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南宋王朝虽偏安江南，国力有限，但经济繁荣，人口众多，文化灿烂，科技发达，理学兴盛，是华夏文明迅速发展的重要阶段。而在宋代文明的皇冠上，都城临安无疑是最为夺目的一颗明珠，它湖山秀丽，物产丰富，水网密布，桥梁众多，建筑宏伟，街市繁华，是当时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它那无与伦比的人间仙境，见证了数百年历史兴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遗迹，引无数骚人墨客竞折腰，在浩瀚的诗文史著中留下了它迷人的倩影。

　　最近，杭州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杭报集团新闻和发展研究所所长姜青青先生所著的《〈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它以全景式的地图复原和史料考证相结合的方式，为读者真实重现了七百年前的南宋都城临安，展现了一幅鼎盛时期的都市画卷。

　　南宋末年知临安军府事潜说友主持纂修的百卷《咸淳临安志》，是南宋京城临安最为著名的地方志之一，也是研究杭州地方史和两宋史的重要史料，向为史家所称道。“京城四图”是指《咸淳临安志》卷一所附的四幅地图——《皇城图》《京城图》《西湖图》《浙江图》。这四幅地图详尽记载各类地理信息，总计记录南宋时期临安城内外地名信息1582条，不但在南宋城市舆图中绝无仅有，即使在元明清三代也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地图中也是无与伦比。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宋版“京城四图”是现存杭州最古老的地图，也是《咸淳临安志》在海内外唯一幸存至今的宋刻原版地图（《咸淳临安志》原书100卷，国家图书馆藏本现存78 卷，其中宋版50卷，其余为清代抄补）。

　　“京城四图”极为详明地记录了宋代京城的地名，所以非常受人关注，古今有关杭州历史、文化、地理、考古等各类研究和著述中，“京城四图”的被引用率非常高。然而由于岁月的侵蚀，自元代之后，宋版“京城四图”墨迹渐趋模糊，辨识困难；明清时期的各种摹绘图又错讹百出，许多信息过于模糊，给后人的使用和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地图信息“真实性”和“代表性”的丧失，必定会影响学术研究的可信性和全面性。

　　姜青青先生以极大的勇气和细致的工作，对漫漶不堪的宋版原图进行高分辨率电脑分析，并考以巨量文献，与明清舆图对勘，终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通过本书的考释辨析，共纠正“京城四图”宋明清三种版本中的错讹缺失507条。其中清图（道光汪远孙振绮堂《咸淳志》刻本）错讹缺失364 条，占总数1582 条地名的23％；明图（嘉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初刻初印本）错讹缺失138 条，占地名总数的8.72％；宋图原刻误刊5 条，占地名总数的0.32％。清图的错讹缺失率最高，平均每5 条地名中就有1 条错误，而当下学术研究和图书出版中，采用率最高的恰恰就是这个清版。姜先生的系列成果，可谓是对宋版“京城四图”前所未有的整理和科学系统的勘误。

　　二、 通过微观的精细研究，共对443 条宋版“京城四图”的地名进行释疑考证，最终共有425 条地名得以复原或更正，总体复原成功率达到了97.88％，而暂时无法辨识和复原的存疑地名仅为9 条，占总数1582 条地名中的0.57％。这意味着本项成果近乎完整地恢复了宋版“京城四图”原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极大地还原了宋版“京城四图”的真相。

　　三、 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作者在宋版底图基础上重新绘图，最大程度还原了宋版“京城四图”的本来面目，更为接近南宋临安的城市风貌，给读者带来了一套更真实、完整、清晰的“京城四图”。因此，在现代学术研究和图书出版中，已完全可以改变原先只能依靠多有讹误、遗漏、缺失的清版摹绘图的状况——这也是姜先生的著作期望实现的最终目标。

　　复原宋本《咸淳临安志》“京城四图”，其学术意义是显著的。

　　地图在一地区的历史沿革和变迁中，具有概要性、直观性、确切性和可感性；而南宋临安城作为京师之地，“京城四图”也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意义。概括地说，“京城四图”的复原工程，修复了沧桑岁月对它的损伤，最大程度恢复了宋图的本来面目，保持了《咸淳临安志》固有信息的“原真性”，使“京城四图”和《咸淳临安志》整体文献的利用价值、史料价值得到极大的提升，也意味着研究者可以终结长期以来对缺字累累、错讹屡见的明清摹图的依赖。凭藉这样的基础条件，更多的研究方法有了用武之地，临安城文化研究的空间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这项成果，对学术研究的助益不言而喻，对提升学术质量，追寻临安真相，探索历史奥秘，大有裨益。

　　作者不仅以过人的功力，广征博引，审慎考订，复原了数以百条湮没无闻的宋代地名；而且对人们习见的地名，也能探幽索隐，深入浅出，取得突破性的结论。

　　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宋代西湖上是没有“三塔”的，而是明代的一大地标性建筑，并以南宋大画家李嵩的《西湖图》为证，图上根本找不到一丁点小塔的影子。

　　姜著认为，从苏轼修建苏堤时，“西湖三塔”就存在了。元祐五年（1090）苏轼开建苏堤时的奏文中说：“已指挥本州候开湖了日，于今来新开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为界，亦须至立条约束。应石塔以内水面，不得请射及侵占种植。”“已指挥”之句说明立塔之事已付诸实施，可见北宋苏堤建成时，湖上即有“小石塔三五所”。理宗淳祐七年（1247），杭州大旱，湖水尽涸，当时临安郡守“奉朝命开浚，自六井至钱塘上船亭、西林桥、北山第一桥、苏堤、三塔、南新路、长桥、柳洲寺前等处，凡种菱荷茭荡，一切剃去，方得湖水如旧”（《梦粱录》卷一二）。官志《淳祐临安志》上的记载差不多，开浚西湖“先从六井荡地用工，次将钱塘门、上船亭、西林桥、北山第一桥、高桥、苏堤、三塔、南新路柳洲寺前”。这次浚湖范围，“三塔”再次忝列其中。倘若当时西湖没有那三个小塔，官志怎会言之凿凿地提到“三塔”？

　　又如，杭州人白珽创作于南宋咸淳六年的《西湖赋》有云：“既大备于苏公，树三塔于中流，横六桥于长堤。”陈允平（约1247 前后在世）《渡江云·三潭印月》亦云：“水连天四远，翠台如鼎，簇簇小浮屠。”这小浮屠就是小塔。尹廷高（约1290 前后在世）《三潭印月》又云：“坡仙立塔据平湖，天影清涵水墨图。”可见官志之外的南宋民间诗文对西湖“三塔”多有吟咏，与《梦粱录》卷一五“西湖三潭，立三塔镇之”的明确记载完全相符，南宋西湖湖上有塔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文字记载，姜著又以传世的宋明画作，来佐证三塔的存在。南宋宝祐年间杭州人叶肖岩所绘《西湖十景图册·三潭印月》（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恰恰就以湖面上这三座小塔为主角。成化年间（1465－1487）陈让、夏时正纂修的《杭州府志》中的《西湖图》，也有“三塔”的图像，这也印证了“三塔”在明代前期是存在于西湖之中的。

　　明代嘉靖二十六年（1547）初版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宋朝西湖图》仿自宋本《咸淳临安志》中的《西湖图》，也可印证南宋时西湖确实有“三塔”存在。在田汝成的图中，西湖的基本格局和地理标示，与宋本原图并无多大差异，其中苏堤东侧也画上了“三塔”，其位置和宋版《咸淳志·西湖图》基本相仿。

　　但在同样一本《西湖游览志》中，《今朝西湖图》上苏堤以东湖面上却是空荡荡的，根本看不到“三塔”的影子。这是何故？原来西湖“三塔”在明代弘治年间（1500 年前后）不幸被毁，直到明末天启元年（1621）“三塔”才得以重建。田汝成在嘉靖时期写成的《西湖游览志》，当然不可能有重建“三塔”的文字记载，《今朝西湖图》上更不会有西湖三塔的影子了。

　　这样，西湖三塔的历史就比较清楚了，那种认为西湖三塔为明代建筑、且直指国图所藏《咸淳志·西湖图》是清人伪作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西湖三塔”一例，便可领略作者驾驭史料、层层剥茧的本领，他以动态的历史眼光，深入探寻同一地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状况，避免以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和解释历史，完全跳出了许多研究者常见的经验主义加机械主义的窠臼，使他的著作在历史研究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上都达到了令人信服的学术制高点。

　　姜青青先生所著的《〈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既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要课题，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南宋与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的又一力作，相信这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一定会受到学人的广泛关注，得到喜爱杭州历史文化的读者的青睐。

　　（《〈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8 月出版，定价：108.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