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振声出生。这一年，“天朝上国”被“英夷”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
　　同治十三年（1874），王振声考中进士。这一年，直系首领吴佩孚和辛亥元勋黄兴相继出生。
　　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振声先后出任会试同考官和殿试监试官；正月十四日，他记下《癸卯春闱日记》的第一条：“上谕：会试知贡举，著松寿去，钦此。”这一年，邹容在上海发表了振聋发聩的《革命军》，章炳麟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案爆发。
　　民国十一年（1922），王振声因病辞世；十二月二十四日，《心清室日记》落下最后一笔：“倦怠，睡多，不言，扬头上视，请徐愈斋拟方，六君子加熟地附片。”这一年，北方直奉爆发第一次大战，南方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国共两党开始探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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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好的时代，对于曹刘关张诸葛孔明司马仲达们来说；这又是最坏的时代，对于阮籍嵇康陶渊明李清照们来说。王振声或许是不幸的，未能一睹康乾的盛世，而生逢这样一个亘古未有的变局之中。他不是一个时代弄潮儿。这也不是他的志向。他只是一位承家学、善书画的传统士大夫，按部就班地做着不高不低的官，交往着同年同僚亲朋，操心着子孙的学业职业。他积极地过好人生的每一天，纵然是生命的最后岁月也要逐日记下每天的病痛症状，请的大夫，开的药方，分析得失，慎重恰如举子应试时的每一次落笔。
　　从王振声遗留的《心清室日记》所载其二十余年的日常起居、宦场行踪来看，他一生中能够称得上具有“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履历也就只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光绪三十年（1904）担任会试同考官、殿试监试官、会试监试官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守徽州府这两段。
　　就这两段经历而言，作为官员的王振声是恪尽职守的，或许可以称得上“循吏”。如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三十日，身为会试监试官的王振声在“申刻接布政使咨文三封五件，因系封口，不知何事，遂拆阅，不过照例知照之事，惟不由巡抚咨知贡举，竟由藩司直投内帘，不合体制。当时未便驳回，旋即致函知贡举熙菊朋，并将原文送阅，嘱其与巡抚晤谈，嗣后凡外文不得竟投内帘，应咨知贡举转移会内帘，以符体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二十八日，刚刚到任徽州府，他即“到省考查研究学务，酌定许与鲍振炳二人，并议办初级师范学堂添设蒙学堂，发禁赌告示、查禁讼棍告示、关防告示”，次年正月初二日、初三日，又先后“早晚与幕友同席闲谈，饬谕警察局禁赌简明告示再缮多张，遍贴街巷，派兵勇认真稽查”，“定议中学堂由书院移设贡院，腾出紫阳书院，立初等师范学堂”。切实践行了他在补授徽州知府觐见谢恩时对慈禧太后的承诺：“少停，皇太后谕：‘时世艰难，应饬州县官认真勤事，不可因循怠惰。现在兴办学堂甚要紧，须多设蒙小学堂以开民智。’问：‘汝看民智如何？’口奏：‘京师省会风气已开，惟偏僻小邑尚未开通，宜善为晓谕劝导。’”（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条）
　　光绪三十二年（1906）遭逢岁歉，徽州米价昂贵（每石七元零），他又集思广益，筹办平粜，一则限定米价，严格饬令米商平减；一则严禁私运米石出境。当沵渡发生饥民抢米店事时，一则派“刘典史前往劝谕”，一则请“参将派员代兵丁弹压”。恩威并施，以裕民食，使得徽州平安度过这次荒年。
　　两年左右的地方官生涯，虽然做有声有色，“造福新安，士民称颂”（朱寯瀛语），他却是累了，日记中常常记下“连日夜汗，体倦不爽”“今夜又不成眠，精神疲倦”的病症。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经与家人慎重商量，捐升遗缺，解组而归。
　　此后的日记，或许可以说乏善可陈，内容多是日常起居、亲朋往来，有时甚至只有简单的天气状况。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初一日：“是日晴。午后出城，到清秘阁刻图章二方，顺治门大街回拜许际唐，顺拜何闰夫畅谈。”初六日，“是日晴”。 ……
　　这就是王振声，一个传统士大夫的坚守与日常。或许也是那个风云际会草莽龙蛇时代大多数人的日常。
　　（《王振声日记》，凤凰出版社2017 年6 月出版，定价：6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