日常与人（包括与家人）相处相接，以及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乃至他自己在人生、世变、时局交集中的自处之道，尤其是在四五十年代的进退出处与事后的反思，在在可见孟子思想与理念之作用，甚至可以说刘先生是自觉地以孟子的精神作为自己人生抉择的指导。不仅如此，这种影响还在他那个“非常肯定传统”的家庭中发生，在“不是在反传统气氛下长大”的几个儿子（尤其是几个留在身边的儿子）那里得到落实、体现。事实上，这种传统的家教特点与价值，确是相当成功的。在士林中，刘家有“一门四教授”的佳话。培养出多少教授还只是表象，甚至可以说没什么了不起，而尤需强调的是，刘家诸子中，无论学工、学理或学音乐艺术，他们的成就，不仅仅是在各自的专业上，更关键的是，都能守传统遵父教，努力去做一个“正直相扶无依傍”，无“傲气”却有“傲骨”的人，也就是成就孟子所高扬的那种“大丈夫”人格。
　　三、 何谓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
　　关于读书人，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是指那些真为探究真理而读书的人，是达理、明理又知礼的人，不是一般看看书，乃至读了不少书就能相称的。就像现在社会上一般以为的有一个高级职称或那些能发表一些文章出几本书就被称作或自以为是知识分子那样，如果没有担当，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相应的德性，其实根本称不上，不够格。
　　刘静窗先生早年“特别喜欢宋明理学……但宋明理学对他来说并不够”，后又学打坐、学太极，“却仍然感到不满足”，再后转向学佛，始“若有所悟”，尤在遇到沪上高僧应慈老人后，皈依佛门，从此服膺华严。于是，就容易落于表象地被人以“出儒入佛”来指认他的身份与文化立场。身份执着与分别，此为人所常有，给一个标签，一个符号，这的确方便指认归类，但未免简单化。尤其是像刘静窗先生那样以尊尚自由，喜欢独立思考，一辈子念兹在兹探求人生社会真理的读书人，无论是用儒或用佛来限定他的身份与理想都不合适。在刘先生那里，儒佛之间并不相悖。于佛法，虽叹服“（佛）理极精微”，但学佛不在于玄理，还是要落实到“本分寻常间”。而他在临终之前嘱咐儿辈：“要顶天立地，挺起脊梁骨做人。”高扬的，依然是孟子精神。说到“挺起脊梁骨做人”，刘震先先生有个很好的说明：“纵观父亲为人，褒顾（亭林），贬钱（谦益）、吴（伟业），可见他心目中以孝悌为重，但名节更是重中之重，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骨”。重名节，为宋明儒所提倡，也是对孟子精神的发扬，这也是传统读书人（士）所看重的基本操守。可见无论学儒学佛，都在人生的真实受用，这一点，儒佛既不相悖，更无需分别。不仅如此，即使刘先生一生用力最勤的是儒佛两家的学问，但因此而说“他走的是结合儒佛的路子”，我认为还是欠妥。
　　刘先生一生关注学问，但这个学问是生命的学问，而不是那些学院式的、与现实生命脱节的书斋里做出来的学问。刘先生孜孜于探究传统文化的意义，这个意义也是对世道人心的意义。他对今人所推崇的所谓的学术、学问是有保留的，因为其最大的问题就是与自己的真实生命相隔离，与生命不相干，这不是生命的学问，用他的话说：“没有情感的理，只是空理。”刘述先说他父亲“根本反对”他念哲学，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老先生与他儿子（刘述先）的通信，所谈的基本上都是有关《周易》、佛教义理、华严思想等方面的内容，按现在一般的看法，这些无疑都属哲学范畴，如再拓开点说，被视为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刘述先先生自己十分看重的那个“理一分殊”理论的创建（其实宋儒早有此理论），应该受到过他父亲早期向他指点《周易》与华严思想特点的启发，对此，虽然刘述先本人在他的“自述”中没有提，但我还是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如刘静窗先生在给刘述先的信中十分详细地阐述华严理事不二的原理这样的内容，且能看出老先生是有意识地在向儿子传递“中土先贤立身为学”之旨。当然，老先生的本意不是启发儿子去建立什么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体系，不是期待儿子将来成为一能留名于世的哲学家，而是希望他能“理明”“志立”，“知所以为人，知所以应务”，能将学问落实在现实人生上。这就是刘静窗先生心目中的真正的学问，也是传统读书人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学问。
　　关于什么是刘先生眼中或心目中的学问，其子刘任先通过对他父亲与熊十力的比较有一个很好的揭示：“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熊公的终极归属在立言，成为当代新儒家的祖师；父亲的终极归属在亲证，成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典范。”亲证就是身体力行，强调做人第一，这才能称得上“献身”于真理。概括得很好，唯稍需补充的是，就是对“立言”可做些分疏。古人说人生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这没问题，所以儒家也把它接过来用了。但“立功”不是刻意要去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追求个人在现实或历史上的地位。“立言”也不是要做一个哲学家、理论家之类的。我们知道，儒家提倡的是“为己之学”，这是对“立德”而言，至于“立功”“立言”，则纯是“为他”的、利他的。这也是张载“四句教”的精神。如借用佛教的概念，做一个方便说明，那些带有事功的事业，乃是无漏的有为法。
　　因为心态开放，无所执着；因为一心于社会人生的真理的探寻，所以刘静窗先生所学广泛，都不拒斥。其论衡儒佛中西的学问，不设门户，没有成见，不预置高低，见好说好，惟善是从，惟理是从，体现出一个真正读书人的理性。如刘先生论儒佛之异同，确是不带立场，相当的中肯，他说：“自彻法源底言，佛家是极高明的，而儒有所不及。自致世治平言，儒家似较切近可行也。”又谓：“释氏见到处，儒者不曾见得；儒家理会处，释氏却不曾理会也。”但刘先生认为这种不同也只是表现在“用”上“迹”上，且亦非全部。完全不像一般所泛论的，以为“佛家讲‘空智’，儒家则讲‘性理’，一虚一实”，“不能会通”。首先，刘先生认为佛家的理想固然“非一切世间常情所可拟议”，“是不可思议的”，但绝非“虚妄”，如“依于现前身心，毕竟可证信故”。如置于一个更大的真理层面下，那么，儒佛没有扞格轩轾，佛教所“揭示同体大悲，和儒家的仁体思想极为类似。《华严》说理事无碍、周遍含容，和中国的《大易》，多有相通。”大乘佛教证空而非“顽空”、“断灭空”，并非“一味专注寂灭境界”，空有毫不相斥。如华严，“就从形迹上看”，与“儒家的正统思想尤为接近”。再申论之：“儒家之大同，释者之极乐，虽观生观寂，趣径若殊”，但“同此真际，同此人生，其所向往终极者，果得从而异乎？”。即使论中西文化，刘先生同样没有那些民族主义之类的情见，而能各见长短，无所偏执，认为“东学足以救西方之穷，西学亦可以济东方之偏”，心态完全是开放的。这些见解与观点，无不体现出他那种追求人类普世价值的人文主义情怀，所谓“夫体用一源，本末靡间”，论学究道，首先得从大处着眼，放平心思，十字打开，然后再较量长短得失，依违取舍，这样才能如实如理，真正见到问题，研究学问也真正有其意义与价值。诸如此类，足见一位读书人的眼界、襟胸及其严肃性。综上所述之方方面面，而说刘静窗先生乃传统意义上真正的读书人，够格！
　　（本文系作者2018 年4 月16日于山东邹城孟府召开的“先立乎其大—孟子学的当代意义暨《刘静窗文存》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刘静窗文存》（全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12 月出版，定价：166.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