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州（今江西省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南宋四家”、“中兴四大诗人”。今存诗作4200余首，不少是抒发爱国情思之作。薛瑞生先生的《诚斋诗集笺证》（以下简称薛笺）是《诚斋诗集》自1208年（杨万里去世后两年）问世800年来第一部精校全注本，不仅填补了此项出版空白，而且其校勘、笺证成果对《宋史·列传》也有许多补正。薛笺的出版，对宋代文学研究和宋代史学研究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由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学界对宋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宋词而非宋诗。20世纪对宋词的笺注工作相当出色，甚至很多中小词人的作品都被很好地整理过了，但对宋诗则相对“漠然”，像梅尧臣、秦观、陆游、陈与义等虽然得到了很好的整理，但这些成果的产生却并非学术风气的转移而更多地带有注者的个人色彩，除了钱仲联先生注陆游外，一般对宋代一流的大诗人少有触及。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宋学的复兴、诗学研究风气更替及唐宋研究本身的战略转移等复杂原因，学界开始将注意力投向宋集，尤其是标志宋学高度的作家，比如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别集均产生了新的整理本。不过，这些成果多集中在北宋，而南宋则要冷清一些。比如与陆游齐名的杨万里，在钱仲联先生《剑南诗稿校注》出版二十余年之后，尚未有可相颉颃的成果。

　　诚斋诗和剑南诗在南宋可谓双峰并峙，在当时诚斋诗名甚至超过剑南。但《诚斋诗集》自问世以来一直没有一个精校全注本。为补此缺憾，2001年下半年，西北大学薛瑞生教授开始对诚斋诗进行校点编年笺注，至2005年完成了近300万字的《诚斋诗集笺证》，故应是《诚斋诗集》问世八百年来第一部精校全注本。但由于剞劂为艰，直到2011年下半年，最终改定的245万字的《诚斋诗集笺证》方始问世，前后已近十年的光阴。而在此期间，学界已经贡献出了两部杨万里的年谱——于北山的《杨万里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萧东海的《杨万里年谱》（上海三联书店2007）；两部杨万里全集的整理本——王琦珍校点《杨万里诗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以下称王校）、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下称辛笺）。王校为第一部杨万里全集的点校本，其功自不可没，但王校仅做校点，不加注释。辛笺为全集校注性质，有笺证。

　　辛笺与薛笺两相比较，各有轩轾。辛笺的优点在于作品的全备，为诚斋诗文的第一个全注本，可为研究者提供更为全面的研究资料。但短处也很明显，其在整理工作开始前便定下了一个方向，即“对于诗中或文章中所使用的历代史迹、典故、成语不作注释，以避免把这本笺校做得十分繁杂”，注者概括了需注的六个方面，即“人物、时代、地理及名胜、时事、典章制度、各类名物”，这六个方面其实都有限定，概括来说就是基本上只注今典而不注古典。这实际上是历史类典籍整理的要求，以此整理别集，似有枘凿之处。对于不注古典的诗文作品，其阅读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据大致统计，辛笺在诚斋诗的部分约有两千余条注，也就是说平均两首诗一条，这对于阅读来说似还不够。当然，其在人物、地理及时事的笺注上还是下了力气，可与薛笺同参，互为补充。相较于辛笺，薛笺只注诗，自然不够全备，但此似不足为病，因集部整理中诗集向可别行，亦为惯例；其优点则更为明显，即其笺证的专而精、博而深。薛笺共收入诚斋诗4273首。全书有近五千条校语、一万六千多条笺注。如此多的校勘笺注综合起来便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诚斋诗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也为进一步整理打下基础。本来《诚斋集》传承有绪，辑佚的可能性很小。王校及辛笺分别收辑佚之作二十四五首，但其中误收朱熹及陈尧佐诗5首（参见李小龙《杨万里佚诗考辨》一文，《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薛笺排除这几首后仍辑得佚诗30首并残句5则，而且去取甚谨，足见作者用功之深。

　　作者自2001年起，花费10年时间对《诚斋诗集》进行了编年考证、校勘、笺证、注释，作者所下的校勘功夫，根植于他数十年积累的深厚学养，以及对杨万里生平、交游，对宋代典章制度和南宋历史的精细了解之上，故而薛笺之校勘，堪称精良；考证注释，颇为精审。这从对杨万里一生交游人物的考证上即可见一斑：《诚斋诗集》卷帙浩繁，其酬赠寄送诗涉及赠主553人，这些人大多史载不详或名不见经传，薛笺对这些人均钩稽资料，详加考证出335人。这些赠主的考证，比起典故注释不知要难多少倍，因为原作者提供的线索极少，有时需回环考查，方能合榫。其用功之深、用力之艰，令人叹服。作者曾言：“我的古籍整理著作，不是靠古典注释，而是靠‘今典’注释，也就是靠对当时的人文事实的考证安身立命的。”对《诚斋诗集》的校勘注释，无论用“古典”、“今典”，无深赡的功力，面对难点，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这些考证成果，对《宋史·列传》有许多补正，对杨万里学术研究贡献巨大，其价值和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下面再举例细说薛笺的校勘、注释和笺证。

　　先说校勘。薛笺以错误较少的四部丛刊本为底本，以日藏本、递刻本、北大本等15种版本参校，将现今所能见到的《诚斋诗集》版本搜罗殆尽，故在校勘方面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因《诚斋诗集》无善本，包括公认的日本藏本及国图藏递刻本也存在不少错误，有时不要说对校，连理校也无济于事，还需要考证来解决问题。如《和文明主簿叔见寄之韵二首》之一有句曰：“入州非不肯，出伏即相过。”意谓我并非高尚的隐逸之士，像终生不入城的庞德公那样，而是因为在丧服期间，不能来拜访您。显然“出伏”为“出服”之误，可连日藏本与宋递刻本亦作“出伏”，都错了。再如《同李簿养直登秋屏》有句曰：“大范今无寺，秋屏故有基。”各本均作“范”,可这“大范”怎么解释？考《江西通志》卷三八《古迹·南昌》载：“秋屏阁，《阁舆图备考》：在府城北，周益公谓在大梵寺，曾巩云‘西山正且尽’者，惟此阁耳。”始知“大范”为“大梵”之误。

　　再说注释。杨万里是学问极其精深广博的学者，在《宋史》中不入“文苑传”，而是入“儒林传”。其诗中用典，可谓经史子集百家杂陈，且方式十分灵活特殊。如《和谢石湖先生寄二诗韵》之二有句曰：“康鼎才来顿解颐，卢能自笑未经师。”初读起来，“康鼎”、“卢能”实难索解。作者凭借大量资料考证，始知“康鼎”就是匡衡，因宋人避太祖讳，呼“匡”为“康”，衡小名“鼎”。“卢能”就是慧能，因其俗姓卢故。

　　古籍的笺注其实有一个难点，即与制度史相关的部分。因为古典查证是比较确定的，一般的今典也大都有迹可循，但制度史提炼与应用既无法像古典一样一索即得，也不能如今典一样可按图索骥。薛瑞生教授在宋代制度史尤其是职官方面有着非常深湛的功力，这一点在其《乐章集校注》、《东坡词编年笺证》以及《柳永别传》、《周邦彦别传》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在本书中尤其值得称道。如卷三《黄太守元授挽词二首》之一云“五马新通贵，千牛旧不全”，亦似在可晓与不可晓之间。上句“五马”指黄氏曾为太守，然下句则不明所指。薛笺指出：“千牛，即千牛卫将军，分左、右，环卫官名。从四品，诸卫将军中，序位在左、右监门卫将军之下，居于末位。宋制，环卫官皆命宗室为之，亦为武臣之赠官。黄元授并非宗室，当为赠官。《宋史》卷一百六十六《职官六》曰：‘其禁兵分隶殿前及侍卫两司，所称十二卫将军，皆空官无实，中兴多不除授。隆兴中，始命学士洪遵等讨论典故，复置十六卫，号环卫官。’故曰‘旧不全’。”读至此方豁然通晓。如此类在薛笺中比比皆是，然非深于典章制度者不易为。

　　最后特别要一提的，是薛笺以陕西方言入注，并谓若不如此，则有些词语注释即不能到位的观点。细读本书就会明白这并非耸人听闻。如诚斋诗用“大”字处均自注云“音堕”，说明至南宋文化中心南移之后人们已不懂此字读“堕”音，而陕西方言至今仍读此音。又如“阿那”一词，在唐宋诗词中常常出现，仅在诚斋诗中就出现过四五次。《汉语大词典》释为“指示代词，犹那，那个。……宋·杨万里《过南荡》诗：‘垂杨一径深深去，阿那人家住得奇。’周汝昌注：‘阿那，阿读入声如屋，发语词，无义。阿那，亦作兀那，元曲中多见。’”薛先生则指出：《汉语大词典》错注，周注则等于未注，在陕西方言中，“阿那”可做问词，亦可做答词。做问词时读音如“阿答”，做答词时却读音如“屋答”，且与手势相配合。如问云：“你往阿答（哪里）去呀？”答云：“往屋答（那里）去。”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长安曾是十三朝古都，陕西方言影响广泛且深远。

　　改革开放以后，薛先生是最先兴废继绝考据学的学者之一，且以此为基准，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个性。由于薛先生著作校勘精良、笺注精审、考证精密，学术界的引用非常多，权威专家与学者好评如潮。启功先生首先作出极高评价，认为作者考证出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不是赠孙何而是赠孙沔的结论是“一字千钧，定了千年铁案，真了不起”，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给予“考据笺注之功，无出其右”的高度评价。张幼良教授在其《当代唐宋词研究的话语类型》（见《扬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一文指出：“考证整理类话语的多维研究范型，可以举薛瑞生为代表，他的《乐章集校注》和《东坡词编年笺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据了解，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等数十所大学，均将《乐章集校注》、《东坡词编年笺证》列为中文系大学生必读书目。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中华书局），南开大学罗宗强、陈洪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南开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大学中文系教材,均将《乐章集校注》、《东坡词编年笺证》列为《研修书目》与《底本书目》。“现行中学教材凡收柳永、苏轼词者，也以薛著为底本。”（见聂鸿飞教授《中学语文教材古代诗文引用基本书目》）。

　　《诚斋诗集笺证》是薛瑞生教授殚精竭虑打造的一部研究著述精品，薛先生也尝自言此书“是我终生所写十三部书中部头最大质量也最高的一部书”。《诚斋诗集笺证》完工在先而出版落后，令人深感遗憾，但不影响《诚斋诗集笺证》学术的高质量和巨大的学术贡献，倘作比较，可知《诚斋诗集笺证》反而有“后出者尤工”之效果。薛瑞生先生终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及文献整理，于宋代文学及文献研究尤专其力，在海内外影响甚大。已出版专著13部，发表论文百余篇，曾五次获省部级以上图书奖。199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乐章集校注》获全国夏承焘词学奖，《诚斋诗集笺证》也已获2011年度古籍整理一等奖，作为本书责编，欣慰之余写就此文，为之评荐。

　　（《诚斋诗集笺证》（全5册），三秦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定价480.00元）