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或许受到了邻邦学风的影响，白居易研究也日渐受到中国学人的重视，成果迭出。在文献整理上，继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顾学颉《白居易集》整理本后，谢思炜先生完成《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两部力著，全面提升了白居易研究的深度。在研究方法上，近三十年来，受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影响，实证诗学在古典诗学领域日渐勃兴，大大发展了钱谦益以史证诗的研究方法。新近出版的文艳蓉《白居易生平与创作实证研究》也是一例，作者多受胡可先先生近年学术思域的引导，注重搜罗新见文献，所获甚多。

　　如新近出土的白居易自撰的《楚王白胜迁神碑》一文，真伪莫辨，作者将其所记与白居易《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对校发现后者“代为名将”之“代”为“咸”之误，解决了新见碑与白居易传文的矛盾，又以新出的《白敏中墓志》对照，证其“包”为“邕”之误，确认了《楚王白胜迁神碑》一文的可靠性。此论甚有启发性，白居易素惜自己的诗文作品，保存尤全，此文若作于大和五年，不可能不被收于文集之中。此文当非出于白手。且碑文言“裔孙白居易撰，微之书”。在白之后直连微之，又未记元稹职名，极不合当时行文本例。然而，碑文称“大和五年正月，余守河南，前相国武昌军节度使元稹书至……其年五月五日安神于龙门之南阜”。元稹暴卒于本年七月，一月来书，五月书碑，于事理可通。作伪者或了解两人情况及关系，或据今已失传之文献，故所述内容与白氏所述多有相合。七十卷本《白氏文集》完成于会昌二年，当时已有流行，传抄中已有伪作混入，故《续后集序》中特言：“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这表明其时他已见到一些不是自己的作品混入各类传写本中了，在其身后，托名于他的作品应会更多，此碑或许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碑非唐物，但其中或存白家相传的家史信息，只是作者对碑文的真伪辨析尚少。

　　关于白居易的姻亲关系，之前或言新旧《唐书》所载白之妻为杨汝士、杨虞卿之从妹，杨虞卿又是牛党骨干，白居易政治立场当归为牛党；或又以白居易几度分司与求外任之举来断定白氏厌恶党争，在牛李之间采取了超然的态度。本书作者不仅全面梳理了白居易与杨氏家族之关系，而且利用前人较少关注的欧阳修撰《杨侃墓志》及新出墓志《杨宁墓志》、《杨汉公墓志》、杨汝士撰《唐故濮阳郡夫人吴氏墓志》，对杨氏家族成员的关系，进行更准确的说明，指出杨汝士、杨虞卿、杨汉公、杨鲁士本为一家兄弟。再由《白邦彦墓志》看，白氏与杨氏保持了几代姻亲关系，白居易与杨氏兄弟关系密切，其在当时即想超然也是不容易的。此论可成，则对《北梦琐言》《资治通鉴》所载李德裕排挤白居易之事就不需怀疑了。

　　作者于白居易交往考述中，对卢载与卢贞之别用力颇多，运用新出的卢载自撰墓志及卢载夫人墓志，参以穆员所作卢载父墓志中记录的卢氏兄弟之名，论证元白集中所言“卢子蒙”即为卢载，他原为元稹好友，两人都有过丧妻之痛，并有过悼亡诗交往。又于白集中寻得《览卢子蒙侍御旧诗多与微之唱和感今伤昔因赠子蒙题于卷后》一诗与“七老会诗”中卢氏职名对应，说明白集中“卢贞”为“卢载”之误。又详考卢载（子蒙）与卢贞（河南尹）之生平及与元白两人的交往，基本将这一疑案断明了。

　　由于比较关注新资料，本书视角颇新，能对传统课题开拓出新思路，颇有启发性。如关于白集版本问题，作者不局限于传统的版本叙录，而将各类文献中关于白居易诗文的石刻文献也罗纳其中，整理出一系列材料，从石刻这一传播方式上展示了白氏文本的流传与影响。这些石刻文献有二类，一类是白居易在世自己刻的，由作者罗列的材料看，白居易从江州时到杭州、苏州任职及至洛阳任河南尹，从元和到大和近二十年里，一再有刻石之事，显然，他已有意识地以石刻作为作品的流传方式；另一类，是后人对白氏作品的石刻，如《宝刻类编》卷七记：“白居易题袍诗。行书。武成元年二月二十三日立。成都。”宋陈舜俞《庐山记》卷二记：“今有陈氏祠堂，有保大、中移寺等三碣。好事者刻白乐天《游大林寺》诗并前后序次石于屋壁。”二则材料说明在前蜀、南唐时白氏诗歌仍非常流行，以至有人将之刻石。此事也可见出唐末五代时确实存在过追捧白居易的风潮，所以，这类材料对于研究白居易接受史是极有意义的。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文献视野开阔，对日本相关的文献收搜较丰。白居易约在大和年间已传到日本，会昌四年慧萼将《白氏文集》七十卷本抄回日本后，历代传抄，流本甚多。这些抄卷、遗迹与著录资料不仅为日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关注，也是日本国文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积累了丰厚的成果。日本现存的各卷白集抄卷，是印刷时代前最原始的书籍资料，其书籍史价值不亚于敦煌文献。本书对此作了较系统的梳理，如小野道风笔《玉泉帖》、《三体白诗卷》十首，藤原行成笔《白氏诗卷》八首、《后嵯峨院本白氏诗卷》二十一首，伏见天皇临模藤原行成本《白氏诗卷》一卷（《白氏文集》卷十三共十三首诗），藤原佐理笔《新乐府》，尊圆亲王临模本《白氏诗卷》一卷（《白氏文集》卷十三等六首）等，共五十四则，多为平安时代遗迹，这些虽是作为书法艺术而流传，但仍具极高的文献价值。如嵯峨院卷本中所录《题文集柜》中“前后七十卷”一句中“前后”，与通行刊本“前有”有别。本诗是白居易结集的重要记录，全文是：“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诚知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鏁闭，置在书帷前。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由本诗在全集中的位置看，本诗约作于大和九年（835）至开成元年（836）间，白居易六十三、四岁，在洛阳为太子宾客分司，有《东林寺白氏文集记》一文记其编集事，曰：“今余前后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编次既毕，纳于藏中。……太和九年夏，太子宾客晋阳县开国男太原白居易乐天记。”所提作品的数字与诗相符，但文作“六十卷”，诗作“七十卷”，两者不符。若依诗意，作诗之时，白集已有七十卷，而这又与此后开成元年六十五卷序与开成四年六十七卷序中所叙六十五卷3255、六十七卷3487篇数有矛盾，故此“七”只能为“六”误，“前后七十卷”正与白集之初分“前集”“后集”之事相合，日本传本表明本诗传写确实有异文，也为校改误字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又如文中介绍日本诸多传本，其中有二类尤有价值，一是除了已知的金泽文库抄卷外，又介绍了几种传本校记、识语，这些校本前后相承，保存白集传本诸多信息。如岛田翰所记应安六年（1373）前刊本、林罗山《林家白氏文集跋》、阳明文库藏《白氏文集》校语、蓬佐文库本校语等，其中提及的“古本”、“折本”多是今已失传的宋刊本，如天海校本利用梶原性全本与那波本校对，其中抄录了1188、1121 年校读者的识语，还留存了1075年平祐俊本的记录，表明日本流传之白集除了慧萼抄本这一系统外，同时还存有另类传本，宋刊本可能较早即已传入日本，但并没有取代古抄本。另一类是各类白居易集的选本，如《新乐府》类有1324 年写本，卷中白氏自注极多，多不见于宋刊本中，1288年写本，卷目标识多存古题式与其他宋刊本相异。又，真福寺藏宽喜三年写本《新乐府略意（第七）》、醍醐寺藏室町初期写本《白氏新乐府略意》二卷、《白氏讽谏》本，与敦煌本相近处最多，表明白氏这类诗虽然在白集中数量不多，但却影响甚大，曾以单行本流传过。又，镰仓时代《白氏文集要文抄》、《重抄管见抄白氏文集》及各类《文集抄》等，都留存了中土已失传的关于白集的流传史料。

　　在东亚近世文化共同体中，《白氏文集》的流传是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现象。在白集流行之前，新罗、日本取法唐朝，都以《文选》作为学习汉文范本，这类骈文讲究用典与对偶，学习难度很大，故汉文写作只为少数贵族所掌握。白集流传之后，局面大变，白居易诗文语言讲究显达易懂，语意明了，大大降低了学习的难度，很快就取代了《文选》，成为他们通行的学习汉诗文范本。因此，白集的流行对于东亚共同书面语的形成具有特殊的作用，对于白居易及《白氏文集》的研究必须将韩、日相关文献及研究成果纳入其中，从这一角度看，本书已作了比较成功的尝试。虽然，部分内容稍嫌芜杂，各章节不尽统一与平衡，但是，从总体上看，已经展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方向。

　　（《白居易生平与创作实证研究》（文史哲研究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11月出版，定价：5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