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学头绪繁多，不仅关涉新旧，而且交错中外，即便当事人的观感、见识，亦千差万别，更何况后人审视过往，雾里看花，难免陷入想当然的尴尬境地。如何真切又具体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脉络，除了研究史家和史著，尽最大可能把那个年代“回头看”的文字搜集整理出版，让不同立场、不同高度的同时代人现身说史，众声喧哗，以便后人有所凭借，多方比较，从而领略中国现代史学多样而丰富的面相，对之有近真的把握，不致被后见之明或一孔之见所误导，或以偏概全。例如何炳松，齐思和对何氏评价甚高，誉之“在中国现代史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费墨颇多，然周予同却只字未提，顾颉刚更不承认何氏是史学家，而只谓之教育家；再如，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从中学历史教科书升格为大学丛书，深受时人推崇，齐思和、周予同、钱穆皆有所称述，尤其周氏予以详论，可今人谈论中国现代史学，夏书虽不能不提，但恐怕不占特别显著的位置；周予同谈唯物史观派，首讲胡汉民，而不提李大钊，与时下的认识亦大别；同是回顾总结抗战以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徐文珊、叶蠖生两人的文章立场、观感皆差异甚大；前人和今人都喜谈流派，但当事人未必欣然接受各种标签，如把顾颉刚作为疑古派代表，柳诒徵为信古派代表，他们自己或许都不能接受。顾颉刚就认为中国现代史学不存在明确的流派，强分派别很不合理，如陶希圣、郭沫若、翦伯赞同以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但各人所得的结论距离很远。顾氏更愿意用地域区分史学风格，“以北平为中心的史学家，重实际而注意枝节，往往失之琐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上海为中心的史学家，重概括而追求完整性，往失之空洞，只见森林而不见树木”。（《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文化先锋》，1947年第6卷第16期。）但这只是笼统的说法，落实到某位史家，则又得具体分析。总之，史无他法，只有比较的方法，傅斯年极端地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历史事件虽然只发生一次，不再重演，但一个事件不尽止有一个记载，可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事情每每又有相关联的地方，可比较而得其头绪。（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因此，“回头看”文字的作者不仅是学术实践的参与者，同时也是评论者，诸人所见所评，未必如实客观，却提供了前后左右比较参证的依据，是我们今人穿越回归历史现场不可或缺的媒介，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利用各种目录工具书以及各种图书数据库，尽最大努力搜集1949年前时人所写的各种“回头看”的文字，精心筛选，让更多声音发出，希望能比较全面反映中国现代史学的面貌。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总体格局是偏重于头尾与中段，即古史、近代史和蒙元史，其余重要时期秦汉、隋唐、明代的历史，研究者相对较少。（齐思和：《中国史学界的展望》，《大中》1946年第1卷第5期。）为什么研究古史的人那么多?聂崇岐认为理由不外两种：一古史疑问多，可做题目多；二古代材料少，所费时间自然也少。题目多，材料少，见工较易，成名不难。他更批评投机分子研究古史，走入画鬼一途，因鬼不易见，画得像不像，没有人能做比较。（聂崇岐：《对现在史学界几句诤言》，《现代知识》1947年第1卷第11期。）研究蒙元史渊源于晚清西北史地之学，又受刺激于域外汉学，国内学界欲与外人争胜，故治“不中不西之学”者亦不少；至于近代史（清史）的研究，自然是因为时代的需要，跟现实较接近，新旧各派都很关注。所以，“回头看”文章大多偏重这三块领域，其他所见者少。这种畸形的史学发展，或受西方汉学（或中国学）的影响。蒙元史更不用说，古史研究侧重讨神话传说，近代史注重外交方面，皆与西洋人研究中国史取向一致。因此，齐思和呼吁史学研究要均衡发展，纵向上各重要的断代史，都要有人研究，横向上关注面不能太偏，经济、政治、社会、学术、制度都要有所注意。

　　史学史研究不应只留意学院派史学，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同样是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故收录两篇讨论近代中国的学校历史教育的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历史教育的实况，而不是想当然以为近代史学名家辈出，历史教材编写兴盛，彼时历史教育一定令人满意；以往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事实上只是研究中国史的史学史，几乎不论及中国学者在西洋史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情形，为纠此偏，特收录四篇有关检讨和回顾国内西洋史的文章；左派史学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如何看待对手的工作以及如何评论自己的成绩，对我们深入认识现代史学大有裨益，

　　田炜撰写的《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已完成修订，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承作者雅意，要我写几句话作序。我想乘此机会，略谈一点感想。

　　在各种文字体系里，绝大多数是拼音文字，只有汉字例外，它是使用意符和音符的意音文字。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字形和它所记录的词的音义之间，存在更加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字词关系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由于汉语的字词关系随着时间、空间的推移，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所以要想了解汉语字词关系的整个发展史，首先要对各个时代的语料中的字词关系作深入细致的整理与研究。而地下出土的西周金文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是未经后人转写传抄的“同时”语料，能反映当时的用字实际。过去虽有学者对西周金文字词关系有所涉猎，但还没有人作过系统的整理与研究。田炜的《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一书首次全面尤其1940年代国共两党在史学领域的斗争异常激烈，焦点何在，如何表现，皆需要“回头看”的文章。左派所写的文章，以往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多所忽略，所见较少，故尽可多收；收录三篇以“国故”或“国学”为题的文章，是鉴于内容多关系史学。需要说明的是，评论史家与史书的文字，当然也属“中国现代史学评论”范围，但本集只收录综合性的评论文字，凡评论某人某书，拟另收编于其他资料集。总之，在海量的文献中披沙拣金，难免挂一漏万，期待学界同道的共同努力，不断披露资料线索，以便日后能不断完善这本资料集。

　　本集所收录文献，相当部分为首次整理，尽量根据原本，如有其他各版，则参考校勘，皆径改不出校注。按现在通行的出版要求重新标点。近代文献整理，看似容易入手，实则亦有难度。所收文章大多发表于报刊，错字、别字、衍字和倒误之处甚多（皆径改），加之标点不规范，字迹模糊，对编校者的知识和耐性都是一番考验。每念及此，诚惶诚恐，我郑重向读者承诺，本集所有文献的编校工作，皆本人亲为，如有失误，亦个人能力有限所致。真诚期待学界同行的批评!

　　（《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2月出版，定价：10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