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年间敕修的一部规模宏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总目》是修书过程中产生的一部提要目录。这部《总目》多达二百卷，是阅读研究中国古籍最重要的向导。

　　为什么要修《四库全书》？盛世修书，是中国的传统。从周代开始，统治者就希望在治理国家方面从文化上有所表现，所以周公有历史上称道的“制礼作乐”。三国时魏文帝命令大臣修类书《皇览》，分四十余部千余篇，达八百余万言。南朝梁武帝敕修类书《华林遍略》七百余卷。唐太宗敕修《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这些大书都失传了。传世的大书有著名的宋四大类书：宋太宗敕修《太平广记》五百卷、《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宋真宗敕修《册府元龟》一千卷。明代永乐皇帝诏修《永乐大典》，希望越大越好，他亲自过问皇家藏书，建文渊阁以储之。《永乐大典》作为永乐皇帝重视文化事业的标志物，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非常值得骄傲的一部大书，尽管它在庚子事变中已被破坏，存世仅百分之四，但风采依然不减。

　　清代康煕皇帝诏修《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煕字典》。康熙皇帝的第三子成亲王胤祉的门客陈梦雷修了一部一万卷的大书《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用铜活字排印，达五千零二十册。这些都是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文化遗产。

　　乾隆皇帝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帝王，有所谓“十全武功”，怎样在文化上超越前代，怎样超越他的祖父？这个问题自然会提到面前。

　　那么，修《四库全书》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历史上认为有两位学者的贡献不可埋没。一是周永年，二是朱筠。

　　周永年为修《四库全书》作了理论上和框架上的准备。周永年是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藏书。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因为在二百年前的乾隆年间，他就想办一个图书馆。他联络曲阜的大学者桂馥，北京大兴县的大学者翁方纲，把家里的书拿出来，办了一个“借书园”，主要的书都是周永年节衣缩食购置的。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愿意借书给人看的，不乏其人，但是，不愿借书给人看的，却占绝大多数。甚至有的人在书上盖上一方印：“借与鬻人为不孝”。钱谦益绛云楼为当时海内私人藏书之冠，后来一把火烧了，他的朋友曹溶（秋岳）去安慰他。他告诉曹溶：“古书不存矣！”曹溶批评钱谦益：“片楮不肯借出，仅有单行之本，烬后不复见于人间。”周永年就不同，他要主动借书给人看。他自己这么办还不行，还想出个办法加以推广，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儒藏说》。文章缘于明代学者曹学佺给藏书家徐𤊹的信，信中说：“释、道有《藏》，独吾儒无《藏》，可乎？仆欲合古今经、史、子、集大部，刻为《儒藏》。”曹学佺是想编刻一部大丛书，叫《儒藏》，周永年则认为《儒藏》应当作为一种类似图书馆的形式而存在，他希望“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好学之士可以到这里读书。各处《儒藏》内容一致，用别的地方的书活版排印补上，各处互相呼应，互相补充，永远也不会让书消亡。他的设想即使在今天也不落后，那时没有互联网，如果有，周永年也许会第一个宣传互联网。周永年写成《儒藏说》，就到处宣传推广，当然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他是不可能办成这么大的事业的。但是他宣传的《儒藏》是一部包含经、史、子、集的大丛书，要藏在多个地方，内容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是一式多份，藏在多处，而且是供人阅读的。所有这一切，都与后来乾隆皇帝敕修的《四库全书》有很大程度的相似，这绝不是偶然的。周永年为什么被征调到四库馆里去修书，又为什么能成为三百多位馆臣中的四大骨干成员，这与他到处散发《儒藏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关系。所以学术界认为周永年《儒藏说》为《四库全书》作了理论和框架上的准备。

　　朱筠是《四库全书》的直接引发人。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皇帝下旨，要求各地总督、巡抚、学政献书。目的是为了丰富皇家藏书，备学习研究之用。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举到一部大书，那就是《古今图书集成》，他认为这部书“极方册之大观”，是叹为观止的鸿篇巨制。但是乾隆皇帝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不足，那就是“因类取裁”，“不能全载原文”。他认为这样就使许多书失去全貌，无法看到它们的全部。所以，他要求各地献书，以达到“副在石渠，用储乙览”的目的。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些原书，才能“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总之，这次要求各地总督、巡抚、学政搜集图书，是供充实皇家藏书的，没有明确要修一部大书的意向。

　　乾隆的谕旨下去以后，应者寥寥。原因是皇帝下诏求书，是中国的传统，乾隆即位后第六年也下过诏书，要求献书，也是说要“广石渠天禄之储”，丰富皇家藏书。官员们理解为不急之务，所以没怎么当回事。乾隆皇帝这回是认真的，所以，在当年十月十七日下文批评了。他说，下旨快一年了，“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奏录”，要求快快办理。各地总督、巡抚这才认真起来，同时也就有人积极提出建议，其中安徽学政朱筠提出了最重要的意见。那是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朱筠建议开馆校书。他的建议主要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各地献书，由官方抄写副本收藏，原书发还。二是每校一书，要写提要一篇，仿照西汉刘向、宋代曾巩的老办法。三是建议把明代《永乐大典》中所收不经见的书，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抽出来，重新编成一部部单独的书，抄成副本，使丢失的书重新恢复起来。这项工作叫“辑佚”。朱筠的建议经刘统勋主持军机处讨论，开始执行，而且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入手。乾隆皇帝不断增派专门官员负责，由军机大臣刘统勋直接管理。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乾隆下旨：“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二月二十八日开始为“办理四库全书处”专门开饭，派福隆安办理。这样，四库馆就算正式开起来，成了常设机构了。这个机构开始叫“办理四库全书处”，后来叫“四库全书馆”，简称“四库馆”，这些称呼都见于乾隆谕旨。从历史记载看，朱筠是修《四库全书》的引发人，但乾隆皇帝仍是《四库全书》的直接促成者。乾隆在位六十年，修书近八十种，作文一千三百多篇，写诗四万一千多首，他十分自觉地希望从文化上作出传世的成就，这是他逐步酝酿出修一部大丛书计划的内在原因。

　　《四库全书》是怎样纂修的，也是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四库全书》是一部大丛书，收书约三千五百种。丛书就是把多部书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套大书，这套大书所包含的小书都保持着自身的完整性，不被拆散。这就与类书不同了。编类书是为了方便查材料。比如在清明节想写点关于清明的文章，需要关于清明的来龙去脉的材料，关于清明的诗文材料、民俗材料，一查类书，可以找到一大批，显得旁征博引，学问大极了。但清代兴起了考据学，要求更高了，认为类书不是真学问，要求对古书有更系统更深入的认识，乾隆帝对《古今图书集成》不满意就是这个原因。他下令购求图书，正是要搜集更多的完整的原书。在这一点上，他和周永年、朱筠有着很大的共同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修《四库全书》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但是，怎么修法，周永年要修《儒藏》，他干不成，因为没有财力。乾隆帝有财力，可是还需要人才和图书资源。从学术发展看，当时的人才队伍能够支撑这一文化工程。但是收集图书，真正编一部集大成的大丛书，就不那么容易了。

　　由于清初以来屡兴文字狱，更由于私人藏书，世代相传，不愿外借，所以各地官员动员起来了，还不足以办成，还要做私人藏书家的工作。乾隆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一再宣称，抄完副本原书发还；献书的，他挑选善本题诗作跋，风风光光送还原藏书家；派地方官员到家中动员说服；对献书多的如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马裕，赏《古今图书集成》内府铜活字初印本各一部；献书百种以上的赏内府初印《佩文韵府》一部；《总目提要》注明原藏书之家等。经过一系列措施，终于把各地图书陆续集中到翰林院，解决了图书来源问题。

　　四库馆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才，他们一方面校办《永乐大典》辑佚书，一方面审校各地献书，同时还从武英殿库房清理出两批藏书，称为“内府藏本”。经过艰苦细致的挑选，终于从一万多种书中选出约三千五百种，抄写成一部庞大的《四库全书》。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第一份《四库全书》即《文渊阁四库全书》告成，大约用了九年的时间。其后又陆续抄成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三部，合起来称北四阁，分别存于皇宫、沈阳盛京、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其后又抄三部，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浙江西湖圣因寺文澜阁。到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南三阁才全部发下，用了将近十八年。后来又经过几次返工、抽改、补空函，直到嘉庆初年才结束，实际经历了二十多年。这期间在四库馆任职的官员先后达三百六十多人，誊录人员先后约有三千人。翰林院容不下，就把誊抄一项搬到武英殿。这样庞大的工程，对清朝的财政也是巨大的挑战。清政府采取种种办法节约开支。比如誊录人员是自备资费，抄满多少，议叙加官。有一位叫刘清的誊录，议叙县丞分发四川，乾隆五十七年升知县，后官至云南布政使、山东盐运使，人称“刘青天”。再比如总校官陆费墀，因工作出现错误，罚南三阁《四库全书》装潢，结果倾家荡产。《四库全书》纂修过程，至为复杂，乾隆帝经常抽查，对馆臣纪昀等动辄处分、罚俸。但也经常赏赐表扬，新疆进呈哈密瓜，也送到四库馆让翰林们尝一尝。恩威并重，赏罚兼施。馆臣也非常认真，为了解决数据问题，翁方纲等人经常到琉璃厂书店借书。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一旷世文化工程。据统计，文津阁《四库全书》，收三千五百零三种书，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册，近十亿字。

　　参与纂修《四库全书》这样巨大的工程，成全了一批文化学术人物，他们或多或少地因为恭逢盛世而提高了学术声望。这些人的遭遇却等等不一，这里略举几位。

　　刘统勋，四库馆早期的关键人物，可惜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任四库全书总裁，十一月去世。他办事非常干练而周到，比如他制订的办法，在各地献来的书上盖“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官印，约十公分见方，书皮上盖“乾隆某年某月某某巡抚送到某某人家藏某某书几部计书几本”的长方印记，都成为后来辨认四库进呈本的标志物，有了这一标志物，其文物价值大增。这一做法是很高明的。

　　纪昀，是纂修《四库全书》的第一功臣，也是沾光最大的一位。他虽然有《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文集》等传世，但真正让他在学术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仍是充当《四库全书》总纂官。当然他不是挂名不干事的人，而是真正发挥学术主导作用的人。

　　戴震，他进四库馆是靠学问，因为他总是考不上进士，进了四库馆还是考不上，乾隆帝就赏他参加殿试的资格，考上了进士，后来又成为庶吉士。他在四库馆是干细活的，《水经注》、《大戴礼记》、《九章算术》等，都是他的拿手戏，他整理的书总是作样板，是个高手。据说他是经部的主持人，其实他在史部地理、子部天算等方面，都是大专家。后来他患足疾，只能在北京的家中修书，实在不行，就准备回家了。可是生活是问题，托人联系一处书院讲学，只是没来得及出京，就病死了。他算是死在四库馆的。

　　邵晋涵，据说是史部的主持人，此人确长于史，正史的整理多出其手。《旧五代史》亡佚了，也是他从《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的。但同时他也是小学大家，《尔雅正义》是他的优秀佳作。他在四库馆生活也不从容，不得不收几个学生挣点学费贴补生活。

　　周永年，他在四库馆里最卖力，从《永乐大典》往外辑佚书，近万本大书，尘封已久，许多馆臣干烦了，报告皇上：“精华已采，糟粕可捐。”可是周永年太实在，说里头还有很多好东西。于是大家把活推给周永年。周永年就尽心尽力去干了。章学诚《周书昌别传》说周永年目尽九千余册，从中辑出了大量好书。我发现苏轼幼子苏过的《斜川集》就是周永年辑出来的。苏过曾随苏轼流放南方，年纪轻轻就死去了，他的《斜川集》亡佚不传，世人惜之。周永年从《大典》中辑出来，才得以传世。有人说，周永年是子部的主持人，陈垣先生也说他是四库馆唯一的佛学专家，总之是个主干人物。但也不得不想办法赚外快。据章学诚《别传》，周永年先是租了一块地，请人耕种，连年丰收，却年年亏损，原因是成本过高。于是改作买卖，赁了个铺面，找人看着，不久又赔光了。他认为自己的老本行是书，就借了钱编刻科举读物，由于编得太深了，部头也过大，卖不掉，这回不仅大赔，而且欠了债。可以说是屡营屡亏，搞得狼狈不堪。他在四库馆任劳任怨，却没升上一官半职，落得穷困潦倒。

　　程晋芳，江苏江都人，出身盐商家庭，为人特别大方。乾隆十七年考上进士，后来进了四库馆。由于大手大脚，晚年在北京穷得生不起火。乾隆四十九年，他告假去陕西投奔毕沅。因为毕沅喜欢门客，程晋芳希望老了有个依托。谁知到了陕西一个月就去世了，棺材还是毕沅为他置办的。

　　朱筠，作为《四库全书》的引发者，最初方案的设计者，对《四库全书》有特殊贡献。四库开馆时他在安徽当学政，还特别上奏折，说他在大兴家中的藏书，托门人程晋芳管着，让四库馆找程晋芳，代他把书献出来。不久，朱筠犯了错误被撤职了，乾隆帝说他学问还好，派他到四库馆效力，授翰林院编修。但是朱筠曾受刘统勋赏识，刘去世后，于敏中接班，朱筠坚决不肯去拜访。所以于敏中在皇上面前说朱筠办事太慢，不重用他。乾隆四十四年命朱筠为福建学政，第二年秋天又派朱筠的弟弟朱珪代替朱筠为福建学政，兄弟在交接期内，床对床住了半个月。白天朱筠出去应酬，晚上兄弟俩谈到半夜。临别，朱筠流下眼泪。朱珪安慰他，三年后又可相见了。可是，第二年朱筠就病死在北京家中。朱筠是个好客之人，乐于帮助他人。王念孙因为避祸，投奔朱筠。汪中因脾气不好，在老家待不住，也投奔朱筠。朱筠都收留他们。黄景仁穷困潦倒，来北京投朱筠，朱筠收留他。他又挂念母亲，朱筠又为他赁屋，接他全家来北京，联络北京的朋友接济他们一家。后来朱筠到福建当学政，黄景仁又一贫如洗，老母也送回家乡。当时北京的文人有这样一种说法：“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朱筠，字竹君。程晋芳，字鱼门。

　　还有一些馆臣的遭遇也不是太好，我们平常只看到他们辉煌的一面，不知道他们的难处。当时的待遇不高是一个主要原因。

　　（《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全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定价1280.00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